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人口大趋势来看，低生育率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且我们未来会长期面对。教育发展与人口状况息息相关。随着我们国家也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认真思考并实践探索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很重要且迫切！
21世纪以来,追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也明确提出“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这一发展目标。建设高质量学前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系统工程,期间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出生人口约为956万人,成为1949年以来新出生人口数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也是总人口近61年来首次迎来负增长。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生育率变化跌宕起伏,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不仅会引发系统性人口风险,还会冲击政治、经济与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
2021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并“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低生育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变局”。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和起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需要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与主动求变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口问题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对整个社会的运转发挥着渗透性的影响作用。早在19世纪,“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便抛出了“人口即命运”的论题。
我国著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也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事关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纵览全球人口形势可知,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人口现象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老龄化问题,其二便是低生育率问题。从长远来看,过低的生育水平会导致人口总量锐减,并增加人口老龄化的风险与负担,因而各国都希望规避或解决这一人口危机。目前,国际上主要根据“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判定生育率的具体水平。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有学者根据欧洲的低生育率现象进行了系统调查,并结合总和生育率的情况划分了不同层次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2.1为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分界线,低于这一数值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处于低生育率层次,而低于1.3则代表着极低生育率。
根据OECD官网公布的数据可知,2019年OECD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61(具体见图1)。其中只有以色列和墨西哥两个国家高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余国家均处于低生育率层次,且意大利、西班牙和韩国处于极低生育率层次。
自1992年开始,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首次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此后近30年一直再未能回升至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6由于以往人口数据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对2011-2019年的总人口和出生率进行了调整。有学者据此估算出近十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5~1.8之间波动。”
除了总和生育率以外,出生率也可以作为衡量我国整体生育趋势的重要参考指标,且该指标的数据来源较为可靠和准确。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知,我国近十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波动式下跌的趋势(见图2),且在2016年以后,下降幅度明显扩大,在2020年人口出生率已经跌破10%。
关于低生育率问题,世界范围内讨论和争议最多的便是“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5以下将很难回升。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使得一些学者对该理论产生了质疑。中国目前是否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在学界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共识得到了普遍认同,即“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走低,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达到极低生育率水平,这说明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低生育率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新生幼儿的总量减少,并致使资源配置、师生比例、班级规模等结构性要素产生一系列变化,从而影响学前教育的整体质量。全面审视与思考低生育率背景下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潜在机遇、现实挑战与因应策略,不仅能够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指引,还有利于满足民众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价值诉求和现实需要。
学前教育结构质量聚焦于学前教育领域中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即资源运用的公平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具体包括教育经费、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等。2022年3月,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长期以来,资源紧缺都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脱贫攻坚地区、新增人口集中地区、城乡结合地区的学前教育资源尤其紧张。”
