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好比是在种植物，期望所种植的种子能顺利地发芽、长茎长叶、开花结果，在过程中，为种植的植物提供阳光、空气、肥料和水。
一把种子究竟有些什么种类的种子，每种种子的性质如何，每种种子成长的规律如何(包括需要什么基本的外部条件等)等等，种植者其实不一定清楚，或者说，种植者基本不可能透彻地清楚，除非是非常富有经验的老园丁。
于是，在一般情况下，教师对一群孩子的教育多少会带有“盲目性”，多少是以教师的经验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的。
但是，由于这把“种子”是成批撒在“田”里的，而且给它们提供的各种条件又不可能具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最后长成的“植物”就是大不相同的东西。
在这么一个“浑沌”的状态中去弄明白各种关系，诸如是顺应儿童发展还是给与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如何为儿童提供最适合和最有效的教育、如何创设教育环境、如何评价教育是否成功等等，是一件可以努力去做，但是却很难以做到的事情。
以“清晰”对“浑沌”，恐怕没有出路，也许以“浑沌”对“浑沌”才对。
为儿童创设和提供最适合和最有效的教育环境，这是学前教育者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环境?怎样创设?而不是要不要创设的问题。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只要想一想怎样为一大把不同的种子中的每一颗种子都提供最适合和最有效的生长环境会有多么的困难，就会明白为每个儿童创设和提供最适合和最有效的教育环境会有多么的困难。
困难之一，在于教师面对一批孩子，他们，这就好比一个种植者面对一大把种子，他们其实不定清楚，或者说，基本不可能透彻地清楚究竟有些什么种类的种子，每种种子的性质如何，每种种子成长的规律如何(包括需要什么基本的外部条件等)等等，除非是非常富有经验的老园丁。因此，在为孩子创设和提供教育环境时，很难精确地做到适合，更难以做到有效，因为为数众多的教师对孩子懂得不多，更谈不上能透彻地懂得每一个孩子。
困难之二，在于教育者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一群大不一样的孩子，就像种植者面对的是一大把不同的种子，而不是相同的种子;教育者能提供的只是大致相同的教育环境，就像种植者面对一大把种子，只能为它们提供类似的阳光、空气、肥料和水这样的生长环境一样。
也许我们还能找出困难之三、困难之四，但是，只需这两个，就足以让人感到困难了。
面对这样的困难，不少有“话语权”的人开始“忽悠人”了，他们会唱“高调”，会作“解释”， 会做“评价”，虽然他们自己也不会做，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但是把话说“虚”一点就不会错，就无须负责任，还会显得自己很是高明。
面对这样的困难，被要求做的人就有点“惨”了，他们“横竖不是人”，他们不断地被指责做得不对，不断地被指导该怎么做，但是他们终究还是在“云里雾里”，因为这些指责常常是“理念层面”的，这些指导常常“宏观”到了听起来都是道理，做起来却不知所措的地步。
不管有没有最适合和最有效的环境，不管能不能创设这样的环境，教育还得要进行，还得实实在在地为儿童创设和提供教育环境，于是，人们凭着经验去做事情，在做事情中去获得经验。
教育者是有理想的人，有干劲的人，是不怕做事情的人，甚至也还是不怕做错事情的人。教育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于是，“最适合”和“最有效”经常就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准确地讲，结果跟愿望不可能完全切合，甚至还有可能很不切合。“所幸的”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去测量和评价结果与愿望的切合度，这件事情就“一如既往”地做了下来。
人们没有因为花不活而不再有心去栽花，人们也没有因为无意插柳柳能成荫而到处去插柳。有时，用心去栽花了，花虽然不活，冷不丁的，却在它该开的时候就自己绽开了。因此，不能因为现时的不开而放弃去种植花。
人们很难明白和懂得的是：“最适合”和“最有效”中的“最”其实是不存在的。教育就是那么自然地发生，想要做到“最”，往往反而得不到。
曾有个老奶奶对她的孙女说：“教育小孩子原本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给他吃饱睡好玩好就好了。”言下之意，她的意思就是现在人们把事情搞复杂化了，搞得大家都不明白了。这位老奶奶的孙女是个学前教育的行家，经常跟别人讲学前教育之道。我与她有过对话，从她的话中可以听出，她听了自己奶奶的话以后，她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
用种植植物作比喻，老奶奶似乎在说，手里拿着一把种子，往地上撒去就是了，给它们阳光、空气和水，它们就会成长。她的讲法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味道。
如若教育真是这样，搞清楚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一大帮我们这样的人被社会“供养”着，就是想要除了这位老奶奶说的事情以外，人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人们还能做些什么?
