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幼儿园教育实践的话语权主要由学者、专家或行政干部把握，而非幼儿园教师和园长把握，这是教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原因之一。
学者与幼儿园教师有不同的话语系统，教育的“应然”不等于教育的“实然”。
因此，要解决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其前提之一，就是要让幼儿园教育回归“实践理性”。
01/
其实学者、专家大都不懂如何做个好教师
学者，是专门从事某种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在某种领域内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做自己的学问。
从事幼儿教育研究的学者不同于幼儿园教师，他们各自有自己专长的研究领域，各自持有自己的理论立场，有从这个立场出发看待问题的视角，他们有时会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视角出发去探讨和解释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幼儿园教育实践活动，并对此进行总结、归纳和提升，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们阐述的理论和发表的见解，有时能对幼儿园教育实践起到启示作用，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指导作用。
但是，他们的理论和见解并不代表真理，也并非所谓的“先进理念”，他们之间通过争鸣和研讨，主要研究的是幼儿教育的学理，是在探索和追求幼儿教育的一般规律。
应该看到，从事幼儿教育研究的学者大都没有做过幼儿园教师，他们大都没有幼儿园教育的实践经验，他们大都并不懂得如何做幼儿园教师，更不懂得如何去做有水平的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教师应该是个专业，是需要经过专门的培养和培训才能胜任的职业，它应该具有不可替代性。
学者搞的是学问，而不是做幼儿园教师，让学者做幼儿园教师，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好的。
这就好比让一个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去做医生，一个法学院的教授去做律师，只要他们没有当过医生和律师，他们肯定是当不好医生和律师的。
问题是，在当今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实践中，规范、指导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的人，有时却是一些学者、专家或者行政干部，他们的想法和言论往往成为了幼儿园教育实践者的行动指南和行为标准。
学者们完全有权利和资格阐述和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是学术自由，没有人应该或者可以阻拦，学者们之间不同观点的争议可以促进学术繁荣和发展。
尴尬之处在于，学者、专家们的作用常常错位了，行政干部们也常掺和其中，他们经常去做他们不在行的事情，去指导他们不太懂的、也没有做过的事情。
特别是，当持有某种想法和观点的学者、专家被认定为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的唯一标准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就会更大。
一般而言，学者有他们自己的话语系统，这是与幼儿园教师不那么相同的话语系统，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交叉，但是毕竟存在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
换言之，学者的话语与幼儿园实践工作者“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距离，甚至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具体表现在幼儿园教师常常会听不懂一些学者们所说的话，往往不明白学者们要求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如何去做的方法，尽管他们已经近乎“虔诚”，尽管他们十分努力，但是依然经常听不懂、不明白。
我国有位著名的特级教师曾一针见血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学者们实验一做就成功，一到实践行不通”，她还借用幼儿园教师的话批评指手画脚的学者：“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好，有本领自己来做做看！”
我国有位著名的教育家名叫吕型伟，他懂理论，又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
在生前，他曾对笔者讲过一句话：“专家的话要听，但切不可全听”，这是他所认定的教师与专家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背景下，他多年前曾说过的那句话可以被演绎为：全部地听取专家的话是幼儿园教师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一个重要原因。
02/
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视角看学者与教师关注点的差异
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视角看，学者们对幼儿教育的研究更多的聚焦于一般原理和规律，幼儿园教师更多关注的是在现实中如何解决问题。
这就好比研究一个鸟，学者们更多会在实验室研究这个鸟的模型，详细研究其结构与功能，而幼儿园教师则更多地会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研究一个活的鸟，更多关注的是鸟与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学者们可以不顾及众多外界因素，可以控制各种条件，关注“科学性”地研究幼儿园教育，得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
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则必须顾及社会文化、社区和家庭的需求、幼儿园各种教育资源、幼儿的背景和现状、幼儿园教师的水平等，制定自己可以实施的幼儿园教育方案，在认定教师能做什么的基础上去确定教师应该做什么。
其实，追溯教育研究在美国的历史，在十九世纪末叶，许多自发的或民间资助的研究都与教育的实践过程、与参与教育的人以及与学习者密切相关。
特别是在教育界，学前教育机构的出现和推广、小学生的每日学习生活等，都是以研究在教育机构日常生活中如何提高教师职业水平为主的。
这种情况，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历史上的早期教育运动中的研究活动带有生态学的一些特征，同时带有强烈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目的。
在那时，研究提出的问题，研究的设计，研究的开发、应用和评估，涉及到了教育环境中生态性联系，常常引发了百家之言和广泛讨论。
但是，教育研究后来都被转移到大学里，整个研究事业就此踏上了新的征途——走向“科学”。
这个“科学”使得教育，包括教育发展、儿童学习、家庭和社区的关系、社会和教育的关系等，都处于落空的状态。
正如拉格曼所述，“主要的教育研究的驱动力把教育研究推向一些不良的方向，抛开现实生活中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一味追求过分量化分析和科学主义”。
也许，包括我国在内的幼儿教育，也需要经历一下这样的路径，才会改变这种现状。
03/
学者与幼儿园教师之间关系的错位
如前所述，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专家与幼儿园教师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得当，甚至这种关系出现了错位，导致的结果就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脱节，甚至是严重的脱节，结果就是幼儿园教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了。
学者与幼儿园教师之间关系的错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要在幼儿园教师一端，其二主要在学者、专家一端。
我国的幼儿园教师曾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以幼儿园课程改革为核心的幼儿教育改革的热潮之中，面对国际、国内传播而来的形形色色的幼儿园课程，他们兴奋之余就可能会去尝试，起码以此作为借鉴，对自己的教育实践加以反思、调整和革新。
在此过程中，幼儿园教师获得信息、取得咨询意见和建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听取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言，这本无可非议。
但是，如若认定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言就是“先进理念”，就是“真理”，那就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如若将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言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甚至全部依据，并层层加以推进，那就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
我国不少的幼儿园教师都有这样的感叹：
……教师的这些埋怨，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些学者有意、无意地在用谁都听不懂的话在阐述幼儿教育中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将幼儿园教师推入云里雾里，让他们越来越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这样的做法，或有故弄玄虚之嫌，或有可能他们在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
还可以看到有些学者很少到幼儿教育实践中去跌打滚爬，却处处发表自己的“高见”，认定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理念”，对别人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一概批评，让幼儿园教师越来越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这样的做法，轻则是不懂得教育的“应然”不等于教育的“实然”的道理，重则是在客观上起到了让幼儿园教师无所适从的消极作用。
总之，要解决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的问题。
其前提之一就是幼儿园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把握“话语权”。这样的想法，也许就是所谓的幼儿园教育应该回归“实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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