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与儿童】
[做眼中有光的教师，育心中有爱的儿童]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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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1971年生，教育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前教育基础理论专委会主任。
主要从事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同时涉足儿童游戏与儿童艺术等研究领域。先后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现代教育视野中的儿童玩具研究”，以及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现代儿童游戏文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当前正在主持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代儿童游戏研究的范式演变与多学科理论探索”。出版有专著《游戏精神与幼儿教育》（2006）、《儿童游戏文化引论》（2012），在《比较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承担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
贺刚，1995年生，四川成都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学前教育基本理论。近年在《教育学报》、《教育导刊》等期刊发表论文。
摘要
游戏是学前教育领域的核心概念。将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进行紧密的结合，考察其在社会变革期间内涵和外延的转折与变化，方能透视理论上的困境和实践中的问题。18世纪末以来的西方游戏理论一经诞生，就孕育了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也深刻地植入了儿童游戏理论化的过程。
儿童游戏概念的形成有其思想与社会文化背景，现代化过程中进步修辞构成了它的主流语境。在中国，儿童游戏概念的确立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复杂力量也使得儿童游戏概念产生了不同维度上的意义裂变，包括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分离，享用功能与发展功能的分离，以及日常概念与专业概念的分离。未来的儿童游戏理论建设需要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
关键词
儿童；游戏；概念史；进步修辞
01
引言
游戏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作为活动，它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很强的情境性。它又可以指某种态度或者身心状态，比如轻松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运动的状态。它还有着丰富的语言形式，无论是西文中的“agon”“paidia”“ludus”“spiel”“play”“game”，还是中文中的“游”“玩”“嬉”“戏”“赛”等等，虽然彼此关联，却又并不重合。另外，还有“消遣”“休闲”“表演”等其他概念与之交叠，一如维特根斯坦曾经描述过的游戏的“家族相似性”——他认为各种游戏类而不同，无法进行本质定义，甚至游戏内部还存在着相互冲突和竞争。我们可以说游戏是自由的，但它有时又有着严肃的规则；游戏可以是竞争性的，但有时游戏也是赌运气。这是一种“在单词意义的外延和内涵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冲突”的现象，它导致了语义的朦胧。甚至研究者宣称，游戏作为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价值，不是一个可研究的现象。
“游戏”也是学前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儿童的游戏与学习、发展、教学、课程等罗织起了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网络。它们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成了现代学前教育必须探寻和解决的难题。儿童游戏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游戏理论也深植于人类整体精神世界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没有“画地为牢”的可能，仅仅去讨论幼儿园游戏，局限于学前教育学科内部来思考和解决有关儿童游戏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承认游戏的模糊性的基础上，跨越学科边界，审视儿童游戏理论是在何种条件下诞生的，它在怎样的语境中使用着，如何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依据，又如何孕育出更为复杂的意蕴。如此这般，方能看清某些熟视无睹的教育观念背后的参照系、隐藏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未来的教育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胡伊青加研究了不同文化中的游戏现象后曾经谈及，尽管游戏活动比人类历史还要古老，但西方对游戏的系统反思却是相当晚的事。这个现象让我们意识到，游戏（包括儿童游戏）从自在的存在到诞生出普遍的概念和理论，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社会条件。那么，游戏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之后，是否就沿着一条清晰的、线形的进路发展而日趋完备了呢？是否就成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工具了呢？这种惯常的思路，可能会把我们导向一种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的学术史观，会遮蔽理论与现实关联的复杂多样性。为此，本研究拟引入概念分析视角，其中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尤富启发性，它被认为是二战以后德国史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一种透过语言介质来研究现代性兴起的最突出、最成功的尝试。
