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教授：应该改变行政性、控制性的幼儿园教育评价

摘要：

文章提出，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与教育主管部门对幼儿园教师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如若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评价不到位，或者有问题，甚至有错误，会导致幼儿园教师去做不该做的、不会做的事情，甚至去做错误的事情。鉴于幼儿园教育的多元性、复杂性，文章呼吁应该淡化幼儿园教育评价的行政性、控制性，要避免教育评价中的不切实际的标准和要求，让幼儿园教师去做他们该做的、能做的事情。

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一定是与教育主管部门对幼儿园园长及幼儿园教师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评价往往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在幼儿园教育评价中，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较少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如若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不到位，或者有问题，甚至有错误，会有可能导致幼儿园教师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去做不会做的事情，甚至去做错误的事情。而今，我国幼儿园教师中出现的不知道做什么的问题，多少是与一些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评价有关联的，特别是当这些评价与幼儿园的评等评级、评奖和评课题联结在一起，更会让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感到无奈。

十多年前，笔者曾发表过两篇题为《为幼儿园教师松绑》、《再议为幼儿园教师松绑》的文章，引起了我国广大幼儿园教师的反响。在文章中，笔者指出：“幼儿园教师被要求做了太多不该由他们做的事，有的事是他们不会做，也是无法做的”，诸如，“幼儿园教师不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或测量学的专家，但是，他们被要求去观察和测量每个幼儿在动作、认知、情绪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并据此为每个幼儿制定适合其发展水平的教育方案”，“幼儿园教师不是课程专家，但是，他们被要求去编制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制作教具和课件；他们被要求去创编‘与别人不一样’的‘园本课程’”，“幼儿园教师不是学者，但是，他们被要求去做‘科学研究’，去证明幼儿教育中的‘普遍规律’，或者去发现新的幼儿教育原理”……

其实，幼儿园教师还被要求去做了一些既缺乏科学性，在实践中又难以行得通的事情，诸如，要求教师在确定高结构教育活动的目标时，必须要有三维目标；要求教师在实施低结构教育活动时要制定明确的教育目标；要求教师在创设环境时不得有汉字或数字，否则会被认定为“小学化”……

按照这样一类标准和要求对幼儿园实施评价，是迫使幼儿园教师必须去做他们不能做、不会做、无法做甚或错误地去做事情的重要原因。大凡接受评价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都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们会不得不根据评估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去做准备，这些必要的准备包括了许多教师不会做、无法做或者错误地做事情，而且每一个保育、教育、管理的细小环节都必须按照要求去做，不能有半点差错。

在幼儿园中，一些教师反映，有些原本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受到了批评，受到了纠正，甚或受到了批判，而所谓被认为是“正确的”的事情，他们却不那么理解，不那么认同，或者即使去做了，未必能行得通。

例如，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将基础教育中广受质疑的“三维目标”引入到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中，要求每一个高结构的教育活动都要有三个维度的活动目标，并以此作为幼儿园教育活动是否合格的评价要求，结果，不仅让部分教育活动目标形同虚设，而且给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教学带来了麻烦。

所谓的“三维目标”，三个维度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曾被倡导和运用。应该看到，“三维目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推行以后，广受批评。华东师范大学皮连生教授等指出：“无论从术语的使用或维度划分的逻辑来看，‘三维目标’说都是违背心理学中的学习论和教学论常识的。”“‘三维目标’说在未征求或尊重心理学家的意见的情况下，由课程与教学论专家单独推出，恐怕是导致理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他诸多学者也有类似批评。

在基础教育中曾出现过的这种做法被不加鉴别地引入了幼儿教育实践，并作为评价教育活动的一个依据，迄今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导致幼儿园教师不得不在设计每一个教育活动时都要贴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标签”。幼儿园教师们无法理解在一个短短的教育活动中如何使幼儿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发生变化，也无法把握在确定活动目标时如何去体现“过程与方法”，于是，所谓的“三维目标”成为了一种“形式”，教师不得不每天做“无用功”，而且还因此而模糊了教育活动实施的方向。事实上，涉及“情感”、“态度”、“价值观”这类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是隐性目标，不是显性目标；是整体目标，不是局部目标，可以通过一系列幼儿园低结构教育活动较为有效地得以实现。笔者在10年前就曾撰文批评过这一做法：“有些评价指标本身就是错误，比如，每个具体的教育活动都要设置‘三维目标’，这不仅道理不通，而且也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又如，近些年来，在我国不少地区，强化活动区活动，弱化集体教育活动成为了一种导向，并成为自上而下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一个指标。这样的导向，基本假设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才是最有价值的，是最为有效的。

