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开展玩具实践 ——陈鹤琴有关儿童玩具的论述

怎样开展玩具实践，是幼儿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问题。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同时也是我国儿童玩具研究的开创者，其有关玩具的思想和实践是一笔宝贵财富，对解决当下幼儿园玩具实践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

陈鹤琴认为儿童心理主要有七个特点：好游戏的、好模仿的、好奇的、喜欢成功的、好野外生活的、好合群的、好被称赞的。当时大多数成人对儿童游戏持否定态度，认为“玩物丧志”，但陈鹤琴坚定地认为，儿童游戏具有诸多价值：不但可以发展儿童的身体、锻炼儿童的筋骨、辅助儿童的消化、促进儿童的血液循环、增加儿童的肺之呼吸，还可以使儿童的大脑更灵活，可以发展其判断力、知觉力、观察力、想象力、创作心、冒险心等等。

讨论游戏必然离不开玩具，因此陈鹤琴指出，“玩具不仅仅是供儿童玩笑、快乐的，还含有科学游戏的性质”“玩具——儿童的第一本书”“正如中、小学的教科书一样不可缺少”“能使儿童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种种的机能以及智力和身体得有发展之机会”。

南京师范大学虞永平教授曾谈到一个自己在调研中的发现，“有部分幼儿园将玩具锁在高高的柜子里，只有上级检查时才拿出来让孩子玩一会儿”。显然，这类幼儿园没有真正认识到玩具对于儿童发展的作用。这类幼儿园应转变观念，转变视玩具为娱乐品的看法，改为视玩具为主要教育用品，让儿童有充分玩玩具的机会。当然，这里的玩具应该是适合儿童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需要的。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是一种“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主要教材”的教育思想，他提倡“一切教学集中在‘做’，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2〕当年，陈鹤琴就鼓励幼儿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自做玩具。之所以选择当地资源，是因为当地资源既便宜又受儿童喜爱。他认为，一来儿童自做玩具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二来儿童会更加爱护自做的玩具。这是当下幼儿园教师应该努力学习的。

2007～2014年，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三届“全国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3〕首届展评活动的宗旨是，“进一步推进幼儿教育改革，充分发挥自制玩教具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作用，调动广大幼教工作者设计制作和运用玩教具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第二届展评活动是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背景下组织举办的；第三届展评活动是在“《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颁布实施的背景下组织的，以‘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倡导游戏活动’为主题，旨在调动广大幼教工作者因地制宜开展自制玩教具活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和推动幼儿园自制玩教具活动健康科学发展，促进幼儿园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刘峰峰，2007）。〔4，5〕

可见，相关部门较为重视自制玩教具对于儿童发展和教育教学的作用。然而，这几次展评活动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焱教授在评审首届展评活动参展作品时指出，幼儿园在制作玩教具过程中存在五大问题，即“为做而做，做与用分离”“需要教师做的与可让幼儿做的界线模糊”“简单模仿成品玩具”“玩具承载功能过多”“存在小学化倾向”。

南京师范大学邱学青教授在肯定了幼儿园自制玩教具有了可喜的进步的同时，也指出了某些存在的问题：幼儿园玩教具制作主体大多是成人、教师，看不到儿童的身影；幼儿园玩教具制作的目的大多为参评；幼儿园玩教具作品雷同多，创新少。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制玩教具过程中玩具使用主体即幼儿的参与过少。

的确教师应该放手让儿童去做，鼓励儿童自制玩具。

第一，儿童是玩具的使用者，他们最懂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让儿童参与玩具制作，将极大改变“为做而做，做用分离”的状况。

第二，儿童自制玩具的过程就是“做中学”的过程，是满足和激发幼儿兴趣的过程，这个过程蕴含丰富的教育价值。

第三，幼儿园自制玩具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避免盲目、简单的模仿、跟风。

1.儿童玩玩具过程中的成人指导：成人保证“设备要和儿童发生关系”

陈鹤琴非常重视幼儿使用玩具过程中的教师指导，不赞同“只要布置环境，不必加以指导，儿童自然会去做”的观点。他提出，“教师要抱着‘这许多设备要和儿童发生关系的目的’”。〔6〕

