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枪杀华人导师的悲剧背后，为什么学霸更容易“无能又愤怒”？

周一下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发生了一起轰动华人圈的惨案——一位来自中国博士生学霸枪杀了自己的华人导师。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嫌疑人名为齐太磊。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担任研究助理，就读于该校的应用物理科学系。

齐太磊枪杀导师事件，在留学圈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猜测，是不是导师为难了齐太磊。但认识受害人严导的学生和同事马上出来辟谣，说：

非常多的人表示齐太磊的做法太偏激：

杀人案背后，是社会能力的低下

近些年，高智商学霸杀人的案件频频发生。其中几起案件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比如：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人之所以会用极端的方式去伤害别人，根本原因，是他们调节情绪、应对变化的能力低下——负面情绪积攒到顶，没有科学的方法去排遣愤怒，最后的结果无非两种：轻则自暴自弃，重则伤人或是自伤。

但当“想不开”的主角变成学霸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觉非常疑惑——

这样的灵魂拷问，让我想到了教育学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研究——“特曼人”研究。

△电影《暗物质》剧照，电影剧情由1991年卢刚事件改编

智商爆表的“特曼人”们

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是一位足以在教育史上留名的心理学家，他发明了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测试，这是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标准智商测试。

1921年，特曼启动了“天才的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主题是探索资优儿童长大成人的过程和特征。如今该研究已经成为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追踪研究。

特曼对美国加州的25万名中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并从中找到了1470名智商在140到200之间的孩子。这些年轻的天才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样本，并被称为“特曼人”（termites）。

多年来，特曼一直都在跟踪这些天才，记录他们受教育的经历、婚姻、病例、心理健康情况……所有这些都记录在他的《天才基因的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一书中。

特曼相信，他精心挑选的所有“特曼人”，都将成为未来美国的精英群体。

五分之一的“天才”

居然连普通人都不如

但是，特曼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特曼人”长大之后，特曼收集了其中730个人的记录。然后，他沮丧地发现，在这群自己精挑细选的超高智商的孩子中，只有20%（150人）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各行各业中获得了出色的成就。

大部分“天才”（60%）过得非常普通。

最差的20%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虽然拥有超高的智商，却没有创造多少与智商相配的价值。其中一些做着简单且报酬低微的工作，还有一些甚至成天躺在家里无所事事。

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大学辍学，四分之一的人只有高中学历。

“学霸”适应不良

原来是“实用智商”问题

为什么明明拥有超高智商，却有那么多“天才”在社会生活中适应不良呢？

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发现，这是因为很多天才的“实用智商”很低。

很明显，尽管智力水平相当，但男孩A的“实用智商”要远远高于男孩B。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的“分析推理智商”（IQ）和“实用智商”常常是不相交的。一种智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智商就必定存在。你也许拥有很高的“分析推理智商”，但“实用智商”却比较低；或者相反。

只有同时拥有“较高的分析推理智商”和“较高的实用智商”的人，才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真正的成功。

请注意哦，这里都是“较高”，而不是“超高”——也就是说，一个人哪怕IQ只有110、120（算不上天才），但只要“实用智商”足够，也一样能够心理健康，生活幸福，出人头地。

很不幸，家庭背景决定了“实用智商”的高低

那么，“实用智商”从何而来呢？

分析推理的智商，基本上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先天能力可以用IQ值来测量。

但社会悟性是一种知识，它是一系列需要学习的技巧。而我们的家庭，就是影响我们处世态度和社会技巧的地方。

在研究中，特曼发现，“成功的天才”和“糟糕的天才”之间唯一的明显区别，是家庭背景。

那些心理更健康，成就更卓越的“成功的天才”们，绝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家庭，他们的家里摆满了书籍。一半人的父亲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相反，“糟糕的天才”家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几乎三分之一的家庭中的父母，在八年级之前就辍学了（没上过高中）。

特曼研究的最终结果表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或者贫困家庭的天才少年能在未来闻名遐迩。来自贫困家庭的天才少年们，在成年以后很久，似乎都受困于一个隐形的枷锁之中，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富有阶层的“协同培养”和

贫困阶层的“自然成长”策略

为什么家庭背景会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造成如此重要的影响？

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Annette Lareau）曾经选择了12个家庭的孩子，并对每个家庭进行了不少于20次的考察和研究。

