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绥芬（1992.10.20－1997.6.10），生前是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一个艺术学校学前班的学生，弹钢琴悟性很好，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
 她的父母从湖北来到这座撤镇建市后新兴的边疆小城做生意，于此生下小绥芬，最终将她埋在这里，哭喊着远走他乡。
“妈妈，怎么还没有医生救我呀！”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７日，小绥芬感冒了，经牡丹江市心血管医院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但医生认为病情轻微，给开了黄芪注射液，让回绥芬河当地医院配能量合剂静点。
５月３０日，小绥芬的母亲吴翠平带着她到绥芬河市人民医院点药（打吊针），医生见家长对患儿关爱异常，又是做生意的“南方人”，便劝她们到院部治疗， 当天办妥入院手续。所谓入院，其实儿科不安排病房，患儿在成人病床点药，每次点完药立即回家。
 头４天，医院按照牡丹江市心血管医院的方案进行， 孩子 一天天见好，“能吃，能喝，有说有笑，特别的是也不说心口不舒服”。这期间，主治医生崔娜曾多次提出要给 孩子 换药──二磷酸果糖注射液，说是“意大利进口的”、“效果特别好”，而黄芪效果慢。夫妻便没有同意。
 到了６月３日上午，主治大夫崔娜对吴翠平说必须换药：“我明天就要出差了，我给你 孩子 开的是二磷酸果糖，是专治心肌炎的，效果特别好。”主治医生一致说要打营养药，吴还是不同意，坚决要求办出院手续。医生自然不给办，“没办法只好说和先开一针”。一开就是７针药，每针１０９元。
 第一针刚上去， 孩子 就产生强烈的反应：面唇发白、呕吐、浑身冰凉、心口难受，眼睛看不见，肚子疼。吴翠平找来主治大夫，用了抗过敏及止吐药，才使病情缓解。她想让 孩子 留院观察，因中午没有医生，只好把 孩子 抱回家。
 回到家， 孩子 一直说肚子疼，一个劲地喊口渴，心口难受。夫妻俩夜里观察到 孩子 手脚也有些发肿。第二天（６月４日）一早，俩人就抱着 孩子 找医生，问是不是药有问题。儿科主任徐淑芳医师责怪道：“你们早打果糖就不会有这样的危险，果糖绝对没有问题，是黄芪把 孩子 的血压降下来了！”
 正在此时，一位内科护士进来说：“昨天下午有一个成年人也是点的这批药，也像胡绥芬一样过敏，人家都不愿意了。”夫妻俩一听这话，便要求退药。徐主任急了，数落了两人一顿，最后还是决定打二磷酸果糖。
孩子 特别害怕：“昨天的小瓶的药出的问题，爸爸我明白。”刚点了一会儿药，又出现了跟昨天一样的症状。吴翠平强行拔掉针头， 孩子 才缓过劲来。但主治大夫说：“小 孩子 也有说谎的时候，明天继续点果糖。”
 第三天和第四天（６月５日、６日）点果糖， 孩子 的反应依旧，照例是吴翠平拔下针头了事。 孩子 的痛苦越来越重，夫妻便感到果糖有问题，决定不再打了，等星期一主治医生回来再说。等到６月９日，星期一，崔娜医生没有上班，夫妻便给徐主任说了几天来的情况，希望能级 孩子 检查一下，回答是：“没事，快去打吧！”
 点果糖时， 孩子 说：“妈妈爸爸呀，你们说好了不让我打小瓶，为什么？为什么？我听你们的话，以后不生病就是。一打这药，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要上学。”最后还是由吴提前拔掉针头了事。
（院方在本文发稿前对上述文字提出异议说：６月３日、６日、１０日点药时出现有药物反应，６月４日、５日、９日静点正常）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０日，星期二，上午，小绥芬由父母带着最后一次来到医院，准备找主治医生再一次提出出院，人不在，就准备回家，护士见了，就喊胡绥芬的名字。吴翠平很犹疑，征求徐主任意见，回答依旧是：“没事，去点吧，这个反应是正常的。”正说话间，护士又一次喊胡绥芬的名字， 孩子 父亲胡必祥就极不情愿地抱着 孩子 进去了。
 善解人意的小绥芬不想让父母为难，闭上眼睛让护士点药。点药不到两分钟， 孩子 就喊：“妈妈，我不得了！”吴翠平忙跑到楼下找值班医生求救，医生未予理睬。她又跑回楼上，丈夫已经给 孩子 拔了针头， 孩子 一个劲在吐，脸色全变白了。吴抱着 孩子 去找大夫，医生嫌脏，她只好在 孩子 吐时抱出去，停歇时再抱进来给医生看。这样，里外跑了七八趟。她再三哭着恳求，医生却要他们先去交钱，交完钱再到相距近百米的前院二楼做心电图。这时，走廊里围满了人，要求医生抓紧抢救 孩子 。吴翠平抱着 孩子 跌跌撞撞找到心电图室，心电图做了两遍，医生拿不出意见。值班医生过来后，３个医生又翻了３本厚书，还是做不出结论。
“妈妈，我受不了，不该打小瓶药的，是不是药有毒？我要回家，怎么还没有医生救我呀！”小绥芬说着又一个劲地干呕。医生让吴回去找徐主任。吴又抱起 孩子 ，奔波近百米回到儿科办公室，徐主任不在， 孩子 要母亲紧紧抱着自己，“妈妈，别放下我！我头疼！”随后，一阵大吐。