“但随着一系列教育政策的颁布，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思路更加明确,并通过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使用、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等多重途径保障了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因而,学前教育资源供需的焦点也从“量”的矛盾逐步转化为结构性矛盾,并集中体现在财政投入、师资供给等方面。
由于生育率走向低迷,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使得医院产房的床位愈发“宽松”,这一现象给学前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涟漪”,即学前教育资源需求不仅在总量上有所减少，需求导向也转为追求更加均衡与优质。
从长期来看,学前教育资源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或许能够随着幼儿数量的减少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的供应上,因为以往幼儿园师资短缺一直是困扰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十四五”时期,学前教育需求将进入负增长阶段,随着我国学龄前儿童数量减少,师资匮乏问题也将逐步得到缓解。“13各级政府、各类园所应以此为契机,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推进结构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进一步集中力量满足民众对普及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
(二)生师比例不断降低能够为教师实施保教增能减负
伴随低生育率的浪潮,我国新生人口数量逐步下降,而从事幼教行业的人员队伍却在不断扩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数从2011年的131.60万人上涨到了2022年的324.42万人,并且近些年的涨幅还在持续增加。双重趋势的碰撞促使幼儿园教育场域中的师幼比例逐步提升。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合理的生师比能够促进有效的师幼互动,改善幼儿教师工作条件,更好地促进幼儿发展。“有学者通过探究生师比对教师指导幼儿活动的影响,发现随着在场生师比的降低，教师更容易对幼儿进行恰当的关注，并能进行更多适宜的观察与指导。
生师比也是国际范围衡量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质量监测指标,美国幼教协会(NAEYC)、全美认证委员会(NAC)和全美幼儿教育计划认证(NECPA)提出的适宜生师比建议大约为7:1-10:1。
根据2013年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可知,我国学前教育生师比比值不应高于17.5。”尽管与发达国家所提出的理想生师比例还有一定距离,但随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指标在近年来已经逐步缩小了差距。为了更加直观地审视我国学前教育生师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2011-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可计算出近十年我国学前教育生师比(计算方法为:生师比=学前教育在校学生数/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数,具体见图3)。
由图3可知,无论从全国角度还是区域角度出发,我国学前教育生师比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且西部地区降幅最大,中部地区与全国整体的变化趋势基本持平,而东部地区始终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
学前教育生师比的下降意味着每名教师负责保教的幼儿数量减少,并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幼儿个体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工作负担在目前所在班级幼儿数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幼儿数量越多,教师的工作负担越重。”换言之,随着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师幼比例变化,幼儿园教师的总体工作压力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生师比例的下降不仅能够调适教师组织活动的压力,还能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开拓空间,从而在双重路径上优化教师保教任务的执行。
班级规模是一项容易定义、测量和通过立法规制的学前教育结构性质量指标,该指标可以通过营造安全和积极的保育环境来间接影响儿童发展。
班级规模越大往往意味师幼比例越低,在此情况下教师的行为会受到更多的束缚,进而变得更加刻板。与此同时,教师能够为幼儿提供的积极反馈也会随之减少。长期的“超额”教育也为低质量的师幼互动埋下隐患,并间接波及幼儿之间的互动,进而导致班内产生更多的同伴冲突和矛盾。
相反地,如果在适宜的班级规模下学习与生活,教师和幼儿的情绪都会更稳定和放松,师幼之间和同伴之间的积极互动和交往增加,幼儿自控行为也会增多,并能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游戏行为。
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对我国全日制和半日制幼儿园不同年龄班的班级规模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体上要求平均班级规模控制在30人以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2011-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通过学前教育在校学生数和幼儿园班级数可计算出近十年我国幼儿园的班级规模情况(计算方法为:班级规模=学前教育在校学生数/幼儿园班级数,具体见图4)。
由图4可知,我国整体及各地区的幼儿园班级规模都呈现稳步收缩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幼儿园班级规模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的幼儿园班级规模最小且仍在持续缩减,其背后与人口总量较少、生育率偏低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的幼儿园班级规模最大但也在逐渐趋近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我国幼儿园班级规模的持续收缩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这并不代表着“大班额”的消弭殆尽。
学前教育阶段“城镇大班额”和“乡村小班额”并存的现象仍然是制约中西部农村地区县域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瓶颈之一。”
即便如此,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幼儿园规模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缩也确实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幼儿园“大班额”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痼疾,其所引发的教育风险包括降低师幼互动质量、增加园内各类安全隐患、阻碍保教活动的有效开展等。近年来,政府在降低幼儿园班级规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将其作为提升学前教育结构质量的关键政策工具。理论分析指出,缩减班级规模可能通过提升师生互动、提升教学质量、改进儿童和教师行为等多种机制影响学前儿童的教育成就。”
