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郭访问」专访幼儿教育家柯小卫：有一种生活比星星更长久

1999年4月与父亲摄于杭州西湖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对我自己而言，我更愿意被更多朋友们认同，自己是一位传记作家，或者说我是站在一位作家的角度来看待、审视教育，并以此为出发点进入了幼儿教育领域。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教育家关心理念、原则、方法，作家更关心“人”与“人的命运”。在我看来，教育首先是一门“人学”，不懂得“人”的内涵，包括特性、价值、情感、情怀，以及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就不懂得什么是真的教育，普通的教育如此，幼儿教育更是这样。陈鹤琴先生（1892-1982）将幼儿教育、“活教育”的首要目标确定为“做怎样的人”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与我在数月前在一个场合，念过八旬的老教育家郭福昌先生与我谈起对现在幼儿教育的期待时重复了几次，他说：“提高人性，完善个性，培养人格，用人性照耀人格”，他老人家的声音至今犹在耳畔。

非常感谢你阅读我的博客，尽管现在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写得少了或基本不写了，但是，在我已经发表的博客内容中，大家可以感觉得到，我现在取得一些成绩，包括受到许多朋友们关注，与我的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影响密切相关。我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从“命运”的角度对陈鹤琴先生的教育人生进行理解、诠释，并于十三年前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个人著作《陈鹤琴传》，以及《陈鹤琴画传》；2017年我又出版了一本理论专著《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这两本书都得到了我母亲的指导与支持，准确地说，父母的人格、精神是我取得目前成绩的楷模与动力。2007年1月我的父亲去世了，2017年12月我的母亲也离我而去，或许是命运安排他们在相隔十年之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他们是永生的！

其实，我出版第一本个人著作时已经50岁了，所谓“知天命之年”，其初衷之一是为了圆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有的“文学梦想”。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发小”过生日，我没钱送礼物，打算将自己手写的一本“诗集”，又觉得送不出去手，于是我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父亲。当时父亲鼓励我说：“只有是最好的朋友才赠送自己的诗集呢！”1976年3月我高中毕业后被批准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水兵。当不戴领章帽徽的新军装发下来以后，父亲带着我去在京的各门亲戚以及楼里的阿姨、叔叔家道别；两年多以后，我从部队探亲回京，父亲到车站接我，回家后的几天里又带我穿着水兵军装到了这些亲戚与叔叔、阿姨的家里走了一大圈。我还记得，在我参军临离家的前一天下午，父亲让我陪他散步，边走边谈，他谈了许多关于水兵生活的事情，什么爬桅杆、走晃木、荡秋千、划舢板。他嘱咐我，如果你晕船，你就到后甲板，将视线尽量放远。后来，我当兵上船后真的晕船了，我就按照父亲教的法子去做，没用几天就适应了。其实，我父亲根本就没有过水手的经历，他对我的嘱咐更多来自电影，当然也与奶奶家里的旧中国海军背景相关，好像我父亲的一位姨夫曾在福建海军任高官，父亲从小对海军也很仰慕，并结下了缘分。我在小学五年级（12岁）“十年动乱”期间跟着父亲去“五七干校”，父亲带着我放牛、烧锅炉，有一次我发了“疟疾”，高烧不止，父亲着急了，叫了几位年轻人，把我放在一只旧藤椅上，抬去七八里路外的医院，天下着雨，地上泥泞一片，父亲因左小腿在少年时躲日本飞机被弹片炸伤留下残疾，因而走泥路很艰难，他跟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0年我从部队复员进入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起初只知道自己进了“文学殿堂”，并不了解父亲对这座“文学殿堂”也很熟悉。有一次，机关组织看内部电影，我要了两张票拉着父亲一道。到了电影院找到座位后，父亲不停地与坐在前排的丁玲、朱子奇等知名作家与文联机关的领导打招呼。我感到很奇怪，父亲告诉我，50年代他在布拉格、布达佩斯等地担任中国学联常驻代表时经常接待国内的文化艺术、体育界代表团，因而与许多知名艺术家都有过交往。同时，当时“文联”机关许多领导是从团中央过来的，都是父亲的同事。我记得，我小时候和长大成年以后，父母家里的客人很多，其中有许多“名人”，用一句古话形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想起来，就是因为父亲、母亲邀约的这些客人，以及我在旁端茶倒水，帮助招呼，使我开阔了视野并感到了“内涵”与“高度”对一个孩子成长所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儿童的成长，尤其是境界、情感与其成长的环境相关。父亲母亲没有对我提出过“建功”“成名”要求，却教诲我不应碌碌无为，荒度时光！他们的成就是凭着他们的才华，我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努力。我想起老子一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也有一句励志的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在我的印象中，平日里，父亲在生活上很简朴，要求不高，很看重“旧谊”，他的几位中学同学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与此同时，父亲在工作上十分认真。父亲待人平和、友善，从不傲慢，也无谦卑。有一次，我在香港工作期间，父亲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会议，我陪他去看一位老朋友，单位里派了车送我们过去，因不能停车就离开了。他见过老朋友后，离开时站在马路边上不动。我提出乘轮渡去下一个活动地点，这样花费能省许多，他听后仍站在原地不动。我又同他说了一下我的建议，他回答：“我在香港经常出席各种活动，许多香港人都认识我！”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工作身份代表国家形象。于是我马上招手拦了一辆的士，他很快上了车。因为要绕路过海，这一趟足足花了大概三百多元车资。父亲退休后，有一次接到请柬，受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成立酒会，因为单位没派专车来接他，我就陪同他乘公交车前往参加。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时，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首长列队迎接客人，他们见到父亲后都非常亲切。在酒会上，钱其琛副总理在台上高举酒杯向父亲示意，大声说道：“柯大使，你是香港回归首功！”当时，父亲感到很高兴。还有一次，我送父亲去港澳中心参加“基本法”会议，当他刚进入大厅，许多香港记者围拢上来，拍照摄影声音啪啪地响个不停，记者们提出许多问题，父亲都微笑地回答。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受到人们尊敬的原因了。