 徐主任来了，她在 孩子 背上使劲拍了几下，把 孩子 放到床上，拿一根细细的氧气管插入鼻孔。吴翠平发现女儿已经开始倒气，嘴唇全紫了，牙齿已经咬上。这时，才有人来给 孩子 打点滴，没一会儿，药水就进不去。
 过了几分钟，胡必祥抱着一个仪器和一个男医生进来了。等搬开床，找到插座，又过去几分钟。当仪器触到女儿心脏时，吴翠平看见了高低起伏的曲线，后来变成了一条直线。
鉴定一波三折
孩子 就这样死了，夫妻俩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地做生意的数百名湖北老乡也想不通，他们聚集医院，想弄个明白。一位副院长当着众人面说：“医院死个把人是常事，有什么好闹的！”
 当牡丹江市病理解剖 专家 来到后，众人跪了下来，祈求给予 孩子 公正的结论。
 尸检结论认为：胡绥芬是“由于过敏性休克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胸前无（三联针）针刺痕”。 专家 当时对家属解释说，这说明医生未做常规必要的抢救。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不干，由绥芬河市卫生局主持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医院诊断正确，治疗方案得当，患儿系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属于意外死亡。”
 家属不服，他们认为，首先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不符合规定（每个学科组至少须３名专业人员参加），９人中仅有儿科 专家 1名，而且来自事故发生医院。其次，依据的病志材料不真实，涉嫌改补伪造病志的痕迹多处可见，其中尤其让他们气愤的是，“病历摘要”称：“入院后按牡丹江心血管医院治疗方案静点能量合剂，四天后患儿母亲代诉效果不佳”，“要求继续使用”二磷酸果糖，“并无不良反应”。（发稿前，院方矢口否认仿造病历）
 夫妻俩找到素以胆识著称敢为百姓鸣冤的牡丹江市大正律师事务所，该所负责人朱国林派出老律师李冠英和年轻律师朱国彬。在律师的努力下，牡丹江市卫生局很快作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患儿在静点二磷酸果糖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医生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抢救措施，致病人出现严重过敏性休克死亡。”定为一级技术事故。绥芬河市的鉴定被初步推翻。
 夫妻俩对此结论并不满意，他们认定是责任事故，于是，又向黑龙江省卫生厅提出申请，请求作出终级鉴定。
 正在鉴定进行之际，给小绥芬用的二磷酸果糖被律师查证是假药，夫妻便向黑龙江省卫生厅提出追查假药责任的问题。本已明朗的事情由此突然暧昧起来。当事人说，省卫生厅分管医疗事故鉴定的信访处王处长强行中止鉴定，说“待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再做讨论”。当申请人把药检鉴定送给他时，他仍然拒绝做鉴定。
１９９８年４月，吴翠平上访卫生部，部信访办认为，黑龙江省卫生厅不履行鉴定职责是错误的，写信让其带回面交黑龙江省卫生厅厅长。但王处长态度依旧强硬：“不做就是不做，爱上哪告上哪告去！”
家长与律师追踪假药
 胡绥芬在生前曾不断发出信息：“药有毒！”吴翠平也曾几次向院方表示过自己的疑惑，回答是：“药绝对没问题。你们南方人就是事多！”
 绥芬河市的鉴定结论里的一句话提醒了律师：“患儿１９９６年用果糖无任何副作用。”他们在该院药剂科发现一盒跟当事人提供的一样的35175 号二磷酸果糖，并在医院看到了该批药的《进口药品检验报告单》。报告单上的报检进口单位是北京华卫实业总公司，转销单位是安徽某新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夫妻俩决定自费追查假药，代理律师开始了艰苦的取证。经调查，北京华卫公司没有向安徽销售该药。通过电脑网络查知，该批号正品合格证为广东省口岸药检所出具，便带药样前去核对。途中，律师在安徽宿州医药公司新特药专柜发现了同一批号的药，又购得两盒，一齐带到广州。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广东省口岸药检所的检验结果出来了：该送检之35176号二磷酸果糖药样为假药。 律师当即用快电向黑龙江省卫生厅报告，随后，又向公安部门报案。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牡丹江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开始立案侦查。当时的侦察员贾维良对记者说，经查，绥芬河市人民医院管理混乱，没有严格检验手续，导致假药进入药库。经讯问，该院以前都是从牡丹江市医药公司进二磷酸果糖，这次为了图便宜，从河北药贩兰运强处购进。兰从８０年代末就在黑龙江推销药品，他的挂靠单位是石家庄第一制药厂。该院进药员交代说：“客户来拜访医院，先到于院长那里。”