鉴于班级规模对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产生的深远影响,幼儿园班级规模的收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超额”教育所引发的风险,并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一)新生人口分布不均,资源配置难度增加
尽管学前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会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下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随之而来的新生人口分布不均问题却会间接影响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具体实施。根据已有研究可知,学界比较公认的总和生育率计算方法为:总和生育率=35x一般生育率,常数35为育龄期的长度(50岁-15岁=35岁)。
其中,一般生育率=某年同期出生数/15~49岁妇女人数x1000%。123]本研究沿用此方法并结合2023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进行核算,可通过雷达图的形式较为直观地呈现2020年我国各地的总和生育率情况(见图5)。
由图5可知,2020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未能达到2.1这一水准,且北京、上海以及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均不足1.0。此外,根据图中数据的分散程度可知,我国区域间的总和生育率差异较大,由此引发的新生人口分布不均会在多方面制约学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例如,一些偏远地区因幼儿数量过少,部分园所不得以陷入合并、甚至废止的境地。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还会增加幼儿每日入园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并威胁着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此外，
尽管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愈发完善，但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所能够利用的学前教育资源在数量、质量上的差距仍然比较显著。
叫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仍存在“马太效应”,部分园所凭借各项条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教职工的配备情况以及园所硬件设施的供应上,不同办园体制的普惠性幼儿园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我国东、中、西地区总和生育率的差异影响着资源调配的统筹与实施,从而可能进一步增加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难度。
伴随着生师比例的降低,师幼互动的频度和深度随之增加,其对于幼儿发展的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凸显。2021年,经合组织(OECD)颁布的《强势开端VI:支持学前儿童保育和教育中有意义的互动》(以下简称《强势开端VI》)报告也重点讨论与分析了教师专业素养对幼儿园过程质量的影响,并尤其突出强调了高质量师幼互动的价值。
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温馨的、回应性强、刺激丰富、组织科学的师幼互动能够对儿童的语言、读写、认知和社会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尽管师幼比例的提升为高质量的师幼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适宜的师幼比例并不是促成良好师幼互动的必然因素,而是检验教师专业能力的试金石。班上的幼儿数量越少，每个幼儿所获得的关注及其与教师的直接性互动便会越多,这就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反馈能力。针对性的回应、科学性的指导、适宜性的支持都是教师进行师幼互动的必备素养。
根据已有研究可知,当前我国师幼互动质量在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中教学支持尤为薄弱。27有学者选取国内27个省市的幼儿园质量评估指标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各省市评估指标对师幼关系、师幼互动等过程性质量因素关注不够。
也有学者采用个案研究法对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进行调研后发现,尽管幼儿园的师幼互动状态较为积极,但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师幼互动中幼儿主体性弱化以及缺乏情感交流等。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师幼互动质量有待提升。
随着师幼互动的持续深化,教师在此方面的专业素养也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亟需通过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培训加以补足和完善。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2011年的62.30%上涨到2022年的89.7%,涨幅接近30%。然而,入园率主要体现的是学前教育的普及和保障力度,而不能反映出入园幼儿数量的变化情况。实际上,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随着医院产科的愈发“冷清”,幼儿园的整体运营也遇到了一股“寒风”。无论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入园幼儿数量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2022年,我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比上年减少177.66万人。3阳根据北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公布的数据可知,截止到2021年8月11日,朝阳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
在公布的名单中公办园与民办园兼具。同年,按照广州教育局所公布的幼儿园可提供学位和实际在园幼儿两项数据可知,广州幼儿园学位空余数达近十万。深圳南山区、宝安区等地的各类幼儿园也出现了大量的学位空余,且小班的情况尤为严重。
此外,海口、湖州等地的官方媒体也纷纷曝出“幼儿荒”问题。由此可知,低生育率背景下入园幼儿的数量下降会直接增大园所的运营压力。其中,招生困难是幼儿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且民办园的情况更为严峻。生源的短缺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效应,如园所运营出现发展规划错位、各类资源过溢、成本分担比例失调、教师数量超标等问题。总而言之,伴随入园幼儿数量的减少，园所的整体建设与发展也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阻碍。
(一)坚持公平正义原则,运用多元举措优化结构性资源配置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系统性、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表明,在政策层面仅有少数地区在相关政策中明确了合理布局规划,并着重关注处境不利群体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囿于城乡、区域间学前教育资源在量、质上的差异,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是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逻辑起点。各地政府对于城乡学前教育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应对人口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一方面，要重点保障农村、落后地区的幼儿优先获得较好的入园机会,对于来自弱势家庭的儿童,在财政投入和资源供给方面都应采取适度倾斜的举措。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制定城乡公办园布局专项规划,将农村、偏远地区和“三区三州”地区作为公办园的布局重点,逐步完善城乡学前教育服务网络,从而全方位补齐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板。
