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2020年，一场疫情，让我们熟悉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这是一场危机，更是一场反思，于教育来说，也是如此。在这场疫情中，大家所体现出来的意识、认知、行动等方方面面，何尝不是我们过去三十年教育的体现？
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看到了自然环保意识的匮乏，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崛起，我们在一个个行动中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看到了教育的盲区。于是，在观察与反思之余，我们希望能将在过去教育实践中，那些震聋反馈回响不绝的“声音”整理出来，既是回顾，也是警醒，这也是“教育回声”栏目的初衷，起于学前，却又不局限于学前，我们要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去看教育。
正如朱永新教授所说：“教育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
润物无声，而教育有“回声”。
–微主编 孙敏
人生中，总有些苦闷靠知识、靠考试无法解答。在这个飞速发展知识爆炸的时代，个人的情感挣扎似乎更加凸显。
一个只是面对考试的孩子，可能很难有机会碰触到人性和真正的自我，这种挣扎也许会更加无处安放。
我们一直期待可以给孩子提供最美好的文学、历史、天文、传记、电影、音乐……
就是希望可以给孩子扎根生活土壤的机会，也许在未来就会帮他们找到人生的解答，可以更加从容地安心做自己。
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的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
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错愕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
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
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
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台湾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
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好学生”所为，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它。
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
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
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
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
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
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
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
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这几年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
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 “士”的自负在校园中消失了？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还做得不够。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
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画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他才发觉自己美术史没有学好，所以花很贵的学费重新回来上我的课。
我想，在体制不变的状况下，我拉着学生来谈人性、谈美学，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我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
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
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批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
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这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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