 追查假药时，医院提供了两份经销单位不同的药品检验报告单，经报送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核查，系“仿造的，没有此报告书号”。
 二磷酸果糖从正规渠道进价为每瓶８５元，该院从药贩手里进价为８０元，而同样的假药在安徽宿州售价仅为５５元。
 报案后，牡丹江市公安局仅仅对药剂室主任王军采取了职保候审（担保人为于志和院长），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８日又在全省范围内发了一个协查药贩子兰运强的通报。“我们布置医院和律师所去查。”该局的贾维良对记者说，他们没有跟石家庄方面联系，也没去抓人，一是怕打草惊蛇，二是也没经费。
漫长的等待
 在向省卫生厅申请终级鉴定受阻的情况下，律师应当事人的要求将一纸诉状递交到牡丹江市中级法院。法院建议让他们去绥芬河立案。由于胡绥芬之死牵涉到诸多单位，律师决定到假药经销商所在地石家庄起诉。１９９８年１月正式立案。同年８月，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以纷芬河医院提出管辖异议为由，将案件移送到牡丹江市中级法院。（发稿前医院告诉本报，至今尚未接到法院的通知）
 胡纷芬的父母起诉的４家单位是：安徽宿州市医药公司、石家庄地区第一制药厂、石家庄市华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绥芬河市人民医院。要求赔偿５２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３０万元。
（发稿前院 方告诉本报，家属曾索赔１６０万元，而院方提出赔偿５万元）
 胡绥芬死后，她的家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身在湖北的外公气绝身亡，外婆大病不起；年过半百的父亲胡必祥每日只是呆呆地抽烟，闷声喝酒，生意完全垮了；母亲吴翠平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今生注定不能再做母亲。不仅如此，胡必祥夫妇在绥芬河还莫名其妙地受到一些人的威胁，后来只好忍痛卖了门面，跑到山东某地投奔一个远房亲戚。
 医院依旧平静。记者去采访时，于志和院长外出。该院刘副院长说，他们没有对任何人作出处理，在省“终审”结果出来之前那样做，“对医护人员也不太负责”。他认为，本是一起很正常的纠纷，被律师引导坏了，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提到那批二磷酸果糖，他说：“医院当时进了４００瓶，早就用完了，别人用时没有任何反应。我们现在还讲这个药，不过，途径已经变了。”而据律师调查笔录，当时有类似强烈反应的至少另外还有一人。
“我们在等待结论，”牡丹江市卫生局官员表示。该局局长说，要是当事人同意牡丹江市的鉴定意见，事情早就办好了。他所说的“好”，指的是准备拿５万元做赔偿。
 黑龙江省卫生厅信访处负责全省的医疗事故鉴定，要找到这个地方却很不容易。它在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从黑黝黝的走道下去，看见两间屋子，几张旧的桌椅蒙着灰尘。一位自称接待员的老人说，他是去年３月来的，马上就要退休了。上访的人太多，他已经写满了５个本子。信访处就他和处长两人，但谁也找不到处长，处长整天都很忙。
 最初给胡绥芬诊断的牡丹江心血管医院门诊副主任医师赵桂晨说，胡绥芬的病“如果坚持正确用药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该患儿病情不重，如严重我们也不会让她回去治疗”。她说，二磷酸果糖虽然也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营养药。但“患儿还不到用这种药的程度。”
 牡丹江参加胡绥芬医疗事故鉴定的一位资深儿科 专家 认为，医院对胡绥芬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要换药？换了药又不注意临床观察，不听患者的诉说；有了过敏反应不及时停药；抢救过程中，有效时间都错过了──没有打三联针，休克病人应静卧治疗，却让母亲抱着来回跑，吸痰器插不上去，心电图半天看不明白。他激动地说：“ 孩子 死得太不瞑目了！我很痛心，如果第二天停药， 孩子 是不会死的，我用人格担保。”
 胡绥芬现在长眠在绥芬河一处山脚下，她的父母因为喜欢绥芬河这个名，就用绥芬命名自己的爱女，没想到这竟成谶语。她死前曾经说：“妈妈，我要回南方。”但她注定只能寄卧于北国的风霜之中。她临死前瞪着的双眼，何时能够合上？
（摘自《南方周末》199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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