且不说这样的基本假设是否存在，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导向是否在我国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如何以“德育为先”、“立德树人”，而不是去强调“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价值”；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现状中，如何在普及学前教育中让大批量的弱势儿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甚至产生隔代贫困；特别是在我国幼儿园教育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如何根据经费状况、师资水平、师生之比等各种条件，因地制宜地实施教育。

其实，集体教育活动与区角活动孰优孰劣，哪个更为有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会有结论的问题，这雷同于“中餐好还是西餐好”这样的问题，其结论高度取决于文化（包括隐性文化与显性文化）、习惯、资源、条件等因素，特别是师资状况。让中国人舍弃中餐，都去吃西餐，这并不合理，同样，让我国所有的幼儿园教育淡化集体教育活动，甚至舍弃集体教育活动，都主要去开展区角活动也并不合理。

我国的幼儿园教育固然可以而且应该引入一些值得学习的西方教育理念和方法，但是，这不应该是单向的。其实，当今西方也在向中国的教育引入“中国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因为不少证据证实了“中国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有其可取之处。

2009年和2013年，中国上海学生参加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PISA测试，两次均获世界第一名，这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关注。笔者曾受邀于OECD，在巴黎总部的大会上对OECD所有国家的教育部官员陈述了“中国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自有其长处，应该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要得以关注。近年来，英国教育部花费巨资向我国引入小学数学教育、教学模式，同样说明了“中国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自有可取之处。

笔者不反对在幼儿园中可以有各种教育不同结构化程度的教育活动，包括区角活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西方的幼儿园教师习惯于主要通过活动区活动等达成他们的教育目标，而我国的幼儿园教师是否必须主要通过同样的方式达成我们的有别于西方的教育目标呢？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导向很重要，特别是通过教育评价而引导的导向，如若导向有偏差，甚至有问题，会让幼儿园教师在他们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上出现问题，包括“原来会做，现在却不会做了”之类的问题。

今年教师节，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北京八一学校。该校数学教研组的李新萍老师告诉记者，“总书记说，别人学咱们，咱们自己倒改没了，这样不好。”习主席强调，教育改革必须有足够的定力，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定力，就是文化自信。

包括幼儿园教育在内的我国教育，太多次地吃了“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改革之亏了。作为学术研究，任何的一家之言都无可非议，但是通过行政推动，并以教育评价作为手段和途径，则应该充分估量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幼儿园教育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教育的多样性，必然导致教育评价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运用零和思维，通过非此即彼的行动，如若作为改革特殊阶段的矫枉过正，尚可理解，但是作为常态下运行的思维和运行方式，必然导致问题。

近些年来，教育实践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自上而下地构建一种理想的教育体系、课程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理由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广大幼儿园教师不认同，即使有部分的幼儿园教师在观念上认同了，那么他们能否在实践中懂得如何去做，有效地去做，还是一个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幼儿园评价一直是作为一种“行政性概念”和“控制性概念”而被纳入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中的，幼儿园评价的基本职能一直被认定为是对幼儿园质量进行的管理和控制。这种幼儿园评价制度是以客观“证明”幼儿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所谓的标准和要求为价值取向的，而这些标准和要求都是行政官员和部分学者确定的，评价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幼儿园的相关信息资料来“证明”幼儿园是否合乎标准和要求，而不是幼儿园教师的所作所为是否能被幼儿园教师所认同，是否在教育实践中行得通。

八年前，笔者在一篇题为“从幼儿园评估的角度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的文章中曾指出：“当今，我国政府正在逐渐改变自身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幼儿园评估的问题上，同样也要改变由政府官员们或由他们指定的评估人员说了算的状况。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改变自身的职能，各级政府官员应该改变幼儿园评估的‘行政性概念’，需要做的事情应该是鼓励和支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园而异地进行幼儿园评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幼儿园评估的公平、公正、多元和有效，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幼儿园评估折腾人的状况。”可惜的是，这种改变比笔者预期的慢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