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

朱家雄教授曾发表《关于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学前教育的质疑和思考》（详细内容点击链接：专家声音 | 朱家雄：关于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学前教育的质疑和思考）一文，详细阐述对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朱家雄教授认为：

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皮亚杰(J.Piaget)堪称当代理论界的伟人，他创立的理论折服了许多人，建构主义理论确实有其高明之处，在认识论领域中很少有能超越他的理论；而且在我国早期学前教育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确实解决了学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起码能对这些所存在的问题起到冲击作用。 但是在过高地期望从建构主义理论，在学前教育实践运用中取得利处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甚至是弊端。例如，与文化相冲突的问题，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在实践中教师难以操作的问题，教育评价困难的问题，等等。

近日，朱家雄教授关于建构主义思想，再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近来，一位朋友给我传来一篇网上转发的文章，题目为《建构主义，让整个国家教育质量衰落！“最先进”的理论为何不管用？》，据说文章与瑞典学院院士的文章《“以学生为中心”的愿景很美好，但路却不知不觉走偏了……》有关，我不管这篇文章的来源，但是其中的一些观点我是认同的，而且许多话我十多年前就已经说了。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当代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在西方已经流行了数十年。然而成果似乎并不如意：很多学校不但学业上大幅退步，而且教育公平也明显下降，即使是建构主义所宣称的注重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并未得到提升……号称最先进的学习理论的‘建构主义’为何却是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应该怎么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构主义’思想在美国教育环境中扎根并在欧洲扩散，形成了西方教师教育的主流范式，并最终影响了数千万学生的教育。也正因此，注重发挥孩子个性潜能、培养孩子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帮助孩子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成为新的潮流与趋势。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情景性教学、发现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等创新概念，都可追溯自这股建构主义的浪潮。听上去挺不错，然而，众多西方学者已经在重新审视建构主义，反思其在教育中的实际运用与表现。他们认为，不少受建构主义主导的教育改革既未带来学业上的进步，又未提升教育公平，抑或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学生为中心’的美好愿景何以产生种种困境？也许，在西方国家将“建构主义”奉为圭臬的几十年里，路已经不知不觉走偏了……”

在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专著《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在书中，我系统地陈述了建构主义在西方国家学前教育中的运用，并对此做了详细的述评。虽然说的是学前教育，但是与学校教育的原理是一样的。我曾十分自信地与一些朋友讲过，这本书也只有我才能写，因为书中所说的几个重要“标杆”式的“人物”，大都是我深层次交往过的朋友，所说的“教育实践”大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曾深信和崇拜过建构主义，但是一旦深入研究，因为“知根知底”，对其批评也就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了。

我亲身感受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构主义思想在美国的“热度”，千禧年我也曾对几位著名的美国建构主义教育家的失落感到不解：我的导师福门教授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亲口对我说：“我退休了，美国的又一个建构主义基地没有了，大家都不喜欢我。”我的好朋友德弗里斯教授对我感叹道：“我再坚持建构主义，我的实验基地就要被迫关闭了（政府不给钱）。”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建构主义教师大会上，主席无奈地要求大家以后一定要积极参加，因为只来了50人（曾经数千人的会议规模，2000年代辉煌已经不再）。……

然而，我在自己的国家听到、看到的却是对建构主义的一边倒的崇拜和赞同，甚至将建构主义理论当做是“政治正确”，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由是，许多年以来，我不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要点如下：

1. 建构主义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微观层面上的理论，将它当做教育、课程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有根本性问题的；

2. 建构主义与中华文化、我国政治、我国社会等之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冲突，而且是不可调和的；

3. 由建构主义演绎而来的幼儿教育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给教师与儿童带来无奈和困惑；

4. 我将建构主义理论对我国（及许多东方国家和地区）幼儿园的影响归纳为“西方不亮东方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在朱家雄老师的专著《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学前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中，就“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置疑和批评”的话题，朱家雄老师是这么表达的：

从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宜性看，运用源于西方的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幼儿园课程，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基本一致，而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基本相悖。具体地说，幼儿园课程强调个体发展而非标准化学习；强调儿童自主、主动建构而非完成指派的任务；强调活动的过程而非活动过程；强调道德自主而非道德训导，等等，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基本一致，而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相距甚远，有的甚至完全相悖。

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正在 “混合和迁移”，东、西方文化需要相互取长补短，文化的交流，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接纳才会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但是，文化问题需要文化解决的方式，绝不可能全盘输入和运用。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占主流的应该是中华优秀文化以及能反映中华优秀文化根本价值的东西，从根本的价值观来看，这是不可妥协的。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尽管我国的学前教育，特别是幼儿园课程改革，从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启示，但是过多地强调和运用，必然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

例如，在我国幼儿园课程中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会导致该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文化和政治处于不适应状态，甚至处于对抗状态；过分强调个体自我发展、自主建构和兴趣的满足，会导致该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当今整个教育制度和现状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个体处于尴尬的状态；……

持浪漫主义学前教育取向的学者们期望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内发起一场类似于数百年前西方国家发动过的“启蒙运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人性的解放”。他们从包括皮亚杰在内的思想家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并竭力想将这些理论推向学前教育实践。但是，应该看到，制约和改变学前教育的主要不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因而，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学前教育改革的问题，主要能解决的只能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学前教育的根本价值问题。

编者语：

从朱家雄教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建构主义理论应用在中国学前教育，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应看到建构主义理论曾在西方盛行，就照搬到我国学前教育领域。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认清现阶段学前教育所面临的最需解决的问题教育不公问题出发，寻求符合自己国情的、价值取向的学前教育理论道路。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学前微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