大约2004年夏天，我陪父亲去过一次恭王府，他在那块康熙为其母亲祝寿而立的“福字”碑表面从上到下抚摸了一遍。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举动，他从不信鬼神的。后来，我感悟到了，他在为我们祈福。第二年，他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他的头脑已经不很清楚了，说话也困难，但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翘起“二郎腿”姿势却未改变，仍然一付不可“侵犯”样子。他很在乎“尊严”，我每次去医院探视时总会带一把剃须刀帮他刮胡须，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将嘴巴闭住，肌肉绷紧，使剃须刀顺溜滑过。我知道，他对仪容很在乎！他在医院时还有一个动作使我难忘，他在病床上总是翘着“二郎腿”，脸上微笑着……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基因传给了我。我写过一首诗，题目就是本采访录的标题——《有一种生活比星星更长久》。

非常感谢你提地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还要谈一谈我的母亲，她曾是一位北京著名中学的校长，20世纪80年代被市委调去北京市教科所（现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专门整理其父陈鹤琴著作，当时的市委领导表示，北京市应该将陈鹤琴研究工作开展起来。于是，母亲很快投入查找、整理陈鹤琴著作资料工作，经常往返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地之间，当时陈鹤琴先生还在世，也十分迫切地期盼所有收集回来的资料与出版著作事宜。当时，我的父亲和舅舅，以及许多老同志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终于将陈鹤琴著作先后以《教育文集》《全集》以及回忆录等形式出版了，成为现在人们研究、学习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基础与主要资料来源。应该说，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那一代人的努力，陈鹤琴教育思想或许失传，中国现代教育史也会因此而不完整。

说起来，很可惜，直到现在陈鹤琴教育思想学说仍然未进入许多主流教育学者研究范围，尽管越来越多中青年教育专家和基层幼儿园园长、教师都已感到了陈鹤琴教育思想，尤其是“活教育”学说在教育原理、教育形态与教育原则、方法等方面的价值，然而尚未形成如一些国外教育理论“热潮”。为了全面介绍、阐释陈鹤琴教育思想、学说，弘扬中国老一代教育家的教育精神与“科学化”“中国化”教育理论，我下决心写作了长篇专著《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或许这本专著还有一些有待完善之处，但是我可以说，本书是目前最为全面介绍陈鹤琴现代儿童教育学说的专著，其价值在于全面性、系统性。与此同时，这本书也凝聚了我对于先后逝去父亲、母亲的情感、激励。在这里，真心希望更多学者、园长、老师们能阅读这本书，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原理性、原则性有所全面了解。如果说，我写这本书的感言，希望更多人们读这本书！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本周和下周将受邀做3场左右线上讲座，内容都与现在新冠疫情大环境有关。我谈几点意见：

首先，当人们面临在这场突如其来“疫情”时候，作为儿童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儿童，包括儿童的身体、心理以及生活所受到的影响。前一周，我们做了两拨问卷调查，主要是了解“疫情”对幼儿情绪造成影响与父母采取对策、措施。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大多数父母都注意到了保护儿童情绪、情感等心理健康，采取许多积极措施、方法使幼儿适应“宅家”生活，并且开展许多适宜的学习，包括讲解“疫情”发生原因，养成幼儿良好卫生习惯，理解现在所有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大部分幼儿园提供教育活动资源，以及许多具体方法使家庭教育与幼儿发展提供了帮助。

第二点，对待“疫情”，我们提倡家长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尤其是对于幼儿教育方面，使家庭保持乐观、快乐气氛，而不是整天“埋怨”“责难”或“怪话连篇”“唉声叹气”，要知道父母家长“唉声叹气”、“连天唠叨”等消极、悲观情绪都会对幼儿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积极的教育对于幼儿成长、发展至为重要。

第三，幼儿园与父母应考虑到因幼儿“宅家”而对“社会性”发展不利的影响，可以采取“转移”方法，使幼儿将对“疫情”的关注转移到对医护人员以及为社区服务的叔叔阿姨表示尊敬；还可关心武汉等地小朋友生活状况，以唤起“人性”，培养幼儿“人道”情怀，为将来“人格”形成打下基础。也为不久后，幼儿重返幼儿园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