其实太多的人已经明白这些问题是难以研究清楚的，要不千百年以后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尽管这样，一大帮我们这样的人始终在忙着，忙着做在老奶奶眼里一点也不值钱的事情。
但愿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现在，我的一大困惑是越来越听不懂“行话”了，这就是说，我有点看不懂专业杂志里写的专业文章了，有点听不懂一些专家们所作的报告或是讲课了。我原本以为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也曾经努力地反省过自己，后来我去询问了一些同行，询问了一些教师，有些专业内的人士告诉我，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老师们则是不敢说，为的是觉得自己的底气不足，看不懂或者听不懂是因为自己水平低，够不上所看、所听的东西。
我记得曾有一位当过美国教育行政最高长官的人说过一句话，他发现美国一百年来的教育研究只是起到了捕风捉影的作用，对于教育本身似乎没有起到先导的用处。他的话虽然有点极端，却也多少揭示了一些问题。
有人批评说，专家就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这样的批评，站立在听不懂或者耐不下性子去听人说话的人的立场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专家需要改变一下了，有些跟实践联系得紧密一些的专业，专家最好放低身段，写的和讲的东西能通俗一些，让人能够明白一点。
教育的事情，难就难在怎么做都是会留下遗憾，难就难在谁都可以发表意见，难就难在谁在那里把握着做都会受人批评。
首先，教育的事情，难就难在怎么做都是会留下遗憾的。在教育领域中，听得最多的就是“教育改革”这个词，如若对教育是满意的，那么就不会一直都听到这个词。而且，在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很少听到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于是有人形容教育改革就是一个“钟摆”，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
其次，教育的事情，难就难在谁都可以发表意见。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每个老百姓的利益，于是谁都与此有关，谁都不会脱离这个干系，于是谁都会根据自己的得失加以评论，甚至会根据自己的得失进行发泄。
最后，教育的事情，难就难在谁在那里把握着做都会受人批评。正因为“错综复杂”，正因为“众口难调”，谁都难于做到“一盆水端平”，怎么做都会产生矛盾和问题，都会使一部分人得益，另一部分人失利。
于是，搞教育的人应该明白这些个道理，宁可现实一点而不要太理想化;宁可低调而不要太高调，宁可谦和一些而不要太张扬……
教育是一件谁都可以发表意见的事情，不仅是涉足过教育研究领域的人，而且是没有涉足过教育研究领域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当然，前者似乎更有发言权。
也许教育是一件最具歧义的事情，加上学者又是专门制造歧异、解释歧异的人，于是涉足于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教育这件事情产生了太多的憧憬，太多的期望，太多的想法，太多的话题;于是，本来就不容易弄清楚的事情就变得更不容易弄清楚了。
我虽然是搞教育研究的人，而且已经花了许多年份和精力在研究教育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到底教育是什么，教育去做些什么，似乎越来越不明白了。我被人告知，人生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看山是山”，第二是“看山不是山”， 第三是“看山还是山”。我以此为心理安慰，认为自己还没有老道到第三阶段，还有希望自己能到达第三阶段。
处于第二阶段的人，其实是没有看明白山是什么的，是处于模糊和疑惑之中的，所以常常会不知所云。但是，处于第二阶段的人常常又是有一定资质的人，多少又有了点话语权，于是容易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如若这些人能讲一些让人听得明白的话，或者是有点用处的话，那还算有点意思;如若这些人净讲一些没有用的话，或者是别人听不懂的话，那就麻烦了。
以前，很喜爱看报纸上登载的关于营养和膳食的文章，为的是增进自己的健康。看了这些介绍文章后，知道了什么东西应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什么东西能多吃，什么东西要少吃;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不能一起吃，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应该一起吃……。人生有了这样的“指南”，生活中就有了“可操作”的依据，这是有用处的。
后来，我渐渐发现这样的文章看多了，自己反而不知道该吃些什么、能吃些什么了。常常碰到这样的难题，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准备了吃的，却违背了那篇文章所说的，而且，按照前者的说法会带来诱人的好处，而按照后者的说法却会招致很大的麻烦和问题，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
于是，我开始犯糊涂了，究竟怎么办成了我计划膳食的难事。
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以前没有去看那些文章，不是也活得挺好的吗?我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该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依然活得好好的。
这个道理似乎与教育也很相通。我常听一些幼儿园园长对我说，请来了一些专家前来指导，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这个说对的东西正是另一个说错的，弄得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对他们的咨询，就是给他们讲我看报纸上登载的关于营养和膳食的文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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