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关注】婴幼儿照护服务
重点梳理之二
建议推动各类3岁以下婴幼儿
托育机构建设
（一）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
卓长立提出关于大力发展家庭互助式托育点的建议。“适育”家庭“恐生”“拒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无人带娃，发展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可以为“恐生”“拒生”族纾困。
据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中国境内新生儿只有1003.5万，总和生育率已破“警戒线”。卓长立表示，现如今，托育难、托育贵是导致目前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胎政策放开，但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不规范、价格高等问题，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育儿焦虑和生育意愿抑制，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或许可以解决这一状况。
（二）推动公立型普惠托育机构建设
邱立成代表建议，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在邱立成看来，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此外，他还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有利于解决双职工家庭生儿育女的后顾之忧。“在这方面，国家需要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
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从海南托育机构现状调研中发现目前存在着家庭为主的托育模式难于满足群众需求，单位自办托育机构运行困难，社会办托育机构收费高等问题。海南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公立型和普惠性托育机构，推进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的托育机构，但是场所缺乏、优惠政策空白是影响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的主要因素。
史贻云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政府主导的托育服务管理体制，参照公办幼儿园模式和普惠性幼儿园的优惠政策，推进公立型托育机构建设，并制定普惠性托育机构的优惠政策，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刘文贤委员也同样提出我国应该多元化增加托育服务供给，依托公办机构兴办一批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的托育机构，满足普通收入家庭需求。
“依托公办机构兴办一批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的托育机构，满足普通收入家庭需求，是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刘文贤建议，选择一些办园时间长、基础条件好、办园过程规范的托育机构，重点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机构，为各类婴幼儿照护机构的建设树立标杆、提供样板。
（三）建议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育一体化建设
于鲁明委员提出“十四五”时期是推动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导向重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应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及相关经济社会配套政策，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受“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将前所未有”“生、养、教育成本增高，抑制生育意愿与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生人口形势面临着持续下滑的挑战。
要倡导群众结合自身及家庭实际情况，适龄、适时和适量生育。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
同时，贺丹也从女性职业发展的角度，建议幼儿园招生前置一年。她认为就儿童照料来看，3岁以下婴幼儿在家期间至少需要有1名全职看护人。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未入托/园的孩子主要由妈妈照看的占61.7%，小学生主要由妈妈接送的占43.9%。照料婴幼儿让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28.9%的人工资待遇比生育前有所下降；有14.5%的人因生育而调整了工作岗位，其中，26.3%的人认为岗位调整对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也有些人不得不提前返回职场，客观增加了托育需求，在托育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矛盾日益突出。
为降低生育成本，建议幼儿园招生前置一年，减少婴幼儿家庭照料时间与托育费用。通过“搭车”形式将2-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普惠性幼儿园服务体系，与学前教育同规划、同部署、同推进。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接受2-3岁婴幼儿，降低家庭托育服务费用和照看时间投入。
（四）建议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
于鲁明建议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园区提供场地和资金开办福利性托育机构：“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公办民营、民办公助、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
谢文敏委员还提出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建设标准化母婴室，提高公共场所母婴室配备率，鼓励用人单位创办母婴室和托育服务设施，实施弹性工时、居家办公等灵活措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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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大国人口、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