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民办园的安全困局,谁来兜底?
马利民
2025年12月23日的江西彭泽,冬日的冷雨浸透了响水村的每一寸泥土。
澎湖湾幼儿园园长罗细红驾驶着SUV,载着7个年的孩子行驶在村道上。这条路她走了无数遍,熟悉得能叫出路边每一户人家的名字。可那天,湿滑的淤泥路成了夺命陷阱,车辆失控冲入三米深的池塘,8条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傍晚。
当打捞上岸的孩子被排成两排躺在地上,当罗细红的丧葬费需要远房亲戚凑钱,这场悲剧撕开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伤痛,更是乡镇民办幼儿园在生存与安全之间的艰难撕扯。
谁能想到,这位被家长称赞“对孩子有耐心,调皮娃都服她”的园长,会用私家车接送孩子?
澎湖湾幼儿园曾是镇上的“明星园所”——2016年获评优秀民办园,2018年成为普惠性幼儿园,最鼎盛时园内有200多个孩子。为了留住生源,接送服务成了园所的“标配”。早些年,罗细红也曾贷款买过两辆合规校车,可随着公立幼儿园入驻、新生人口锐减,园所生源跌到不足百人。为了节约成本,校车缩减到一辆,专业司机被辞退,园长亲自上阵,用自家SUV穿梭在弯弯绕绕的村道上。
每学期2000多元的学费,和公立园相差无几;750元的接送费,是压在家长肩上的担子,也是园所微薄的营收来源。罗细红的朋友圈里,一半是孩子们的笑脸,一半是生活的负重——她要供养四个孩子,偿还200多万的场地贷款,撑起一家老小的生计。
这场悲剧的导火索,是那条布满淤泥的村道。有村民说,晴天路过都能感觉到车身打滑,雨天更是险象环生,有人骑车摔倒、有人报警反映,却始终无人重视。当生存的压力大过安全的考量,当合规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悲剧的发生,似乎早已埋下伏笔。
罗细红的困境,不是孤例户。
在云南偏远山村,曾有一位民办园园长杨映棠,用2万元起家办园,最艰难时只能招聘初中毕业的老师,靠临时找人应付检查。她的园所收费从每学期300元涨到1800元,却依然抵不过成本上涨、生源流失的压力,最终只能转让园所。
数据是冰冷的佐证:自2022年起,全国幼儿园数量连续三年减少,2024年降至25.33万所;乡村在园幼儿数连续6年下降,减幅达43.93%。在人口出生率下滑、公立园挤压的双重冲击下,乡镇民办园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为了活下去,他们压缩成本:减少校车投入、降低师资标准、简化安全措施;为了留住生源,他们又不得不提供接送服务,在政策的红线边缘铤而走险。
可安全,从来不是一道可以讨价还价的选择题。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早已明确,接送幼儿应当使用专用校车,驾驶人需取得相应资格。但在现实的困局面前,这些规定显得如此苍白。当民办园的营收连维持基本运营都捉襟见肘,当普惠性补贴迟迟无法足额到位,当乡村道路的安全隐患无人问津,“安全第一”的口号,终究抵不过“活下去”的迫切。
8条生命的逝去,是一记沉重的警钟。
我们不能苛责一位在夹缝中求生的园长,更不能让悲剧只停留在“痛心惋惜”的层面。乡镇民办园是乡村学前教育的重要补充,它们的存在,承载着无数留守儿童的童年。
如何让普惠性补贴真正落到实处,减轻民办园的运营压力?如何完善乡村道路的安全设施,筑牢出行的第一道防线?如何平衡公办园与民办园的发展,让孩子们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能享受到安全、优质的教育?
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关注学前教育的人去深思。
冬日的池塘早已恢复平静,可那些逝去的生命,不该被遗忘。
愿每一个孩子的上学路,都洒满阳光,没有泥泞;愿每一所幼儿园的坚守,都能被温柔以待,不必在生存与安全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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