拉里奥发现，这12个家庭的教育方法，可以分为两种哲学体系——富有的家庭有一套体系，贫困家庭也有另一套体系。

富裕家庭的父母喜欢对孩子刨根究底，每件事都要问清来龙去脉。他们不仅仅自己喜欢发号施令，也希望孩子能拿出自己的威信，敢和父母顶嘴，能和别人谈判，还能质疑成年人。

一旦孩子在学校的境况不如意，富有阶层的父母就会为孩子争取权益。

贫困家庭的父母则相反，他们常常会向权威人士让步，他们总显得服服帖帖，不能勇敢地站出来。

拉里奥这样描述一位低收入阶层的家长：

拉里奥把中产阶层父母的教育方式称为“协同培养”，其目的是积极地“培养并评估一个孩子的才能、观念和技能”。

相反的，贫困家庭遵循的是“自然成长”的策略，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照看孩子，但是应该让孩子自由自在地发育成长。

拉里奥认为，这两种培养方法不能说哪种更好。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动手，不喜欢发牢骚，能够有创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拥有极强的独立自主的观念。

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协同培养”的优势更加明显。有着紧密活动安排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总在不断地变更自己的经历。他们能学会团队协作，也知道怎样处理一些高层事件。他们知道怎样投成年人所好，在需要的时候，也知道应该如何甜言蜜语地说服成年人。

在拉里奥的眼里，中产阶级的孩子开始领会了“权利”的意义。

他们明白自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拥有灵活应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权利。

他们要求分享到更多的信息并且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灵活应对制度安排来满足自己的愿望。

相反，劳动阶层或者穷困家庭的小孩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淡，缺乏信任和拘谨。

他们不知道怎样找到自己的路，或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定制自我”。

富裕孩子：从小就能得到的训练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次北卡枪杀案的凶嫌齐太磊身上，就会发现，他是典型的“寒门贵子”——家中务农，齐太磊和弟弟高中时期每月生活费只有人民币200元，在学校每天都是一份菜两人分吃……

他的父母没有精力和实力更好地养育子女，更别提传授他们任何社会技能了。

而在杀人犯卢刚写给二姐的信里，他说自己：

你看，卢刚始终认为自己“一身正直”，却把同学和教授看作是“小人”和“赃官”，把人与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流和表达看作是“溜须拍马”和“自以为是”……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对人情世故的无知和偏激。

心理学家发现，贫困家庭的父母，不太懂得从小把社会技能传授给子女；而富裕家庭的家长却截然不同——

心理学家拉里奥曾跟随一位富有人家的孩子威廉去看医生。

在路上，妈妈告诉威廉：“你应该想想要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拉里奥发现，威廉的妈妈平时总是教育孩子“有资格畅所欲言”——即便见到的是一位长辈或者权威人士，他也完全应该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见到医生后，医生告诉威廉，他在身高百分比中排95。威廉这时打断了他的话。

之后威廉又问了医生很多问题。

你看，威廉轻易地打断了医生的话，告诉他说自己不是10岁。这是一种权利，他的母亲允许他“一时无礼”，因为她希望儿子学会在权威人士面前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威廉却能很好地掌控局面。他提前想好了要问什么，吸引了医生的全部注意，让医生把焦点都集中在他准备好的问题上。

利用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把原来倾向成年人的权利逐步向自己身上倾斜。他得到了成年人的注意和赏识。

拉里奥认为，威廉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富裕家庭“协同培养体系”一种重要的体现。在做检查的时候，威廉没有过分显摆自己，他的行为方式非常类似自己的父母——他追问、磋商，以放松的心情开着玩笑。

这是一种文化优势。威廉之所以拥有这种技能，是因为在他年轻的生命中，他的父母，颇费心机地，把自己身上曾受过的教育方法用在了孩子身上，向他展示游戏规则，不断地刺激他、提醒他、激励他……即便是去看医生的路上，也没忘记来一场逼真的小预演。

威廉成年后的境遇更好，是因为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在一所好学校读书；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了权利观念的教育。这种意识，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不要再培养“无能”而“愤怒”的孩子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愤怒于找不到情绪的出口，愤怒于和社会格格不入。

作为家长，我们都不愿意培养出因为“无能”而出离“愤怒”的孩子。而要想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成功、快乐的未来，关键就是要教会他们——

千万别用武力把孩子压制成乖宝宝，因为太过乖顺、失去自我的孩子，即使智商再高，也可能成为废物，甚至是“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