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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温家宝总理对话背后对中国教育的深层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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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温家宝总理对话背后对中国教育的深层次思考-幼师课件网第1张图片
                  &nbsp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钱学森先生。新华社记者&nbsp刘建生&nbsp摄

   &nbsp近日一个下午,我和顾秘书一同去301医院探望钱学森。躺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按照他平日的生活习惯,准时于下午三点从床上坐起,打开当天的报纸认真翻阅。看到我们来了,钱老抬起头,略带微笑,示意我们坐下。 

  我说:“钱老,您生病住院,还这么认真读书看报。”他点点头并未说话。可他的神情告诉我:他的生活本来如此。此时他刚刚看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我又说:“前些天我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讲得不错。” 

  钱老说:“不是一篇,是两篇,连载的。” 

  他还是那么严谨、准确、敏捷!钱老今年已经94岁,科学家的特质竟一点都没衰老。 

  钱老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充分民主,活跃异常,大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钱老说:“如果一些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就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了。你真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想法),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筋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而且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眼界大开。”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后来他还成为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我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我比他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感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我已九十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其中包括如何使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大学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的标准。” 

   &nbsp这就是晚年钱学森的所思所想,就是这位暮年老人的内心世界。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 

  &nbsp摘自《光明日报》&nbsp2005年11月22日 

  &nbsp相关链接一:

  &nbsp温总理亲切看望季羡林钱学森 
 
  我学过您的书

  “季老,我看您来了。”29日上午9时许,一迈进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病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握住坐在椅子上的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下个月,就是先生的94周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

  “听说您现在还天天写作?最近还要出一本新书,叫《学海泛槎》?”

  “已经出来了。”

  “还有人给您写了一本传记,叫《非凡人生》?”温家宝向季羡林表示祝贺,“您这一生,不容易啊。”

  “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岁。”

  “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两者缺一不可。”

  “我给华侨讲时,很多人都热泪盈眶。”

  “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季羡林趁机提出“建议”。

  “好,我回去以后给教育部‘反映反映’。”温家宝高兴地说。

  温家宝随身拿出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

  “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

  “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最近您在整理什么?”

  “写关于泰山的文章,名叫《泰山颂》。”

  “写出一些来了吗?”

  “第一句是‘上连九天,吞吐日月’。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泰山的水更甜,祖国的花更美,更加政通人和。”

  “我们努力做到这一点。”

  您讲的我很受启发

  随后,温家宝来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病房,送上鲜花,向这位共和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表示慰问和敬意。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他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数十年来,钱学森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航天事业和国防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

  温家宝亲切询问钱学森的身体和生活情况,祝他康长寿、生活愉快。

  “十五六年前,我就和您在一起共事。”坐在病榻旁,温家宝深情地说,“我昨天翻看了一下当年的日记本。15年前,我到您办公室谈科技工作,还有您的几句话记在本子上。您说,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要有政治文明。另外,您还讲应该有个地理系统。您还记得吧?那一天是7月3日。”

  坐在病床上的94岁的钱老频频点头。

  钱老说:“我要说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病榻上的钱学森坦诚建言。

  “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温家宝坦率承认,“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今天,您讲的我很受启发。”时间流逝,不知不觉间已经是10时许。温家宝起身告辞:“您要保重身体,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关心您,科技界都很惦记您。”

  温家宝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nbsp相关链接二:

   &nbsp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钱老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已过鲐背之年的钱老道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之下的现实,也道出了危机。“没有一所大学”的措辞是严重的,可见在钱老先生的眼中,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人才培养并不是很成功。 

  当然,钱老一个人的话并不等于真理,他在壮年时代亦曾写过鼓吹粮食亩产可达万斤的糊涂文章,但那是特殊年代背景下的话语。与那时比起来,我更加相信早已洞察中国科学教育弊端的老年钱学森的真诚。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多年来无缘,而且为什么依然看不见获奖的希望。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式走入了泛技术化、泛政治化的误区。过去是强调“又红又专”,与之对应的是在政治上的“红”与技术上的“专”之外,已无多少自由学习的空间。到了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高校的学科门类日渐增多,但办学思想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所以,与学科建设的表面繁荣、院士队伍的蔚为壮观相伴的,是技术的缓慢进步以及科学精神的日渐功利化。

  钱老又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而我们的教育方式居于主流的是专才教育,通才教育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北大、复旦等著名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在大学初始阶段不分科,加强基础学科教育,但受制于中等教育的提前专门化,这种基础学科教育也有了文理泾渭分明的界限,并没有打通。钱老是科学大师,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也都有较高的造诣,早年求学时更是上海交大铜管乐队的重要成员;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时也是名杰出的小提琴家。此类例子数不胜数,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文,艺术与人文,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高校学科设置那般具有天渊之别。

  不过,对学科设置穷追猛打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学科设置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创新,否则北大也不会招收博彩专业的研究生。窃以为,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思想上,出在“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这一大学教育最基本的“三自原则”上。最近在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卢雪松事件”,表达的其实不过就是对这三项基本原则的追求。

  “没有一所大学”,表达的是钱学森老人对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忧虑,而这种忧虑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听到不同的人表达,报刊文摘亦常散见,可见,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性话题。也许,“回归常识”正是当下和将来教育界扯掉遮羞布的最为主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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