本研究主要借鉴了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的以下一些观点。
其一，要突破一般的概念研究中只重视词源和语义研究的倾向，将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进行紧密的结合。“概念史并非仅面于术语的内涵展开研究，而是要突破文字的界限深入到社会史层面，为概念找到现实的根基。”本研究试图揭示的是，游戏（包括儿童游戏）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现实中得以理论化的，它孕育了怎样的发展的可能性。
其二，研究应该重点关注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折和断裂处，这种断裂往往反映了多重社会力量的并存和冲突，这是一种不同时的同时性”（simultaneity of the Nonsimultaneous）现象。本研究需选取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考察儿童游戏概念之构建是如何受到一般的游戏理论影响，并在多重社会力量的交织之下产生意义裂变的。
其三，随着概念在不同群体和语境中的转移和扩散，它的价值内涵会具有多歧性和竞争性。本研究试图关注儿童游戏概念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价值内涵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胜出，以及它会给教育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
二、儿童游戏的理论化
（一）西方思想史上游戏概念之构建
“儿童游戏”是“游戏”的从属概念。要探寻儿童游戏理论何以产生，需要回到一般游戏理论构建的历史境脉中。应该说，一般游戏概念构建之初设定的价值内涵及其蕴含的矛盾冲突，将会植入儿童游戏概念并在种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之下推动概念之演化和歧变。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尽管历史上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游戏、竞技、节庆、嬉戏、玩乐活动和行为，但它们是“自在的”,并不一定就会成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近代以前,游戏只在不多的情形下作为思想和理论的资源来使用,并没有建立统一概念。
例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游戏”作为一种永恒轮回,表达了一种十分强烈的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模式；柏拉图认为人的游戏是对神的听从,而城邦生活是“神的游戏”,这样的生活才能获得“众神的恩宠”；
亚里士多德认为“消遣”是为了严肃的工作而休息,这里的“消遣”也包含了戏耍活动；在中国的思想脉络里,庄子的“道遥游”表达的是一种豁达无碍的精神态度,以纵横邀游天地之间。
先贤们在自己的独特语境里频取了游戏活动的意蕴,但相对而言仍然是零碎、稀少、泛泛而谈的。如果将视线从思想世界转换到各种文化中具体的游戏活动,会发现它们有各种相似,但所用的词语却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妨碍了我们把所有形式的活动集合到一个词语下面。因此,对于一个一般游戏概念的抽象的理解,乃是后来的事和次要的事,而游戏功能本身才是根本的、首要的。
古代游戏活动之久远和广泛,与游戏概念在思想和理论世界中的声势微弱,形成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反差。这种反差也许在告诉我们：其一,游戏活动有强大的生物学基础,是一种由本能驱使的、必然发生的活动。其二,这些活动并不被时人认为同属于一个类别。很多游戏活动包括儿童游戏是“低级的”,有明显的感官和欲望的色彩,是“罪孽”的来源,乃“非理性”和变动不居的,非形式世界、理性世界关心的对象。其三,某些现代所看重和鼓励的游戏的突破规则、自我创造的一面,与古代社会的二元结构是不相容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西方在18世纪中期以后,“理论化”的行动开始增多,这正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鞍型期”（saddle-time）。在这一时期,“概念从旧到新的语义革新过程拥有诸多特征,其中一个显豁现象是许多中心概念的诞生,即一些概念从复数向单数的过渡”。所谓从复数到单数,指的是从对各种具体的事件和经历的表述中,发展出具有总括意义的、抽象的概念。“游戏”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了一个中心概念,建立了它在思想世界中的地位。
德国思想家席勒成了将游戏（spiel）全面融入自己的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席勒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一西方历史的分水岭,深切地体会到形式与世界、人格与状态、感性与理性之间二元对立的精神结构的存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现实—科学与艺术、技术与文明、野人与蛮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从康德那里发现了游戏活动的审美意义,但超越了康德将游戏仅仅视为心理层面的愉悦的观点,将之拓展成为往下延伸至动物世界、往上衔接至理性世界的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使得这个概念既具备了精神的内涵,又扎根于具体的经验土壤。
