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为什么孩子
变得“不好带”？
“有没有觉得现在带10个孩子，比十年前带30个孩子都难带？”我们常常听到幼师发出这样的疑问。
30人以上的大班额是幼儿园的常态，40、50多人的超大班额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人口稠密、教育资源短缺的地区比比皆是。
近几年，随着生育率降低，很多幼儿园班级的人数减少到30人以下，加上几个请假的，全班人数才20出头，使得三教一保的配置更加科学、人性化，让孩子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
即便如此，依然会有很多老师觉得“不好带”，甚至比10年前有30、40个孩子时还不好带。这是为什么呢？
■无限放大的任务与责任
繁重的行政任务、复杂的条条框框自然是首要原因，这些内容剥夺了老师大量的时间精力，导致老师在正常带班时感觉力不从心。
教师的制度责任被放大：安全、健康、卫生、环境、教案、记录、评估、保育责任、突发事件处理……哪怕一点细节没做到，很可能被追问、被投诉，十几年前这种制度压力没那么重。
安全压力空前巨大是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之一。在社会舆论和法律规定下，幼儿园的安全责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孩子不能有任何磕碰、擦伤，否则老师就可能面临家长问责和园方处罚。这种“零伤害”的要求迫使老师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盯防”，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心理压力巨大。十年前，孩子跑跳摔跤被视作正常，现在可能是一场“事故”。
这些年还有一个新现象：关于幼师“虐童”的案件和虚假谣言在网络上满天飞，导致部分家长对老师非常不信任，孩子受到一丁点儿委屈或者疑似受伤，家长就会质疑老师虐童、霸凌，通过报警、上网发布、投诉教育局等方式施压，导致老师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教育方式的转变：从集体管理到个性化支持
以前的老师觉得带班轻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集体教学、集体管理，什么都是老师规定好的，孩子齐刷刷做一切事情，当然好带。
教龄12年的王老师说：“我在幼儿园待了12年，见证了不少变化。我还带过40个孩子的班级，那时候虽累，但‘整体管理’是重头戏：点名、做操、游戏、集教活动、午睡……流程固定、节奏感强。孩子们也没接触太多复杂的教育资源，行为界限比较简单，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老师说‘不’，孩子就基本顺从。
但现在，家长、社会、园方对‘优质教育’‘个性培养’‘情绪教育’‘探究式学习’这些都很重视。带一个20多人的班，我不能只是‘做游戏、看安全’，还要设计活动、观察‘发展轨迹’、对不同孩子做不同延伸。比如说，一个孩子语言很强，我就要想办法给他高一点的语言挑战；另一个孩子胆子小，就要设计合作游戏、引导他融入集体。这个因材施教的要求，让每个活动都像是一堂小型课程设计。”
教龄18年的常老师说：“回头看看，以前从表面看孩子是很多，但那时候家长的期待没那么高，老师也比较粗放式管理——安全第一，纪律、秩序、基础习惯是重头。孩子稍有吵闹、跑动，老师就压一压、喊一喊，整体秩序可以维系。
但现在不同了。就算一个班只有20个孩子，我也不能放松。家长、园方、教研部门、外部评估、家长可能去旁听……大家都在看孩子在园的细节——语言、社交、情绪管理、探究能力、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创造性……都要有‘轨迹’可见。
所以我必须天天做观察：哪一个孩子今日情绪不好？是因为被忽略了？是因为游戏不合适？哪个孩子在角落没动？哪个孩子和别人有摩擦？哪一个孩子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多少孩子在画画、沙水、建构时停留时间？我要记录下来、反思、第二天调整。
