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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至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记者会，通报会议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修正草案立足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修改。
我国《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儿童入读幼儿园需年满3周岁。因此我国0至3岁的婴幼儿通常依靠家庭来抚养，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抚养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如今，妇女生育二孩的平均年龄已较高，一旦生育三孩，孩子由谁带、如何带？成了不少家庭的痛点。
谁来照护孩子的前1000天？除了家庭，社会力量能否提供普惠且专业的服务？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三孩政策公布后，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曾接受新华社采访，该负责人提到，目前群众生育意愿降低，“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市民张先生在2020年初喜得二孩，大宝目前正在上幼儿园，妻子全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大宝一出世，祖母、外祖父母便轮流从老家赶来照护，有了二宝之后，老人也变得更加忙碌。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月收入并不高，全家支出主要靠他的工资维持，家庭每月抚养孩子的硬支出主要有小宝的奶粉1000元，纸尿布每月500元，各种辅食500元，大宝上民办幼儿园一个学期（约5个月）学费和午餐费用是15000元，“两个孩子的消费至少占到家庭支出的1/3左右，此外每月还要还6000多元的房贷。孩子消费的大头主要是我们在出，老人通常会给孩子买一些日常的小零食。”
张先生告诉记者，在照护孩子方面，他没想过请育婴员，“请外人来看孩子，主要是怕不知根底，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张先生曾了解过接收1~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托儿所收费会比请人便宜些，但感觉不是很正规，我们也担心一帮小孩子在一块很容易得病”。聊到是否生育三孩，张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教育成本，“如果生活压力没这么大，我还是会考虑的”。
记者调查多户二孩家庭后发现，不少家长期望，二孩家庭乃至未来的三孩家庭能够获得补助、降低税赋。
“我希望孩子从出生到上小学前，每月能够获得1000元至2000元的补贴。”市民肖先生的大宝刚上幼儿园，二宝还在襁褓，目前孩子主要靠岳母带，“两个孩子的硬支出主要是大宝幼儿园每月4000元（托管费+膳食费），奶粉1200元，每月给岳母3000元，另外每年大宝还要上各种兴趣班，加起来已经好几万元，我们经济压力比较大，没请保姆，也不放心外面的育婴员”。
记者发现，老人在照护孩子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请了家政人员照顾孩子的家庭，通常也是老人和阿姨一起带，但如今在大城市，二孩妈妈年龄普遍偏大，家中老人年龄偏大的情况很普遍，广州卫健委曾公布一组数据，2016年生育二孩的广州户籍育龄妇女中，35岁以上高龄产妇比例为28.2%，接近三成；30~39岁的妇女为主要生育人群，占比达到64.5%。在北京，母亲生育二孩时的平均年龄达到32.59岁。
广州市民邱女士今年45岁，属于高龄二孩妈妈。她告诉记者，家里老人因年龄太大无力照顾孩子，现在只能邀请家政人员来代为照顾，我们就是在小区楼下的家政中介找家政保姆，不是专业的育婴员，之前全天保姆的价格是每月5200元，最近二宝上幼儿园，就请了一种每天上半天班的保姆，价格是3000元。”
“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再配一个阿姨的照护方式是比较合适的。这几年，家政阿姨的价格也涨了不少，全天型的保姆费用每月要5000元至8000元不等，我家大宝现在上小学了，记得她小时候请全天的阿姨，每月价格才3800元。”邱女士告诉记者，小型家政的保姆价格比较低，大型家政机构的保姆，特别是专门的育婴师价格上万的有很多，而目前，夫妻俩每个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超过万元。
育婴员是照顾0至3岁婴幼儿的专业人士。广州一家大型家政公司的母婴部讲师高媛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签约的育婴员共800多人，其中月嫂的均价则是15000元左右，育婴师价格按等级不同每月7900元~12000元，“月嫂针对的是初生婴儿，育婴师则主要针对1岁以上的婴幼儿，我们的收费在行业内算是中上，目前市场对于育婴的需求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但受到前期疫情影响，市场也有一些短期的波动”。
高媛介绍，去年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公告，育婴员、保育员等职业退出了我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目录。如今，育婴员不再由政府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而由用人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颁发证书。因此，公司对月嫂和育婴师的培训非常重视，每隔一天就会开一期班，分别是育婴班、月嫂班，目前每期班都有20来人学习。