这样,动物的精力发泄、人为寻求快感的物质性游戏、人类的审美游戏就全部统摄在了游戏的外延范围里,并且关联成了一个整体。尽管它们之间也形成了等级序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使得动物和儿童的玩耍成为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的发端,让这个序列上的活动贯穿了一种连续性的力量。
除了广度,游戏概念在席勒这里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论辩上的强度,他甚至将游戏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开启了后世将游戏与人的精神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之路。席勒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游戏概念,这是游戏概念史上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概念史研究最为关注的,是概念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节点。我们可以看见,在思想史上,游戏概念自席勒之后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尼采那里。因为席勒尽管将游戏与审美提升至精神世界,但他仍然延续了柏拉图-康德的理性传统,将游戏与审美视为达至理性的中介。
而尼采虽然继承了席勒在游戏上的审美取向,但却颠覆了这一形而上学的理性传统。他更为深切地受到了赫拉克利特的影响，将审美从一种理性的中介和协调工具转变成了对抗性的、混乱的游戏之力，试图摧毁感性和理性的二元结构以及从感性到理性的价值等级。
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不断向我们显示个体世界建成而又毁掉的万古常新的游戏，如同一种原始快乐在横流直泻”。游戏、艺术家、儿童、艺术品常常可以等价使用，“‘游戏’，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神的稚气，嬉戏着的儿童”。尼采的游戏概念不再被限制于理性之下，而是一种奔放的、居无定所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消解了一切限定的本质。
从席勒的游戏概念到尼采的游戏概念，康德开启的将游戏与艺术、审美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得以继承，但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断裂，那就是将游戏的精神内涵，从理性转向了非理性。对此斯帕苏里奥评论道：“在这种心态下，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人和立法者。
”这同时也是一种视角的转换，“从这种视角来观看，永恒轮回的生成游戏、世界和人生此在都成了‘审美现象’，都获得了正当合理的证明”。尼采发声之时，正值工业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冷酷无情、报纸和记者在塑造着庸众头脑的时代，在这里，游戏是循环中的精神意志对自身的肯定，是“超人”的诞生之所。
至此，尼采对游戏的非理性精神的演绎，引发了海德格尔、芬克、枷达默尔、利奥塔、德里达等众多哲人在这一向度上对游戏的阐发，使得游戏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关键隐喻。
总体而言，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时代精神选择了“游戏”，将之塑造成了一个中心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家从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的、日常的活动中升华出精神内涵，凝聚于概念之中，去影响甚至主导哲学世界的思考。同时，这一概念又反过来呈现出跨越阶层的接受度，从而影响日常生活实践，提升游戏活动的合法地位——这种由上而下的扩展被科塞雷克称为概念的“民主化”现象，似乎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演进线路，牵涉到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深刻变革。
儿童游戏概念的形成，正是这一“民主化”现象的一部分，哲学话语由此转变和扩散为科学话语、艺术实践和教育实践话语；同时，游戏是致力于为理性铺路，还是致力于反理性或超越理性，这一积淀已久的冲突和矛盾也植入了儿童游戏的价值内涵。
（二）儿童游戏概念及其主流语境的形成
在儿童游戏概念诞生之前，游戏与儿童教育的关系早已被古人发现，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后来的伊拉斯谟、奥古斯丁、蒙田也都谈过游戏对儿童学习的价值。17世纪法国的曼特侬夫人在谈女子教育时，就认为应该利用一切资源乃至游戏，以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女子的理智。
费内伦也议论道，应该寓教于乐，让孩子在玩耍中愉快地学习知识。洛克专门为孩子设计印有字母的木块，供他们在戏耍中进行语言学习。
但游戏概念在这些言论当中，多少都还是随意和日常的，并且是指向一些具体的形式的活动，人们并不会针对这一概念本身去分析和论辩。“直至后启蒙浪漫主义时期，我们才开始看到关于‘游戏对儿童是什么’的相关的证据及游戏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重要性的阐述。”卢梭对于儿童的“愉快和嬉笑的本能”的爱惜，裴斯泰洛奇关于儿童工作和游戏合一于愉快和自由的观点，都指向游戏是儿童之善性的表现这一现代教育原理。系统性地将游戏概念引入教育理论体系的是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他将游戏视为实现幼儿精神潜能的活动，而他创制的“恩物”则是这一活动的物质载体。但这里的游戏概念，仍然是哲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在福禄贝尔这里，“游戏被完美地理想化了”。
