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羊城晚报 作者: 韩东钦、熊旭
教育，民生之本，强国之基。教育改革，突破藩篱，提振信心。十八大以来的种种改革举措，已经充分彰显了进入“深水区”、啃下“硬骨头”的决心。今天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教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不断升温。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接受记者的专访，被媒体尊称为“忧民哥”的他今年再次把焦点聚焦在学前教育、均衡教育等方面，不过，相比较一些“大路货”的意见，他的观点显得有些特别，但也值得思考。
a.校长名师流动可能水土不服
让校长和老师流动起来，此举正成为全国上下促进教育均衡，缓解“择校热”的重要抓手。不过，这在贺优琳看来却未必是上上策。
“中国实现均衡教育绝对不能仅仅寄托于校长、名师轮岗，这样反而会损害人才培养体制的健康发展。”贺优琳说，一来中国的教育并不能单靠几个名校长、名师支撑起来;二来优秀的校长、名师流动，会引发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
“这些教育名校长、名师都是在一方水土中长期积淀，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一个学校的历史因由等各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办学行为，如果一味地追求变动平衡，可能会耽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影响了他们智慧的效力。”
贺优琳举例说，现在许多地方没有实施这种交流，有的资深老校长甚至要延长年龄退休，比如上海中学唐盛昌校长70多岁才退下来，至今上海仍有许多位超过60岁的名校长在岗工作。“他们对于教育的确是一笔财富，所以对待教师、医生这些职业，就必须有符合职业特点的做法。”
贺优琳认为，名校长如果派到薄弱学校工作，他们的作用会因此受到限制，很难影响和带动更大范围的教育。要知道，一所名校的辐射影响是极大的。如果说名师带动的是一批名师的发展，那么名校长的作用更多是培养一群教育管理干部。
b.均衡教育不是去“拆名校”
“均衡教育一定要实现，但不是去拆名校!”贺优琳认为，学校的差异性总是存在的，即便是同样的师资，因为不同的校长、不同的管理，也会逐年产生各种差异;或者是同样的硬件软件配备，同样的校长管理，也会产生距离。就像古人所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所以他坚信，在搞均衡教育的同时，还是要坚持打造名校，塑造优质教育学校的品牌。名校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引领，一种教育风格上的辐射。“如果均衡教育是靠掐尖去补凹地，就会使我们的教育缺少了宝贵的个性，统一化的教育同样是不利用学生发展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教育，促建教育的大发展。”
在贺优琳看来，教育最大的不均衡就是教师素质的不均衡，而教师待遇地区差异性很大是教育不均衡的根本原因。他建议,在塑造名校的同时，加大力度、彻底地帮扶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全社会、我们的政府应真正高度地重视教育，全国性地提高教育的地位，城乡一体化地提高教师整体待遇。“教师的待遇应该明显高于公务员队伍，这样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群体吸引过来，使校长队伍、教师队伍水平提高，让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真正做到教育的均衡发展。”
c.学前教育投入只是“零头”
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建议，这在“两会”中也多次被提到，今年贺优琳还是重提这个老话题，因为他觉得很有必要。“目前全国学前教育收入水平普遍低下，直接导致从事学前教育者知识能力层次低下。”
贺优琳说，2013年，中央财政在学前教育投入了352亿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和投入到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经费相比，只是一个“零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幼儿入园比率不到40%，有一大半以上的适龄儿童被关在学前教育机构之外，特别是西部省份，个别地区幼儿入园率甚至不足5%。长期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量的比例一直在1.2%-1.3%，直到2010年才突破1.5%。这不仅跟发达国家高达10%的比例差距甚远，也远远落后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3.8%的世界平均水平。
“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导致学前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贺优琳说，按道理来讲，越低龄，学生人数越多，需要投入的总量就越大。学前教育的人数应该是最多的，但这却与学前教育的费用投入不匹配。他指出，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不仅总量不足，还存在区域、城乡、省际、园际分配不均问题。
d.学前教育师资水平偏低堪忧
学前教育师资水平普遍偏低也是贺优琳所担心的。他介绍，2012年全国达到专职教师的人数有147.9万人，比较起2009年～2011年的数据，有很大的进步。但以现在幼儿教师的培养渠道和方式来说，未来的确让人担心。“很多幼儿教师都是中职中专的形式培养，有些是高职高专毕业的。”但问题是，现在的很多高职高专本身就是从中职中专“升”上来的，这些学校规模上在扩展，但内涵严重不足，培养水平令人担忧。
幼教不仅在质量上堪忧，数量上也有巨大缺口。贺优琳以广州为例，从2011年的统计来看，广州市幼儿园专有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2208人，仅占9.70%,甚至低于全国10.93%的平均数，更远远低于北京的25.98%和上海的45.95%。学历刚刚达到高中阶段毕业的幼师占46.04%，成为广州市幼儿教师队伍的主体。而北京和上海占幼儿教师主体地位的则是专科毕业的学生。
e.学前择校在于政府投入不足
近年来出现择校前移到幼儿园，贺优琳认为，原因在于学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公办幼儿园稀缺，导致某些幼儿园忽视社会责任，一味钻到钱眼里。而政府对公立幼儿园投入不足，对民办幼儿园基本上没有投入。在商言商，幼儿园是要赢利的。公办幼儿园僧多粥少，在没有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幼儿园热衷于高收费，甚至巧立名目乱收费，并不难理解。可叹的是，幼儿园高收费的苦果只能由家长“自愿”咽下。
在贺优琳看来，这跟幼儿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有很大关系。“有关部门除了重视管理公办幼儿园以外，对民办幼儿园管理相对粗放，监督缺位。幼儿园准入门槛较低，导致幼儿教育机构质量良莠不齐。幼儿权益受到伤害，虐待幼儿的消息不时进入我们的视野。”
贺优琳指出，当年在GDP总量不到10万亿元时就勇敢果断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现在已达56万亿元，增加学前教育为义务教育也完全可以做到。所以他建议国家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加大对幼儿教育的补偿、投入力度，对其提供政策支持。
“我们也知道国家财力有限，九年义务教育刚从城市普及到农村。要国家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学前教育不现实。但是深受幼儿园高收费困扰的家长对此十分期待。”贺优琳说，事实上，地方政府也有重视学前教育的成功先例。比如，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作为省级贫困县，就率先尝试了免费学前教育。贫困县能够实现免费学前教育，其他地方幼儿园收费为何居高不下?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成都市机关第三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