段伟红（2012）对儿童家庭玩具现状进行的调查发现，家庭的玩具使用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玩具数量多而使用时间少；二是家长在儿童使用玩具过程中的参与指导有限。

张颖（2012）的相关调查发现，68.5%的教师表示不会在儿童游戏过程中给予指导；22.2%的教师认为引导非常重要；还有9.3%的教师则认为无所谓。〔7，8〕陈鹤琴认为，家长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只给儿童买玩具、营造玩玩具的氛围并不够，还要引导儿童和玩具发生关系。

2.玩具整理与保存：“玩具必须叫儿童善为保存”

陈鹤琴早在1925年就提出了要让儿童善为整理、保存玩具的主张。他说，“儿童玩了玩具之后，当必须把玩具放好……凡东西都要有一定的地方，不能玩了之后，随便乱摊。做父母的应当做一只箱子给他收藏玩具，以养成他的清洁、整齐、秩序等各种良好习惯。”

他还对父母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小孩子独自整理东西，大概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做父母的需帮助他，以助他的兴。小孩子整理东西，大概是不能周到的，所以做父母的应当在他的旁边督察他……帮助他，诱导他，如果他不听，那就应当强逼他”。

他指出，成人替孩子整理玩具，容易“养成小孩子‘己逸人劳’的观念”，这个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的确，家庭在玩具管理方面普遍存在摆放凌乱、卫生安全意识不高等现象。有调查显示，虽然“80％以上的家庭都有放置孩子玩具的固定地方，但分类整理摆放玩具的家庭仅有15％，其他基本上都是凌乱地放在一个大柜子或箱子里的”，“只有25％的家庭做到，在孩子玩完玩具后，要求其及时整理玩具。其余家庭则要么不收拾，要么家长帮孩子收拾”。〔9〕

可见，家庭玩具的使用与管理问题较突出，状况亟待改善。笔者在幼儿园考察时也发现，有部分幼儿园存在这样的情况：幼儿游戏结束之后，忙于整理玩具材料的并不是儿童，而是教师（大部分情况下是保育员）。陈鹤琴其实早就告诫我们，教师应该担负起“引导者”“督察者”的责任，而不是做“包办者”或者“放任者”。

研究者曾对华达群、傅学友两位师傅（陈鹤琴当年创办的玩具工厂的工人）进行过访谈。在访谈过程中，“适合性”这个词常被两位师傅提起。例如，当研究者问及，“这张图片上的玩具，您觉得怎么样”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这种玩具太危险了，不适合幼儿园的孩子”“这个颜色不适合幼儿园的孩子”“这种样子不适合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所谈的“适合”“不适合”，与陈鹤琴当年所提出的关于“好玩具”“坏玩具”的标准是一致的。

陈鹤琴提出过几个好玩具的标准，包括“好的玩具是有变化而活动的”“是可以刺激幼儿想象力和发展创造力的”“是质料优美、构造坚固不易损坏的”“能洗濯而颜色不变，形状不丑陋，足以发舒美感”“可以引起儿童兴趣”“是能够唤起儿童的尚武精神的”“应当是国货”“要‘大小合度’”“应当是‘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应该坚持‘经济性原则’”“侧重玩具的教育性”“融会中西”等。

有统计表明，我国每年有超过20万14岁以下的儿童因意外死亡，致伤致残的数量更为庞大，其中因玩具或其他用品的安全问题导致的意外伤害约占5%左右。〔10〕

国家质检总局曾对天津等地38 家厂商生产的41批儿童玩具实施过召回，其中包括玩具手机、手推车、学步车、自行车等，这些玩具存在小零件易脱落、边缘锐利、机械强度不足、重金属超标、电池爆炸等问题。〔11〕

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曾对丹东地区经销的儿童玩具类商品进行过随机抽查，发现有5种商品不合格。〔12〕

事实上，被曝光的还只是少数，现实中还有大量未被曝光但违背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玩具存在。