如果将目光转向19世纪的西方儿童生活，会发现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宗教信仰退隐而来的，是世俗社会和生命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生产方式和家庭结构的调整，使得儿童的价值日益从生产价值演变为情感价值；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儿童需要统一、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训练才能进入工作领域，这也导致现代学校的普遍设立；
同时，商业的崛起又形成了广泛的儿童市场，其中的一大动因是人们对儿童需要和欲望的重视以及一种普遍的、珍爱童年的意识，“一种更为真实的关怀和因儿童而生的柔情蜜意出现了”。
“爱”与“控制”是人类精神上相互补充的两种认识态度。正如舍勒所言：“科学为自己征服的任何一个新的领域，最初都必定是通过对爱的某种强调而得到领会的，只有在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一个更加冷静清醒、更多地从理智角度进行客观研究的时代才可能出现。”
在珍爱童年的意识和态度普遍化之时，研究儿童的科学理论也开始产生。让儿童游戏离开日常经验以及哲学玄思的一个重大转折节点是进化学说的提出和传播，它给予哲学、宗教、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以巨大的冲击，抹平了近代以来笛卡尔哲学建立的人与动物、脑与心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席勒对游戏的人类学兴趣在进化思想的影响下，转变为了一种生物学兴趣。
儿童位于大自然和成熟的人类这一连续体的中途，他们的游戏和动物的嬉戏一起迅速地被研究者捕捉到了，成为验证进化学说的证据。从斯宾塞到格鲁斯，他们不仅构想到了神经中枢层面的释放机能，还将游戏活动纳入了“适应”这一普遍的进化目的之中。儿童游戏从此进入了一个联结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巨大的网络，成为被审慎思考的对象。对儿童游戏最为用心的是发展心理学这门学科。
早期的游戏研究聚焦于游戏的生物性适应功能，后来逐渐转向研究游戏的发展变化规律。
霍尔的游戏复演理论建立了儿童游戏与人类文化演进之间的关系，虽然遭受各种质疑，但他留下了儿童发展具有连贯性和阶段性的观点，这份遗产成为后来儿童游戏研究的中心思想。皮亚杰是这一路线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将游戏作为观察儿童符号功能发生发展的窗口，提出了儿童游戏发展阶段理论，不仅勾勒出了游戏活动出现的次序和阶段，而且描述出了从感觉——运动思维到象征性思维发展中儿童游戏在功能上的连续性。
这条路线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让人感到有可能预测儿童未来发展的状况，因此能够为教育目标提供依据。维果茨基同样聚焦于儿童游戏的符号功能，但他对儿童游戏则持有更积极的看法，认为假想游戏实现了一种意义和物体的分离，使得儿童从现实中解放出来，因此具有发展的价值。
“发展科学看上去日益从勾勒游戏的发展规律转向研究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从而让人对游戏产生更具体的因果认识”，这成了20世纪游戏研究的整体走向，引起了众多心理学研究者的验证和追寻。将发展作为一个随着年龄增长理性日益增强的过程，将游戏看作是促进儿童认知、语言、社会性等方面发展的工具，将游戏的发展功能看得比愉悦更重要，这被称为游戏的进步修辞。
何谓游戏的修辞？萨顿·史密斯认为修辞是一种劝服性的语言或者含蓄的论述，以使他人相信某种信仰的真实性或者价值。关于游戏的各种理论甚至科学理论，都隐藏着意识形态价值。他在考察了人类游戏文化之后，总结了七种修辞，包括“进步”“命运”“权力”“身份”“想象”“自我”“轻浮”，并且总结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来证明儿童游戏领域是被进步修辞主宰着的。
这种修辞的特征是：持有童年和成年的二元观念；认为儿童游戏有利于发展，而成人游戏则仅仅是娱乐。游戏的学业、社会、道德、身体和认知方面的这些外部功能，在进步取向的助推下，成为大多数儿童游戏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在进化论的影响下，“19世纪典型的声音是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所有事物的进化、改良和进步”，进步修辞并不是儿童游戏特有的，而是一种时代的强势话语。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时间具有线性而非循环的特质，是向前运动的，去面向一种不可知的未来。既然未来是不可知的，那么不论社会还是个人，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信心之下，都有能力谋求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好的生活。心理学建立了这样一种发展观念，个体每朝前走一步，都比原来更成熟、更进步、更有能力。在这种语境下，儿童游戏首先就是这种个体发展和进步的反映。从此，儿童教育具有了科学理论基础，游戏作为教育的工具正式获取了它的地位。
（三）儿童游戏概念在中国的确立
科塞雷克所言的西方社会“鞍型期”结束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才刚刚开始。有学者将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限定于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剧变”。
1897年之前，“游戏”一词极少在报纸杂志上出现，零星几次出现也是指成人游戏，多指墨士文人的消遣，偶有佛教故事使用。而1897年《游戏报》创刊后，游戏一词开始流行于大众之间，《游戏报》主要登载各种诙谐、调侃诗文和社会趣闻，虽为轻松的文字，却以隐喻反讽为目的。儿童游戏话语则是大约到进入20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和激增的。其在制度化教育领域，主要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1899年日本颁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程》已经规定了幼儿游戏之种类以及目的，这成为后来清政府进行学制设定的蓝本；1900年这些内容又进入了文部省修订的《小学校令》。