与此同时,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作用，运用多元举措合理配置学前教育结构性资源。具体而言，可以从调整结构、创新机制、强化扶持、加强监测等方面着手。
在调整结构方面,各省份要在考虑适龄儿童增速变化的基础上动态调控普惠性幼儿园的增量资源,着力优化普惠性幼儿园在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布局。在相关部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实现精准化、有效化投入,强化“问效问责”的理念,避免盲目建设和撤并幼儿园。
各级政府可以在设置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源配置方案,并通过采纳民意、提供监督等形式确保资源配置能够愈发完善和落实有效。此外,要针对需求变化合理配置师资。由于未来短期内学前领域的师资需求将持续下降且学生培养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因此要根据实际的供需矛盾缺口制定适切的师资扩充预案和学前教育专业扩招等政策;在创新机制方面,各地政府可以结合地域文化和现实需求,坚持“扬长补短、增质提效”的原则,遴选并组织专家调研团队,在结合地方实际的基础上汇聚专业力量创新资源配置机制。
例如，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利用四年时间的实践探索,通过对园舍建设、办园体制、财政投入、师资管理等方面的机制创新,有效提高了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效益，提升了区域学前教育整体发展水平;33在强化扶持方面,政府应对各类普惠性幼儿园进行学位资源、教师数量、教师培训经费的支持和保障,尤其对于弱势地区的幼儿和教师要予以特别关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打破教育资源的时空壁垒;在加强监测方面,政府要协同相关部门及时更新人口信息,通过实地调研和动态监测等形式关注不同地区的人口变化,进而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此外,政府监管单位也要针对学前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监测和评估,不断优化资源的运用,从而充分实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资源配置。
(二)构建专项培训体系,强化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师幼互动质量
幼儿园教师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要确保学前教育质量有大幅度的提升,就必须要切实、有效、充分地加强幼儿园教师的培训质量。1341研究表明,当前学前教育最大的短板是教师,尤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格教师严重短缺,并制约着学前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阿低生育率背景下师幼比例的变化让师幼互动的价值得以强化,也暴露出教师在互动层面的素养不足。为此,幼教管理者应围绕师幼互动这一核心构建教师专项培训体系,通过强化教师的专业素养来提升师幼互动的有效性。
《强势开端VI》中明确指出,科学系统的教师专业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师幼互动的成效,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理念、制定专业发展计划以及与家长密切合作的技巧等方面。在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幼儿园教育场域中的师幼互动层次,关于教师互动能力的专业培训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建构:
首先,在教育理念层面,园所管理者要敦促教师端正与幼儿互动的心态,根据幼儿的需求和发展转变自身的角色。例如,在卢森堡,教师被倡导要在互动过程中给予幼儿充分的权利和尊重,将他们视为知识、身份、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同建设者。教师会定期咨询幼儿的兴趣和愿望,并通过创造自由空间使幼儿有表达自我的机会。
其次,在能力范畴上,各类园所应围绕营造良好互动环境、运用适宜互动策略、提供有效互动反馈等方面对教师进行专门培训。具体要达成的目标为:协助教师创设一个温暖亲切、轻松惬意、持续支持的互动与学习环境,启发教师主动为有困难的幼儿提供支架,为幼儿提供充分的分享、交流、协商的表达机会。为了使师幼互动的专项培训更具实效,提升教师在实际互动的观察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此外,教师还要提升幼儿园一日活动中体验式教育的比例,充分关注幼儿的情绪健康和参与度,进而在满足幼儿发展需求的同时为高质量的师幼互动奠定良好基础。
其二,形塑教师互动能力的评价机制。在明确教师互动能力的内容之后,建立起系统有效的评价机制能够有效督促教师持续重视和自发提升自身的互动能力。具体包括研制教师互动能力的评价指标、确立常态化和动态化的评价方式和建立长效性、针对性的评价制度等。此外,评价机制的设立也有助于各级政府切实保障城乡教师接受均等的培训机会,从而进一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师培训模式。
(三)做好统筹规划工作,开拓综合路径改善园所运营状况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入园幼儿数量的减少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趋势,而这并不意味着园所运营势必会陷入无法化解的困境。在各类幼儿园的积极统筹和科学规划下,通过开拓综合路径能够系统有效地优化园所运营的适切性。
具体而言,可以从拓展服务职能、整合多方信息、发挥协同合力等路径出发。在拓展服务职能方面,各类园所应努力提供全面系统的托育服务,并积极为幼儿家长开展科学有效的育儿指导。
低生育率所反映的生育问题凸显出社会公众对托育服务的现实需求,也体现出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因此,学前教育向低龄延伸是一种必然趋势。政府有关部门要引导各类园所结合社会现实需求,积极拓展服务对象的群体范围。
各类园所管理者也要积极响应号召,提升园内教师在托育服务方面的专业素养,并建立相关的长效培训机制;在整合多方信息方面,各类园所应结合人口、意愿调查等数据进行科学规划,提升园内运营预案的可行性。
其一,各地人口数据调查部门要及时更新新生人口的有关数据,为当地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其二,园所管理者可以借助专家力量,追踪调查当地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幼儿入园意愿,做好任务的统筹与分工,尽可能在保障幼儿“好入园、入好园”的基础上避免过多的学位空余;在发挥协同合力方面,幼儿园要与家长、社区积极交流、密切合作,充分吸收各方对园所运营的宝贵建议。
园所管理者可以通过在园内开展以教师为主体的民主评议会,定期搜集教师关于园所整改的提案,并借由家长开放日、家长委员会、家长座谈会等渠道获取家长对园所运营的真实意见，以此作为园所管理的重要参考。
与此同时,园所管理者要积极与社区委员会建立密切联系,通过社会调查等形式明确实际的幼儿入园需求情况,并及时对园所的运营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我国‘新乡土幼教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22BSH080)的部分成果。参考文献略。
本文源自《教育发展研究》2023，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