“我们是2016年才开始设立母婴部，培训和招募月嫂和育婴师，这一行人员流动还是比较大的。和其他家政中介不一样，我们实行员工制，目前有800多人，但经过我们培训出来的月嫂、育婴师数量远不止这些。”高媛说。
高媛所在公司的育婴员人数在行内并不是很大规模，在多个互联网家政平台，都挂着好几万名育婴员，“这些人就像网约司机一样，几乎每个平台都会挂单，所以在管理上肯定不如我们做员工制的家政企业严格。”
37岁的月嫂卢英来自四川德阳，她告诉记者，自己很早就入行，之前一直单干，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客户主要是熟人介绍，一单生意，卢英能赚16000元至17000元。但因疫情，接单变得青黄不接，应聘一些家庭时，也因没有正规的资格证书而不被录用，她因此选择入职家政公司，进行系统培训并获得相关证书，公司的培训主要是月嫂的专项技能，有理论课也有实操，比如开奶、产后恢复操、产后妇女心理指导，新生儿日常生活照料，早教，新生儿黄疸观察等，“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要将母亲、孩子照顾好，更关键要把所有的技能教会他们。”
卢英介绍，她接手的二孩妈妈年龄普遍为“85”后或“90”初，“在公司干肯定没有单干赚得多，但疫情发生后，大家对于月嫂的安全特别看重，不太敢在通过私人渠道或者小型家政来找人。我们公司配有专业的营养餐老师、专门检查新生儿黄疸和一些儿科疾病的医生，家长不是购买我一个人的服务，这是整个团队的产品。这让我的工作更有底气和后台。”
冯群惠是一名育婴师，经过公司一个多月的培训后正式上岗，从去年开始带一个1岁多的幼童，雇主每个月要支付8000多元，“她们家的情况是孩子爸爸长期在国外，母亲要上班，主要是我和孩子外祖父母一起带，这老两口会是不是去旅游，老两口在家时，饭主要是外公煮，辅食是我这边来做。我不住家，每天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半走，一到家就换鞋、换衣服，宝宝睡醒后就带他出去玩，回来吃饭和水果，跟孩子玩游戏，合理安排孩子的时间。我们还会做一些早教，比如孩子行为上的引导。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及时和他需要沟通，帮助孩子良好行为的养成。”
育婴师舒瑶来自重庆，自己也是二孩妈妈，她说：“我们的雇主大部分来自高知家庭，想要拿更高工资，我们就要会更多技能，会开车、会英语、学习过幼教的育婴师价格可以去到1万多元。”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的基本原则是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分类指导。这新催生了很多专门针对0~3岁的婴幼儿托育机构。
去年，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在市妇联的指导下成立，协会会长成欣欣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婴幼儿托育照护行业在广州的发展蔚然成风，“广州的婴幼儿托育全产业链发展非常完善，包括托育机构、早教机构、互联网社交平台，一大批自媒体公众号、管理技术服务商、科研单位等等都参与其中，可以说行业的标杆机构、app等都在广州。尽管经历疫情打击，但因为有行业头部企业的存在以及资本的支持，一些小型企业只是被兼并，并未破产。”
成欣欣表示，“三岁看八十”并非虚言，孩子的第一个1000天对习惯、社会性的养成特别重要，一些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能达到30%到40%，而广东省0~3岁的儿童约500万人，入托率仅约7.6%，广州的入托率和全省差不多。
成欣欣认为，广东婴幼儿入托率低主要和人们习惯于隔代照护有关。育龄妇女如果要工作，通常由老人来带孩子，大部分外来打工者则是将孩子送回老家给老人带，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主要原因是我国家庭资源配置已经形成习惯。另外，这几年新生儿人数减少，入托人数也相应少了。但成欣欣认为，随着家长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人会接受婴幼儿托育的理念。
相较于育婴师，婴幼儿托育在价格上相对便宜。成欣欣介绍，收费平均每月3000~5000元，一些郊区的托育机构，加上伙食2000多元的也有，收费最高的每月20000元，在珠江新城商圈。但受到这两年的疫情影响，托育机构数量呈现停滞状态。这些婴幼儿托育机构的收费也和民办幼儿园差不多。
成欣欣表示，目前0~3岁的托育机构都是民办，“我建议让公办幼儿园去办0~3岁年龄段的托儿所是最合适的，但目前还没有可以执行的规定。将来，我也建议让非盈利机构联合企业一起去主办，帮助解决孩子的托育问题，为我们后代的成长做出贡献。”
针对托育难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在去年年底接受采访时建议：研究将0-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 减轻家庭育儿经济压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家政服务，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适当增加配偶护理假、家庭养育假等育儿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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