1902年日本出版了中文版《小学校新令》——其时清政府派李宗棠考察日本教育，与日方协商了合力译印多种日版教科书等事宜，《小学校新令》即为其中之一种。其中第197条和198条谈到，“幼儿保育之项目为游戏唱歌谈话及手技”，“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共同游戏。随意游戏使幼儿各自运动，共同游戏使合于歌曲而为诸种之运动，要快活其心情，健全其身体”。
1903年制定、1904年正式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的蒙养院保育教导要旨中，直接运用了这一阐述。之后，报纸杂志上开始刊载外国儿童游戏及场地的图片和介绍，以及各种游戏玩法，西方游戏理论、游戏对于婴幼儿发育和发展的好处，以及教育如何利用游戏作为手段的言论也传播到大众之中。
以1905年为例，《教育世界》杂志分五期连续介绍美国哥罗宰氏（格鲁斯）的游戏理论；上海开明书店则出版了日本翻译过来的教科书《教育实用心理学》，中有“幼儿之游戏系切要之课业”的论述；
《申报》发表了国人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幼稚园所见的情况，论述了儿童游戏与教育的关系；《女子世界》杂志开始连续刊载“游戏数学”。也正是这一年，报刊上儿童玩具的广告陡然增加，从前一年的两三条增加到六十余条，主要由亨达利洋行投放。似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和西方儿童游戏的科学理论、教育理论、实践方法从各个不同方面进入了中国，通过学术界、教育界、商品市场共同冲击和改变着国人的儿童意识和教育观念。
因此，在中国，对游戏活动进行理论界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儿童游戏更是在现代心理学和教育理论的影响下成为研究和反思的对象。与西方的儿童游戏概念建立的语境不同，当时的中国正值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民族处于穷困危难之时，因此，儿童游戏的进步修辞，迅速成为救亡图存的话语的一部分。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将儿童形象与国家未来建立起关联，也实际投入到儿童教育的事业中来。
例如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就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通过翻译、编篡等方式，传播现代文化和教育思想。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恽代英，虽为哲学专业出身，却一直关注儿童教育，早先就为《妇女杂志》翻译过“儿童游戏时间之教育”一文。教育界名人舒新城，当时也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长文，论述游戏原理、方法和基本原则。谈及游戏的价值时，他说：“游戏何以为一般教育者所重视？是因为它有陶冶德性，发展社会能力的机能。”
现代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陈鹤琴在1925年出版的心理学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中从发展身体、培养高尚道德、能使脑筋锐敏、使儿童得到休息等方面论说游戏的价值，其中道德价值论述得最为详细：“什么自治，什么克己，什么忠信，什么独立，什么共同作业，什么理性的服从，什么纪律，这种种美德之养成，没有再比游戏这个利器来得快、来得切实”。
在1939年发表的《儿童玩具与教育》一文中，他也谈到了枪、炮、军舰等玩具的益处，认为“像这类玩具，很能唤起小孩子尚武精神，所以是好玩具”。
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儿童游戏的概念和地位之确立，有它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国人在现代化阵痛之中瞥见的一抹光亮。“在使人们对传统的世界观点产生动摇和怀疑的因素中，纵向的社会运动是决定性的因素”，正是在这种剧烈的纵向社会变革中，旧中国贬低儿童、轻视游戏的观念动摇了。“中国的专家们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一种（种族、人民和个体的）进化发展的现代主义叙述，将它与建立新的国民性和国家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
因此，呼应于时人对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怀与期望，当时儿童游戏概念的一个首要的特征是它所具有的道德和社会化价值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身心健康、认知敏锐、个性发达也被视为新国民的重要素质，游戏就担当了这样整体的教育功能。从这一过程来看，儿童游戏的进步修辞在中国不仅指向儿童的发展，更指向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这在现代化进程之初就定下了稳定的基调。
儿童游戏概念建立之初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英文中“play”和“game”的区别在中文中被消除了，统一为“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游戏进行解释的灵活性，也为形式化的规则游戏管越自由玩耍活动的空间埋下了伏笔。
从当时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尽管在论及儿童游戏的年龄特征时，会描述儿童自然出现的游戏活动，但涉及教育实践时，却也出现了强调“游戏是要像算术读法一样教的”，要“按着儿童的年龄教他们做游戏”这样的观念。教科书以及普及性教育读物中，儿童游戏虽然也包括了自发游戏，但更大量出现的是成人为儿童设计和编制的规则性游戏活动。这种情形下，英文“play”概念内蕴的自主自发的、玩耍嬉戏的态度常常起于对游戏进行价值主张之时，却止于追求“进步”和“发展”的教育实践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这使得我们教育实践界在“儿童游戏”概念引入之后近一百年的时候，不得不创造了另一个概念——“自主游戏”来还原“play”的原义，将之与包括教学游戏在内的教师设计和领导的规则性活动区别开来。