现在很多年轻老师和家长都非常重视‘幼儿的权利’‘游戏自主’‘情绪表达’，孩子们对规则、自由、主动性的要求比以前强。在集体活动里，有孩子可能随时提出‘我不要’‘我想自己’……这种即时反应要处置、还要尊重。
真的不是孩子少就轻松，而是对每个孩子的关注、跟进都被拉高了。这个量化、精细化、责任放大的工作，常常让人觉得带10个比带30个还累。”
随着教育理念不断更新，幼师需要持续参加培训、学习新知识，以跟上时代步伐，这也是一种精力和时间的投入。
■孩子本身的变化：个体更突出，能力却“退化”了
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接触的事物多，思想更早熟，个性也更鲜明。老师无法用“一刀切”的方法管理所有孩子，需要花大量精力去观察、理解并满足每个孩子的独特需求和情感。
与此同时，孩子的基础能力普遍减弱：由于家庭养育更精细化（“4+2+1”家庭模式），很多孩子入园时不会自己吃饭、穿衣、上厕所，需要老师投入大量的生活照料精力。以前的孩子在这方面通常更独立。
城市里缺乏游戏空间，孩子与同龄人自由玩耍的机会减少，更多是结构化活动。导致他们缺乏解决冲突、轮流等待、表达情绪的经验，在幼儿园里更容易出现社交摩擦，需要老师不断充当“裁判”和“教练”。
很多孩子从2岁就开始玩手机，短视频、电子游戏的即时反馈模式，使得部分孩子对课堂上需要耐心聆听和参与的活动兴趣缺缺，注意力难以集中，增加了课堂管理的难度。
■家长与家庭教育的变迁：期望更高，配合度更复杂
现在的家长普遍学历更高，对早期教育非常重视，但有时也伴随着焦虑。他们对幼师的要求不再是“看好孩子别出事”，而是希望孩子能在认知、情商、艺术、体能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这种高期望转化成了对幼师工作的巨大压力。
家长的育儿理念五花八门，有的崇尚“鸡娃”，有的坚持“佛系”，有的过度保护。一些家长懂很多教育理论，会用“心理边界”、“感统失调”这些词来和老师讨论。老师要在尊重不同家庭理念的同时，坚持科学的教育原则，平衡各方，难度很大。
部分家长对老师的工作缺乏信任，容易因孩子的一点小磕碰或情绪问题就提出质疑甚至投诉。孩子今天吃饭慢了点，马上有妈妈私信问：“老师，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味？”孩子膝盖上有个蚊子包，照片就发过来了：“老师，麻烦关注一下，这是什么？会不会留疤？”老师需要像“公关专家”一样，小心翼翼地与不同类型的家长沟通，解释情况，这个过程非常耗费心神。
同时，家园沟通成本急剧增加。十几年前沟通主要靠接送时当面说，现在有微信群、家园联系APP、电话等，信息轰炸永不停歇。老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拍照、拍视频、编辑通知、回复消息，生怕遗漏。
02
我最怀念的
是那种教育的松弛感
教龄25年的资深园长张玲玉园长说：“以前，幼儿园是社会和家庭的‘缓冲带’。家长把孩子送来，信任我们把孩子教好、带好。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去实施我们的教育理念，带孩子去沙地里打滚，下雨天踩水坑，因为我们知道，弄脏了衣服，家长不会责怪，反而觉得孩子开心、锻炼了身体。
现在，幼儿园成了家庭焦虑的‘聚焦点’。社会对安全的容忍度降到零，家长的期望值升到顶。我们做了精美的PPT、详细的成长档案，但孩子们真正在户外自由奔跑的时间却被压缩了。为什么？因为怕出事。我们花在证明我们在教育上的时间，超过了真正进行教育的时间。
更深层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转移到了幼儿园。很多父母工作忙，孩子由老人带，或者用iPad带。孩子带来的问题，比如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暴躁、社交困难，都是家庭教育缺失的后遗症，却要我们老师在幼儿园这个终端来解决。我们不仅要教孩子，很多时候还要默默地‘补课’，补生活自理的课，补情绪管理的课，补如何与人相处的课。
我带了整整一代人。我最怀念的，不是孩子数量的多少，而是那种 ‘教育的松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