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行业三大顽疾待解

据悉，2018年，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3年之际，第一次出现全国新生人口数量、出生率“双降”。而这背后是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化托育服务缺位的不敢生。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王学坤讲道的，现实与需求间的割裂，供需端的极不平衡，是催生托育服务市场的关键。

有托育机构管理者认为，此次国家层面的政策意见公布，明确了一直处于“野蛮生长”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的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职责，指明了行业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刚起步的托育服务行业是重大利好，将会促进整个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尽管行业利好，但托育服务痛点也很突出，其中一个就是专业化的师资人才严重不足，整个行业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才缺口，这也影响了托育服务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他补充道。目前，职业院校和高校中的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专业，培养的重点是幼儿园阶段和早教机构的老师。市场中常见的育婴师和保育员，其专业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合格的托育师资应当是既有科学专业的早期教育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也有从事托育行业的实践经验，属于复合型的托育师资人才。

此次《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职业院校和高校要根据需求开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相关专业，加快培育相关专业人才。有相关人士还告诉记者，其实托育行业壁垒很高，因服务对象的特性，教的内容会更少一些，看护的比重会更大，可以看到，《意见》强调了“依法逐步实行工作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对虐童等行为零容忍，对相关个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实行终身禁入。但托育行业现阶段对于行业人才标准是没有规定的，包括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核、专业技能、考评认证等，这还有待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对于托育机构，只有高度重视师资培训、保育培训才是获得市场认可的关键。

在托育行业从业者看来，招生年龄受限带来的成本问题也是行业痛点。表示，现在行业里能做0-1岁托育的非常少，覆盖1-3岁年龄段的较多。但如果只做1-3岁的托育，就会形成非常高的招生成本。因此要合理评估在1-3岁岁年龄段做托育的各种财务模型，是选择做高端布局、还是定位中端再附加兴趣班等服务、亦或是占据低端市场，再配以其他服务形态，这都需要机构进行考虑。

据悉，在北京开有18家店面的朋恩日托日前全部闭店，就记者对其负责人的采访得知，其虽溃败于恶性竞争导致的师资流失，但同时，曾获得的共计3940万元的天使轮和A轮融资也已“烧光”。

“就单店而言，找到单店周围可利用的精准流量是关键。如果是多校区扩展则需重视标准化，”托育行业从业者谈道。托育做直营店的话，资金、研发、服务流程化和品牌打造会是关注重点。而对于加盟模式要尤为谨慎，对盟商的选择、把控和输出标准化内容十分重要。

此外，还坦言，对托育机构究竟怎么开设，是否会像幼儿园一样走普惠化路线，会有多大的生存和盈利空间等问题表示担忧和质疑，《意见》中均未明示。担心托育机构在办学规范标准上会参照幼儿园的办学标准进行，这样在场地、师资、招生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合规成本将会更高。

随着政策释放的红利，资本市场或将被进一步激活，行业卡位战即将打响，也加速进入洗牌期。有些托育企业或是拿到了融资，或是以连锁加盟方式在扩展领地，呈现出群雄并起、跑马圈地的市场格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意见》是政府开始介入托育行业的第一步。但这个文件也表达了，3岁前的主体责任还是在家庭，3岁前不是教育，主要是养。对于把孩子放在社会办的托幼机构，还需谨慎。可以看出，社会对于托育机构仍然存有疑虑。

“如何提升家长的信任度是托育机构面临的另一痛点，”托育行业从业者直言。现在社会上幼儿园虐童的负面信息都不少，而幼师的人才标准国家还有明确的准则，更何况托育机构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祖辈无法建立对托育行业的正确认知。对于家长而言，0-3岁孩子的试错成本太高了。这或许也是《意见》提出托幼一体化的原因。

要解决认识问题，托育机构要多设计活动让祖辈和父母共同参与到其中，或提供服务帮助其提高养育水平。如果托育的知识经验能够开放共享，社会的养育水平会慢慢提高，家长才会慢慢认可这个服务或者产品。对于托育服务，家长很难感知到老师的水平，教学理念给孩子带来的帮助，而效果可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开设周末体验课、线上给家长分享孩子日常等都是可以尝试的形式。

此外，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朱建新表示，现阶段政府还是鼓励托育服务走普惠性路线。《意见》提出了托幼一体化，在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解决好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前提下，确有剩余学额的幼儿园，鼓励其招收托班；没有学额的，禁止挤压空间办托班。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托班与入园资格挂钩的做法，托班收费标准应与其他班型一致。朱建新还表示，对于营利性民办园有条件向下延伸办托班的，其实无论对于其招生和获得盈利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但对幼儿园的软硬件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