孩子意外受伤，家长指责投诉拉满：在信任危机的今天，新幼师还能撑多久？｜ 幼随笔

镜子

常州市新北区银河幼儿园教师

十几年前我担任班主任时，每天需要带着孩子们饭后散步。有一次，班里三十几个孩子排成长队，我走得不算慢，可队伍在一处拐弯后，队尾便看不到了。就在那个视线盲区，两个走在最后的孩子为了争抢草丛里一只皮球，推搡间，一个男孩的额头猛地撞上了幼儿园的石墙，破了相。  

几个孩子慌慌张张跑过来告诉我：“王老师，有人流血了！”我心里一紧，立刻稳住队伍，请操场上的其他老师帮忙照看，随即带着受伤的孩子飞奔去保健室。保健老师经验老道，一边安抚我别慌，一边利落地为孩子止血，同时联系家长。    

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赶回来要近两小时。经他们同意，我和保健老师立刻将孩子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那是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从磕伤到缝针，始终紧咬着嘴唇没掉一滴眼泪，而我心里却被愧疚填满。

等他父母赶到医院，伤口已缝合完毕。妈妈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满了心疼。为表达歉意，那之后我每天下班都会买条黑鱼或带些零食去看孩子，陪他说说话，另一个孩子的家长也会一同登门探望。      

拆线那天，我又陪着去了医院。我完全能体会那位母亲的心情，不住地道歉。她虽心疼，却格外通理，拉着我说：“不怪老师，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从活动组织角度看，我确实有责任：若我走慢些，等所有孩子跟上再转弯；若不是我一人带队，而有一前一后两位老师照应；若户外活动后我们仔细检查，收好遗留的玩具……可现实没有“如果”。      

这件事在我心中记了十几年。当时园领导并未直接介入，但事后，幼儿园所有低矮墙边都加装了防护包边。      

最近与朋友闲聊，我问：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会怎样？

首先，按现在的保教常规，散步必须两位老师共同组织，以防万一。而一旦出事，家长可能首先要求调监控，查看事发经过，继而追究幼儿园责任。老师会像犯错的孩子般紧张，不仅要反复道歉，还可能被扣奖金；若处理不当，还可能被自媒体曝光，园长也需要跟着老师一起去家庭走访，如果引发舆情，哪里还有精力专注教育教学。      

不知从何时起，所有人都绷紧了一根弦。原本可直接与班主任沟通的小事，也常被升级为“告状电话”直接捅到校长室或教育主管部门——既不想让老师知道是谁反映，又希望诉求被迅速解决。比如：“今天我孩子少穿了一件外套，这老师也太粗心了，能不能给他换个老师？”“最近他总是倒饭，是不是该调整保育员？”“孩子被同学咬了一口，你们老师为什么不及时制止，请对方家长一起来道歉！”……

我苦笑道，若我是2021年才入行的幼师，恐怕也撑不到2025年，如今的老师也真是不容易的。这不禁让我思考，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教师队伍本身是否也在发生改变？  

教师来源与培养机制的变迁，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二十年前，师范专业录取分数相对较高，教师职业在社会上受尊重程度也较高，吸引了不少真心热爱教育、综合素质较好的学生。那时的师范教育注重基本功与实践情怀，很多老师是抱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信念走上岗位的。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支撑着他们在琐碎与压力中保持耐心与温度。

而近年来，随着职业选择多元化，教师职业的吸引力面临挑战。部分院校师范专业的生源质量有所波动，培养周期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被压缩。一些新教师可能尚未充分建立起处理复杂家校沟通和突发事件的信心与能力，便已直面压力。这并非指责新一代教师，而是指培养体系与现实需求之间可能存在落差。当专业自信不足时，面对质疑更容易紧张；而家长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安，可能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

回想2001年刚做老师时，所有教育行为与家园沟通都源于一个朴素的信念：一切为了让孩子养成好习惯、拥有好能力。那时的我们不厌其烦地与家长沟通琐事，反反复复，甚至有些执拗——为孩子挑食、还不会擦屁股、不爱喝白开水……正是这份基于专业自信的细致，换来了家长的信任与孩子对老师的依赖。      

曾有位小学的同行告诉我，她在延时服务后，被一名六年级学生的家长责备“没给孩子梳头发”。我十分震惊：“六年级？又不是六岁，孩子还不会自己整理头发吗？”我也看到，每天早晨入园，有些住得近的孩子也是被抱着、背着，小推车里推着送来，脚不沾地……我也感受到，如今的教育，家园关系中，似乎总飘荡着怀疑与问责的气息。      

是老师不再有责任心，还是孩子变得娇气、家长过于苛求？或许，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整个时代在社会观念、信任机制、教育生态与教师培养体系变迁下的复杂缩影。

曾经，整个社会弥漫着熟人社会的氛围，家长和老师是天然的同盟军。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风险社会，媒体对个别极端事件的放大报道，无形中加剧了集体的防御性焦虑，信任从“默认设置”变成了需要努力争取的“稀缺品”。  

同时，随着生育率下降，孩子成为了家庭的“核心资产”。精密化育儿模式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家长权利意识增强本是进步，但有时滑向维权过度，将教育视为购买服务，将孩子视为需万无一失的产品。

当家庭为孩子包办一切，也就剥夺了孩子学习应对挫折的机会。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不会梳头，根源在于未被给予尝试的机会。问题出现时，习惯“代劳”的家长便容易去寻找外部责任方。      

部分家长担心直接沟通会让孩子被另眼相看，于是选择跨级投诉，希望借助行政力量快速施压。在一个高度焦虑、信任缺失、责任边界模糊的时代，家长和老师这两个本该最紧密的盟友，被系统性地推到了对立和防御的位置上。      

并非老师全然失去了责任心，而是他们的职业热情与责任心，被问责氛围以及有时自身准备不足的无力感所消耗。也并非孩子天生娇气、家长天生苛求，而是他们被“不能输”的焦虑、过度保护的文化及对教育的片面认知所裹挟。      

如今，依然有无数好老师怀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初心在坚守，也仍然有很多信任支持并形成合力的家庭，但要全面重建和谐互信的家园关系，需要的是整个生态的共同努力：社会需要更客观的舆论环境；学校管理者需敢于担当，建立公正机制而非无原则妥协；教师需要在专业上持续精进，重建权威与自信；家长则需尝试恢复信任，明确边界，学会放手，与老师结成真正的“教育共同体”。      

各自尽责，放松身心，回归初心，唯有如此，才能让教育回归到那个基于信任、理解与共同成长的朴素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