三、儿童游戏概念的意义裂变
儿童游戏概念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总是纵横交错的。一个概念虽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着，但它的内涵并非替代性的，而是沉积性的。
我们可以发现沉积在游戏及儿童游戏概念中的几种精神力量——游戏概念从席勒开始就沿着不同的道路构建着其精神内涵，一支是经由尼采而维系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其中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价值之争，一支是经由斯宾塞到格鲁斯的科学研究路线，强调发展和适应的工具理性价值，后演变为进步修辞。
而在理论世界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又普遍存在着游戏是轻浮且浪费时间的传统观念。这几种力量冲突的同时又交织在一起，既造成了儿童游戏的意义裂变，也形成了这一概念的多重张力结构。
（一）认识论维度：审美价值与认知价值的分离
席勒在论证游戏的审美价值的时候，引入了一个概念——“活的形象”。美就是“活的形象”，这并非难解之事。关键问题是，“活的形象”在人类文化世界里的地位如何，是为更高级的理性认识充当桥梁和中介，还是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甚至更具本体价值的存在？这是席勒和尼采的游戏精神的分水岭，也积淀为儿童游戏的意义结构中的一对矛盾。
如果儿童游戏的主要价值是能为理性认知成长架桥和铺路，那么“活的形象”就会被改造成为一系列图式、图像或者符号，凸显其形式结构而丢失其生命体验的活力。如果游戏的审美价值得以张扬，那么如尼采所言，它将走向对现实的超越和否定，某种程度上会出现“反发展”“反适应”的现象。
这一对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对儿童的“想象”的理解上。儿童游戏是富有想象力的，这在现代学界是一种共识。但是不同的理论对“想象”的价值定位不一样。想象力和创造力常常是相提并论的，然而现实是，“创造力作为一个术语，在心理学中成了一个被量化的变量，非常狭窄”；而想象，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被当作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在童年阶段却常被界定为“幻想”，是更低级和次要的，因此对儿童幻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对童年如何控制、驯化和指导”的研究。
而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幻想游戏举步维艰，“我们只有在确保能够让孩子们对阅读、写作和计算机操作发生兴趣的前提下，才能用心培育幻想游戏”。
我们来看看现代儿童游戏理论的三大派别在这一问题上的阐释。皮亚杰建立的游戏的普遍发展阶段模式力图展示人类抽象逻辑的发生、发展道路，“活的形象”在他的思维发展阶梯中，更多指的是象征性思维方式，是抽象逻辑思维的前序。尽管皮亚杰也提出游戏是一种愉悦的活动，是“自我的展开和欲望的实现，但放在将智力视为一种适应的观念系统中，无疑会强化想象的理性认识功能。
与此有些分歧的是弗洛伊德的游戏理论，他更强调儿童游戏的宣泄和愿望满足功能，此时的想象和幻想倾向于是一种“治疗”，目的是对自我的控制和对环境的调节，它的价值仍然指向对现实的适应。显然，有着艺术心理学研究背景的维果茨基更试图去达到审美与认知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他认为每一种感觉、每一种情感都在寻求与之对应的特定图像。因此，“情感具有一种选择印象、思想和图像的能力”，“每一种感觉不仅有一个外在的、身体的表达，而且还有一个与对思想、图像和印象的选择相关的内在表达”。
简而言之，如果游戏是“活的形象”，那么它就是身体和形象的双重表达，通过智力和情感的结合来驱动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他又坚持认为，儿童的想象力相对于成人来说是贫乏的，因为高级的想象力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发展作为支持。
“这也带来了很多儿童想象力研究的缺陷。大多数思考都是根据其抽象化程度（转换的次数、角色结构的复杂性、非现实主义的程度、去情境化的形式）来进行的”，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孩子们会这样去想象。而到了教育实践的语境中，不论是皮亚杰、弗洛伊德还是维果茨基，他们对儿童游戏中的情感、体验、审美价值所持有的肯定性论述被弱化了，而对认知发展价值的一面被强化了。
因为这更符合社会日常的期待，也更有利于去维护制度化教育的组织模式和系统功能。我们在实践中也能观察到，教育者更少关注游戏的非理性和超越现实的一面，模仿和顺应现实的表现被视为游戏的更高级的水平。
儿童游戏的审美价值——来自席勒和尼采的传统，更多在文学艺术领域彰显：童年被视为灵感的源泉，童心被当作崇拜的对象，游戏被看成自由和创造的表现，作家和艺术家常常将它们作为想象类文学艺术作品的重心，正如让·佩罗的总结：“游戏、童年文化是儿童文学的主要同盟。”儿童游戏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分离，也是教育领域与文学艺术领域的分离。
儿童游戏概念一面与发展、认知、适应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促使儿童理性发展和适应社会的手段；一面与灵感、创造、想象、艺术、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对抗社会现实、超越既定规则的工具。
（二）伦理学维度：享用功能与发展功能的分离
自我欲求和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儿童游戏问题上持久地存在着。享用功能指向的是自我满足，是游戏的好玩性和趣味性，发展功能则指向游戏对于儿童的工具价值，即游戏是有用的，它并不是儿童所关心的，但却是社会所要求的。“人们一方面渴望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又忧虑游戏在实践中的‘分量’和‘比例’，担心其会不合时宜地分割掉‘教化’的价值。”
