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的开学活动，具有综合性，不能用单一的方式对待。
比如，戴口罩问题、距离问题、进餐问题、午休问题，这些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专业问题，自然要留给专业人员。
但即便是这些“专业问题”，也与幼儿有关。
既然与幼儿有关，需要幼儿遵守、理解，也就必须要有儿童视角。
幼儿园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有儿童视角。
然而，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缺乏儿童视角的表现与行为。
比如，教师做了非常多的分析、准备，却不分析儿童；
在活动中用防止病毒来要求（实际上是恐吓）儿童。
如何基于儿童视角开展开学活动，是所有幼儿园都应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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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这个漫长的假期里，幼儿已经听得够多了。
听家人讲、听电视讲、听手机讲，听父母用手机帮着讲病毒、讲洗手、讲戴口罩、讲咳嗽、讲打喷嚏……在开学时，能不能转换一下视角，从“成人讲、幼儿听”，转为“幼儿讲、成人听”？成人有很多讲的机会，幼儿有吗？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很多教师在设计开学活动时，设计的是“教师怎么讲、讲什么”，而不设计“幼儿怎么讲、讲什么、如何帮助幼儿讲”。
事实上，“幼儿讲”本身就是一种类型的教育活动，它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促进幼儿成长。如果幼儿的表达以及所表达的内容不被使用，那么，相应的谈话、绘画活动就会成为形式、成为教师的沉重负担。当幼儿充分表达时，也就是教师观察、了解幼儿的时候。一边观察，一边要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幼儿经历了什么，有什么经验？哪些经验应得到梳理、提升？哪些问题应以个别方式予以回应？哪些话题可以上升为小组的、全班的活动？我设计的哪些活动可以继续，哪些应调整，哪些应取消？教师对幼儿怎么学习、怎么为他们提供支持了解得越多，幼儿发展得就越好。在幼儿的各种表达中，我们了解了什么？他们最想去幼儿园的什么地方看一看、逛一逛？最想跟谁坐在一起、跟谁说会儿话？最想跟老师说什么？最想吃幼儿园的哪个菜？最想玩哪个游戏？最不想什么？最害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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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达过后是参与。
参与是儿童的基本权利。而幼儿是否有机会选择，其选择是否能决定活动走向，是参与的重要内容。比如，幼儿园开学活动的内容、形式，幼儿是否有机会提出意见？在开学活动中，是否可以留下一些幼儿选择的可能？成人是否真正给予幼儿选择、决定的机会，与成人是否把幼儿当成有能力、有思想的个体有关。
此次疫情中，一些家长和教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幼儿的不信任与低估。
曾有5岁幼儿的家长告诉我，孩子有一天说：“妈妈，我们搬到西藏去吧。”这是幼儿随妈妈每天早上看疫情变化之后所说的，说明幼儿看懂了数字，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认可幼儿是有思想、有能力的，就应给他们选择、决定开学活动的机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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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幼儿总是具体的、有个体差异的。
当我们讲儿童视角时，并不存在一个全班，甚至是全国统一的儿童视角。但教师在准备活动计划时，更倾向于考虑抽象的、笼统的幼儿，更倾向于指向某一部分幼儿、自己所熟悉的幼儿、觉得应该进行“教育”的幼儿。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虽然大家都经历了疫情，但各自的经历、经验却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就构成了儿童的个体性，表现为差异，甚至独特性。举例来说，不同家庭对疫情的态度不一样，有的家庭非常敏感、紧张、害怕，而有的家庭似乎更淡定，有的家庭可能两种人都有，甚至还常常发生争论。显然，不同家庭的幼儿，经历、体验有差异。因此，教师应时常提醒自己，组织活动时是否忽略了班上的某些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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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此次疫情，确实引发我们去思考，学前教育会发生什么变化，学前教育人在防疫、抗疫中能贡献什么。
这些思考的结果，可能表现在开学时，会有种类繁多的教育内容被强调、被重提，比如卫生教育、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生命教育、爱国教育……
我们似乎也已经看到，幼儿园不停地画病毒、讲病毒，游戏、生活、运动是战胜病毒，喝水、洗手、吃饭、睡觉是在抗击病毒……
没错，生活即教育，幼儿都体验了这场疫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接受了教育。
我们确实也应利用这场疫情，化危为机，开展教育。
但可以更隐蔽一些、更渗透一些，而不是通过简单的重复、机械的记忆来完成。
真正应该要培养幼儿的，是那些我们不太容易看见的儿童的基本素养，是那些“根基性”的东西。既然是根基性的，就不是一两个活动能完成的。
因此，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幼儿园成为幼儿园，让幼儿园教育回到最基本的状态，做好最应该做的本职工作，在不露痕迹中，为幼儿成长打好根基，是每位幼教工作者应努力实现的。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幼儿园就要做到时时有儿童视角、人人有儿童视角、处处有儿童视角，而不是只在某些时段、某部分人、某些地方有儿童视角。
开学前五天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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