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季开学以来，安徽的很多幼儿家长再也用不着去商场为孩子寻觅特小号书包了。幼儿园放学的路上，花花绿绿的书包少了很多，孩子们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
就在开学的前几天，安徽省教育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幼儿园一律不得使用幼儿教材、课本等变相教材。这份通知开篇就强调：“严格按照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开展保育教育工作，严禁‘小学化’教学。”
近些年来，应试教育压力层层下移，再加上有利益驱动，很多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被套上了重重的“枷锁”。据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接到的举报，在铜陵某幼儿园里，每个孩子一学期要订5种教材，其中包括“蒙氏数学”、“蒙氏语文”、“蒙氏英语”、“分享阅读”、“阶梯英语”；更有甚者，在安徽有的幼儿园里，一个孩子竟然要订10本教材。
幼儿教材的质量，同样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不仅仅是误人子弟。2006年，海南省海口市凤翔幼儿园大班使用的教材《幼儿园常识》，上面关于交通安全的事项竟然这样写着：“红灯亮了行人就可以过马路，绿灯亮了行人就停下。”“幼儿园的教材难道教孩子去送死吗？”一时间，全国上下对幼儿教材一片质疑声。
今年4月，教育部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一些地方和学校仍然存在着办学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已经制约了新时期基础教育持续康发展。为了规范中小学的办学行为，教育部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
按理说，在上述背景下，安徽省教育厅的重拳出击是形势使然，本当迎来满堂喝彩，没想到却招来一些争议。
没有书了 有些家长担心了
“禁书令”旨在规范教材市场和办学行为，初衷还是为了孩子减负，可是有些家长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这番好意却“不领情”。
“本人小孩开学在示范幼儿园上大班了，突然听说原来使用的教材要停用了，现在不用教材了，以后幼儿园就是托儿所了，难道以后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之余，还要晚上承担教学工作吗？”有位家长在“黄山在线”论坛上发帖。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对于那些孩子即将上学的家长来说，他们更多了一份担忧：“小班、中班不用教材，还能理解，可是到了‘幼小衔接’的阶段，不用教材的话，孩子怎么能升入小学？”
对此，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园长袁老师表示，“幼小衔接”主要是感受为主，可以带孩子们去感受小学的生活，带他们熟悉小学的学习环境。学习的习惯最重要，远远超过学几个字、背几首诗。但是，“有些幼儿园，师资不够雄厚，硬件也不完善，于是在‘幼小衔接’大做文章，弄得我们在家长面前很被动。”
家长的急切心态带火了形形色色的课外辅导班，很多孩子从幼儿园的大门刚接出来，又被送进了另一扇小门。记者拨打了一家位于合肥市长江西路的早教机构的电话，工作人员强烈推荐了“蒙氏数学”，并且说：“上的孩子非常多，现在已经有5个班了。”
“水涨船高，小学入学门槛变高了，孩子不紧张点能行吗？应当理解家长的苦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办园园长说，“禁书，哪能完全禁得了？将来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家长也会怪我们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幼教专家表示：“现在吃幼教饭的人太多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管得了这边，不一定管得了那边，你能禁得了幼儿园里的教材，但是能保证家长不去书店买吗，你又能管得住辅导班不用教材吗？”
没有书了 老师工作量加大了
虽说教师还能使用适量的参考用书，但是孩子们手上没有了一张纸，面对突然增大的备课量，有些老师不免有了怨言。在铜陵刚刚召开的安徽省园长论坛上，不少园长带来了教学一线的声音，不过一位与会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刚工作那会，哪有什么教材，还不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做卡片、做教具，不也照样能教得好吗？我们现在只是回归了。”
这的确是一种回归，回归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精神。
提起禁书，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袁老师一脸平静。“禁书”之前，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就不完全依赖教材，老师在备课的时候经常准备补充教具。她认为，教材停用未必是坏事，停用之后，老师的动手能力又恢复了，思维上也有了锻炼。
记者在这家幼儿园目睹了一场角色游戏，在分别挂着“理发店”和“医院”牌子的拐角，放着各种相关的道具，一位老师拿着一个听诊器告诉一个大班孩子它的作用，接下来用一把小锤子演示人体膝盖的条件反射。“这样的教学，难道还非得要使用教材吗？”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吴玲教授表示，没有了教材之后，老师的惰性会得到遏制。
不过与惰性作战，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轻松。在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85后”的韩老师说，劳动量明显增大了。“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可是也过来了，后来想想也没那么可怕。”她所在班级有37个孩子，如果为每个孩子准备一副教具，哪怕仅仅是一幅供填色的图画，也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吴玲教授说：“没有了教材之后，好教师与差教师的差距一目了然。教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好教师的作用更明显了。”
没有书了出版社的奶酪被动了
教材销售大战打响之际，这纸禁书令的到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它在客观上触动了多方的利益诉求点，原有的分配格局不免重新洗牌。
安徽少儿出版社负责小学教材的洪主任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教育主管部门有自己“禁书”的理由，但这是敏感时候，她不方便说话。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只回答：“少儿出版社的教材是2002年秋季进入全省幼儿园的。”但是，有不少幼儿园的园长向记者反映，这次少儿出版社受到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出版的是全省统编教材，曾经占据了幼儿教材市场的大半江山。
“我们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由经销商来代理，但是目前风声很紧，很多老师不用了，有的家长也跟着不买了，所以销售量还是受到了影响。”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学教材编辑部的姚主任说，“不过好在我们的发行主要走市场，市场小了我们就少做一点，所以这次影响还能承受。”
“我们就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端，怎能不受波及？”一名经营幼儿图书的经销商说，由于教材实行的是代销，所以卖不掉的书，最终全部退回出版社，因而作为上游的出版社，损失不言而喻。他还告诉记者，今年秋季以来，自己在幼儿教材这块的业务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他埋怨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优惠和扶持，但是却要承受政策带来的风险，心理怎么能平衡？”
记者也向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询问，之前有没有估计到“禁书令”会对出版社方面构成影响。夏业柱副处长的回答很坚决：“影响可能会有，但这是我们行业内部的纠风行动。”他说，教材市场实在太乱，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不受争议不太现实
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使得有些人质疑“安徽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对此，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夏业柱解释：“其实2001年教育部就下了这样的通知，福建省早在2003年就已经下发了禁令，所以安徽并非首创。”随后，他执意在案头的纸堆里找到了一份代号为“教基（2001）1号”的文件，上面有红笔圈出：“不得要求幼儿园、学前班的幼儿购买任何教材和幼儿读物。”文件落款：教育部，时间：2001年1月3日。
夏业柱进一步解释：“我们所指的教材，幼儿园方面应该都能明白它的涵义，并非所有的书本；我们还特意规定班级活动室里必须具备图书角，要让孩子看到书，能去感受书”。
“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听到太多反对声，很多一线的园长表示赞同”。夏业柱表示，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要想不受争议，是不太现实的。他认为，对家长而言，可能是受到了误导，以为幼儿园就应该教孩子读书识字，不理解幼教的概念与本质；对老师而言，有教材教起来省事，没了教材，不免要天天准备教具、课件，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对一些利益方来说，这是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点，而那些拿回扣的，更是被斩断了非法之手。
采访中途，他给记者看了几条基层园长发来的短信，其中一条写着：“大凡有良心的，没有被诸多利益和好处熏昏头脑的，都会支持新的文件，（过去）乱的实在太久了，就连某些主管部门的某些人都在其中充当中介和经纪人。好在从此以后，大家都可以清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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