其实，自我欲望和需求的满足作为一种价值被认为是应当的、合法的，是相对新近的事情。在整个西方哲学主流传统中，欲望一直与理性、智慧处于一种冲突或者紧张的关系之中，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感知和想象是由非理性欲望推动的，是一种低级形式。
虽然欲望在斯宾诺莎、萨特、尼采等思想家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地位，但儿童期更“低级”的欲望、本能，到弗洛伊德那里才真正被慎重对待。快乐原则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原则，早年的欲望压抑会导致成年的神经病症，这些观点都使人们意识到童年期的情绪宣泄和满足对于自我认同的价值。
进化论影响下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也强化了游戏与积极情绪之间的正向关联。游戏刺激了作为情绪核心的大脑的杏仁核，使其在积极的情绪中提供给儿童高质量的体验；不仅如此，幻想还让我们能安全应对各种事务，“它让我们更能接受身处情感漩涡中的生活”。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心流”理论专门探讨了游戏过程中的体验，认为不论是竞争游戏、运气游戏还是其他形式的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带来一种新发现、一种创造感，把当事人带入新的现实”，这种感受是全神贯注而忘我的，是一种“最优体验”。相对于西方的将情感作为理性的附属物的传统，范登伯格认为，游戏中激情、兴奋感和紧张感居于中心位置，这才是游戏的重要特征，儿童在游戏中的享受、乐趣是更为首要的，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这是人类的一种愿望的能力。正是在对情绪和自我满足的观照下，儿童游戏也成了童年自由的象征。
我们前面讨论过，在儿童游戏问题上，进步修辞一直居于主流。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联合起来试图证明，游戏不仅反映了发展，而且促使新的发展成就产生。但是也有声音认为，游戏与发展的关联更多是假设性的，而不是验证性的，没有证据支持其明显的因果关系。除开这一点，理论上而言，享用功能与发展功能并不是矛盾的，但这样一来，儿童游戏的外延就大大缩小了。
具有享用功能的游戏范围非常之广，游戏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儿童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粗野游戏、颠倒游戏、胡诌游戏甚至秽语游戏，这些游戏带来的幻想的快乐是真实的，有大量无意识的成分。而在关于游戏的发展功能的研究中，游戏的外延却很局限，主要是家庭和教育机构中经过改造的扮演游戏、积木游戏、智力游戏等等。除非我们对儿童的生活施加严密的控制和规训，才能让他们走在以游戏促发展的正道之上——那么游戏的自然、自由的特质又在哪里？游戏是否仅仅是为发展和社会适应服务？
尤其是一些幻想、嬉戏和胡诌的游戏，它们是儿童对抗成人控制、消解压力和紧张的方式，甚至是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彰显，其与理性发展功能是否存在着不相容的情形？
另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是，人的欲望被市场重新塑造着，个人的自主性转换成了占有和消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的需求。“不只是生活风格，而且连自我实现，都依照市场的标准来加以包装和分配。”个体欲望和需求被看见了，同时也被无限制地利用、开发甚至被塑造了。儿童游戏需求满足的背后，是巨大的玩具、电子游戏、童装、媒体等市场，甚至教育也成了儿童市场的一个部分。它想方设法刺激孩子愉悦、兴奋的情绪的同时，也说服家长这一切是儿童值得的，是“幸福童年”的保证。无怪萨顿·史密斯会认为，现代游戏存在的这种强调主观动机和体验的自我修辞，源自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常常被推销员、宣发人员、心理顾问和消费者使用。这也意味着，现代游戏的享用功能背后，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市场的话语陷阱。
（三）社会实践维度：专业概念与日常概念的分离
现代社会的这种“不同时的同时性”有三种表现：过去和未来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共存；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科技、伦理、艺术等领域存在隔膜；再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论是时代还是阶层之间存在嫌隙。社会空间的这种碎片化和折叠性，同样反映在儿童游戏问题上。
前面我们已经涉及了科学与文学艺术领域、儿童自我欲求与成人期望的分离，这里将呈现的是儿童教育专业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分离，这体现在同样使用游戏概念，但其指称和语用都出现了分歧。
在西方，出于新教伦理的影响，在大众意识层面上，游戏被视为是浪费时间，是轻浮、懒惰和玩世不恭的，与思想家们所崇尚的游戏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清教徒的这种游戏伦理是过去四百年来所有游戏修辞中最强烈和最持久的。
在中国，长久以来也有着贬抑游戏、赞赏勤奋和劳作的传统。需要意识到的是，思想家和学者的游戏概念，往往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它的外延是有限的，比如席勒，绝不会将野蛮、色情性、赌博性的游戏包含在内，而这些游戏很可能是底层民众消遣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只看他们的游戏概念，很难看到它所指称的活动的阶级性和伦理性。而成人对儿童游戏的贬低，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自发游戏会对社会规则和文化秩序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也因为游戏有碍于学业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在视学业成就为最重要的教育目标的社会环境里。
