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减少的幼儿规模测算,我国将有三分之一幼儿园关闭,三分之一幼师需要再就业。生源减少,可以提高“师生比”,或许是进行高质量教育的契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下降1.90%。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比上年减少177.66万人,下降3.70%。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144.05万人,比上年减少74.16万人,下降1.76%。
这一数据已经显示出幼儿园数量与幼儿园在园幼儿下降。
我国2019年、2020年、2021年出生的幼儿比2016年、2017年、2018年出生的幼儿少1444万。也就是说,到2024年,所有2019~2021年三年出生的幼儿100%进幼儿园,幼儿园在园幼儿也只有3727万人。
相比2022年在园幼儿4627.55万人,会再减少900万幼儿。
而幼儿园孩子的减少,会逐渐波及到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按照适龄学生的人数变化,今年将是我国的入学高峰,但到2026年,不少小学就将面临生源危机。
有关专家推测,到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将减少3000万,这其实还是偏乐观的估计。2035年我国将迎来大学入学高峰,而到2038年,我国大学的招生数,就会超过出生人口数。
人口变化必将带来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当前社会舆论普遍关注以下问题:幼儿园和学校会不会出现关停潮?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会不会全部退出?
毫无疑问,如果幼儿园和小学,保持现在的班额与师幼比,必然很快就会出现大批幼儿园、小学关停。2022年已经减少5610所幼儿园,已显现出这种关停趋势。
按减少的幼儿规模测算,我国将有三分之一幼儿园关闭,三分之一幼师需要再就业。
我国现阶段的师幼比是偏低的。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为324.42万人,幼儿园师幼比为1:14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师幼比为1:10~1:7。按1:10的师幼比计算,就是幼儿数量下降到3000万,我国需要的专任幼师将是300万,目前的幼儿专任教师并不会多出来。而且这还是只考虑幼儿园只招收3~6岁幼儿的情形,如果允许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入园,那幼师还依旧短缺。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我56人以上大班和超大班1.38万个,其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373个。据统计,我国普通小学平均班额38人,初中46人。
而发达国家小学和初中的班额在20人到25人之间。显然,如果降低班额,提高师生比,我国的小学、初中也都无需大规模撤并。
是否让幼儿园关停、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取决于各地对教育的投入保障水平。到2022年,我国已经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但客观而言,这并非高水平普及。随着适龄学生减少,如果保持生均拨款标准不变,对教育的投入就将大幅减少,这可减轻政府的支出压力。然而,这也错失了实行小班化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的最好时机。
学生规模减少一半的背景下,如果保持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不变,就可把生均经费提高一倍,这会有力改善我国学校的办学条件,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缓解教育焦虑,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可应对未来人口出生增长产生的新的入学需求。
随着出生人口减少,我国社会还出现让民办幼儿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均退出的“呼声”。其理由是,可趁此机会,提高幼儿园的公办园比例,让所有义务教育学校都是公办学校。
另外,即便政策层面没有让民办均退出的意思,民办幼儿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由于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也有很大的生存压力。
要做到让民办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均退出,这是很容易的。但是,这并不利于满足受教育者的差异化教育选择。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更为多元。民办教育作为公办教育补充的功能会大为退化,但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差异化选择的功能却会进一步强化。
因为即便所有公办学校都推进小班化教学,也难以满足所有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依照我国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都要登记为非营利性学校,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从性质上讲,也完全属于公益性。甚至民办不再是举办者属性,而是一种办学模式。
如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给予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一样的生均经费拨款,其性质就是“公办”,但采取“民办”方式,就是为了探索多元办学模式。
可以说,适龄学生数减少,是我国扩大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契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是根据学生在公办学校(幼儿园)、民办学校(幼儿园),来给予生均拨款,非营利民办学校(幼儿园)获得一定的生均拨款,是近年来才出台的政策。
如2019年1月,北京市财政局、市教委联合发布《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修订)》,首次明确对普惠幼儿园不再分一二三级园差别补助,而是均按每人每月1000元给予生均定额补助。对于普惠性幼儿园,无论公办、民办,政府的生均补助标准是一样的,家长缴纳的学费是一样的,实现了办园标准统一、财政补助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教师待遇统一。
而从教育公平角度看,不论适龄学生在哪所学校、幼儿园,都应该享有一样的生均拨款。这是实行教育券制度的理论基础,即所有受教育者都享有相同的国家教育资源,可拿着教育券,选择不同的学校(幼儿园),由学校(幼儿园)用教育券去兑换财政拨款。
这可充分保障每个受教育者的权利,也促进学校间的平等竞争。在适龄学生减少后,我国不妨推进教育券制度,来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提升教育质量。
尤其在发展普惠托育与学前教育方面,可探索教育券制度。
当前,我国还存在托育资源严重短缺与学前资源“过剩”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应探索推进托幼一体化,让所有有条件的幼儿园都招收2~3岁幼儿。
据统计,我国目前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到2025年,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即总托位数630万个。
近年来,我国各地还在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而解决托育学位不足这一问题,合适的办法是,把幼儿园多出的学位作为托位,为2~3岁的幼儿提供托育服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
当前,实施这一政策的阻力有二,一是托育与学前教育,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这需要形成合力,二是幼儿园招2~3岁孩子的经费问题,这需要加以明确,纳入财政预算。可以探索实施托幼券制度,每个适龄幼儿都可领取相同额度的托幼券,选择幼儿园或托育机构。这就从根本上减轻家庭的养育、教育成本,也让处在生源困境中的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走出办园困境,为适龄幼儿提供优质的托幼服务。
本文源自凤凰网,作者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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