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系教授：有两个问题请教诸位。一、如何选择研究的方向与领域？刚才几位先生都谈到，却使在西南联大物质贫乏的时代，各位的学士论文就已能奠定日后研究的基础。当然，诸位所遭逢的也正是近代物理蓬勃发展的阶段，时也？命也？运也？我们今日又该如何选择？二、清华师资的骨干大概在四十岁左右，很多人很努力，只是不知如何做学术生涯的规划。
杨振宁：我想用另一个方式说明。大学里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悬殊，其中成功者在当时并不比不成功者优秀许多，这有一个基本道理，即有人走对了路，左右逢源；有人走错了路，再努力也不能有大成。那么，将来有大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这并无一定答案。一个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必须掌握自己学科中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部分，还要掌握整个领域发展的大方向。我的建议是，把“天线”放长些，不只浏览本身学科狭窄的文献，还要随时浏览其他学科，透过广泛接触，才能找出这门领域的大方向。
数学系学生：您几位都是在获奖后一直留在美国研究的，也都归化为美国籍。这是否说明您们的研究生命必须在美国才得以开展、延续？西方世界是否有比华人世界更优越的科研潜力？诸位是否考虑过在未来的日子里回到华人世界，从事科研或者教育下一代？
李政道：研究环境是不断在变的，我大部分工作是在美国，但很多成功的科学家，如高温超导体的朱经武、吴茂昆、赵忠贤等人，赵忠贤可以说完全在内地进行，吴茂昆则在新竹。我们是一代胜一代，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下一代人成长。我相信，不久两岸中国人与海外可以联合起来，届时中国科学的发展一定可以获取极大的成功。
杨振宁：我补充两点。首先，我的研究工作有一大部分，若在５０年代初回到内地，是不可能做的，而这些现象主要发生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才、财富、大型加速器、新资讯，若当时回到内地，恐怕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工作是可以不在美国做的，那是一些不与立刻发生的事情紧密关系的工作。如果因到内地，这些工作不仅能做出来，甚至会提早，但我的精力就只好用在这上面了。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涵义，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与目前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与对个人研究的前途不利？我认为，从近距离看，中国在近代科学发展上很缓慢，但从远距离年，其实并不慢。最初两个中国人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是１９１０年，他们回到中国，教育了一批人。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２年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其课程跟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相比，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过之”，就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教育传统。再举一例。中国一直给人落后的印象，这是错误的，内地的科技其实是相当进步。１９４９年，中国尚不知何处有铀矿，但到１９６４年他们就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八个月后，又试爆了氢弹，这足以说明他们培养了千千万万的科学家。所以，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在有组织的领导下，从科技上进军，是完全可以跟西方社会抗衡的。西方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中国人能做科技不仅佩服，而且害怕，这种害怕从１９世纪末就开始了，因为中国人所做的事补偿了几百年之落后。对于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将走向科技的最前端，我深表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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