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剩余的出现，专业化活动大量增加，它们带来了公共知识库的专业化和分隔化，而这种专业化和分隔化使得主观知识有可能脱离任何的社会关联，成为“纯理论”。
理论知识一经提出，往往会脱离具体生活情境，也就是脱离了它的社会基础，在专业群体中形成共识。随着社会发展，专业群体的自治性日渐增强，知识更为细分和专业化。儿童游戏概念已经专业化了，和另一些概念例如自由、想象力、同化、宣泄、认知、发展领域、区域活动等等一起形成概念的意义链条。这些理论概念，从专家，到专业实践者，再到普通大众，都并不能保持理解上的一致性。
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儿童游戏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任何游戏理论都是针对特定的一些游戏活动或者现象提出的假设，它并不能推及一切游戏活动。而和席勒的时代相比，当前不论是儿童游戏活动本身，还是游戏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儿童游戏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游戏究竟为儿童成长和儿童生活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一问题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例如，现代玩具不仅成了游戏的构成性要素，电子游戏的产生和流行，又已经重塑了游戏与实体世界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游戏往往成为电子游戏的代名词。专业理论要将这些游戏排除在外，会是一件不大合理的事情—它会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退缩到越来越狭小的、特定的机构教育情境里。而儿童的生活是一个整体，他的经验世界也处于流动之中，他身边的东西，都是由一个更外观的系统生产的；他学到的，绝不是那些有计划有目的传授给他的，而是这些东西在整体生态中的意义。
有研究者引用了一位9岁的孩子的话，当孩子父亲问他是否认为游戏对孩子们发展有好处时，孩子问：“那他忍不住一直玩下去行不行？”这里微妙地展现了不同视角的差异。
专业概念与日常概念的分离也表现为专家和其他人群沟通上存在困难。专家为了说服大众理解和接纳儿童游戏在教育中的地位，不得不强化进步修辞，强调游戏可以带来孩子在各个领域的理性成就，以此来加强大众对儿童游戏的信念。这种“迎合”使得游戏理论日益为儿童的进步和发展辩护，大大缩小了儿童游戏的意义空间，前面所论述的游戏的审美价值和享用功能的弱化，与这里的现象有关。
另一方面，一旦大众没有从孩子的学业成就上看到游戏的作用，会越来越远离专家群体和话语，认为这些修辞不过是“套路”。现今网络上流行关于快乐教育的“阴谋论”，就是在谴责专家话语已经成了有权势者的愚民工具。
儿童游戏已经成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的概念。随着时代发展，不仅越来越难以清晰定义，而且还形成了复杂的“杂语”（Heteroglossia）现象——巴赫金用这一术语来描述语言生活的动态状况，这里面充满了一股离心的力量：“这是岁月的语言，时代的语言，社会集团的语言，体裁的语言，流派的语言，以及其他。对任何一个表述，都可以做出具体而详尽的分析，揭示出它是语言生活中两种对立倾向的尖锐的矛盾统一体。”
上文中所谈到的各个维度存在的意义分离，正是想揭示，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人群在解释儿童游戏时，各有自己的话语和逻辑，它们之间有关联，但也有隔膜，甚至充满矛盾和张力。这种“众声喧哗”的景象也许恰恰是积极的，它意味着生机勃勃的状态以及新的可能性。
本文企图通过描述和分析儿童游戏概念之来源与去向，勾勒出它复杂的话语轮廓，以便以后更好地参与到它的阐释和构建中来，去回应整个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经典命题和理论虽然仍是儿童游戏理论最为重要的基础，但必须意识到的是，它们所针对的儿童游戏概念的外延——也就是各种具体的游戏活动，不仅原本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对游戏的构成以及游戏与其他活动之间的界限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来源于游戏数量和种类上的改变，更来源于生活经验的性质上的改变，尤其是在现代物具和技术成为塑造和架构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之时。
而不加限定地使用进步修辞，无限扩大儿童游戏的发展功能，一来无法解释更广泛的儿童的生活、文化和心灵世界，二来为游戏增加了不切实际的负载，三来无益于与其他学科或者人群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游戏对于儿童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来源于它本身是什么，更依赖于它与其他社会活动、与更广阔范围里的生活和人生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未来将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与过往不同的是，一个“游戏化社会”已经来临，游戏概念也许会发生更激烈的意义变动与竞争。
我们需要将视野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不仅观照具体的游戏活动，也需要去观照游戏的态度、隐喻和精神，还要更好地去研究游戏主体的体验，游戏与文化、生活的关系，以及丰富多样的游戏与学习发生的条件，这将让游戏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富有对话性的语境，为当下的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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