影响家长购买玩具的因素有很多，张颖（2012）在上海地区所作的调查发现，有95.3%的家长在选择玩具时会考虑孩子是否喜欢，71.9%的家长会考虑玩具的质量，65.6%的家长会考虑教育性，54.7%的家长会考虑玩具的安全性。

王子鉴（2008）等人在成都、绵阳及周边地区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家长都将“孩子是否喜好”和“是否适合我的孩子”作为评价玩具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有近40％的家长除了考虑孩子的喜好之外，还将玩具本身的属性，尤其是功能属性，也就是玩具本身是否多功能、是否益智等作为衡量玩具品质的重要指标。当被问及“如何判断一个玩具是否适合你的孩子”时，几乎所有家长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茫然。〔13〕

段伟红（2012）对陕西咸阳市部分家长所作的调查发现，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家长们最看重的是玩具的安全性，对于孩子的喜好、功能、价格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则差异较大。家长较看重玩具的安全性，但对何为“好玩具”“适合的玩具”，则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没有形成清楚的标准。

笔者认为，无论是在玩具生产的过程中，还是在为孩子选择、购买玩具的过程中，玩具厂家、家长和幼儿园都要充分考虑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

上世纪50年代，陈鹤琴为国人介绍了一个苏联组织的包含教育家、心理学家、美术家、卫生学家（包括医生）、工程学家和优秀教师在内的玩具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社会需要研究、创制、实验玩具。

陈鹤琴一方面呼吁向苏联学习，一方面亲身实践。据当年在陈鹤琴创办的玩具工厂工作过的工人们回忆，玩具研究室先将设计方案交给玩具工厂，工厂生产产品、送到幼儿园试用，教辅人员拍摄试用过程并留存文字或图片资料。

“文革”后，陈鹤琴于1978年2月、1978年12月、1979年3月、1979年6月、1979年11月在各种相关场合五次提议设立全国儿童玩具研究会、设立儿童玩教具研究室和实验工厂，开展玩教具科学实验的相关建议。

笔者以“玩具”为关键词进行网络搜索，发现关于玩具研究的成果并不少，包括专著、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期刊、报纸等，研究者来自包括工业技术、教育、科学、体育、文化、经济、卫生、文学、法律、历史、地理、艺术等领域。但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还不多见。

陈鹤琴曾建议，可以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研究室和实验工厂。因为只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对儿童玩具进行研究和创制，才能研发出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玩具。研究室成员可吸纳有经验的幼儿园或小学一线工作者以及师范院校的工作者（王子鉴等，2009）。玩具大规模生产之前还应该有实验或试用环节。这样才能保证所生产的玩具是适合儿童的。

陈鹤琴一向反对玩具市场的“外国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外国货。他说，“幼稚园的设施应当处处适应本国国情，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玩具引进问题上，陈鹤琴持“适应国情”“本土化”的观点。

事实上，陈鹤琴在实践中也是如此。在研究、设计玩具过程中既有对传统的吸收，又有对国外经验的借鉴。这种借鉴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儿童和中国现实情况予以改造、转变或创新。

张颖（2012）对上海玩具市场现状的调查发现，当下我国市场上的玩具进口甚多、原创太少，国外进口品牌约占71.3%，国产玩具品牌仅占28.7%；就销售情况来看，较受欢迎的玩具中，国外品牌占多数。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产玩具过多模仿日、美等玩具强国的设计，缺乏原创，例如某国产品牌，无论是玩具本身还是包装，都与荷兰乐高玩具极其相似，若不仔细观察，很容易混淆。〔14〕

总体来说，我国在玩具引进方面存在以营利为目的、偏离本土化的倾向。这在销售环节尤为明显，通常的做法是什么赚钱就引进什么，一位玩具反斗城的店长就谈到，“传统玩具很难出售，因此不太会引进”。〔15〕

长远来看，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玩具产业的发展，也与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背道而驰。可以说，我们有些方面不如陈鹤琴几十年前做得好，正如虞永平教授所言，“陈鹤琴对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西方主要儿童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分析了他们的优势，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言之成理，以理服人，教导人们不要盲从。陈鹤琴1926年就提出的告诫，在今天仍然具有警示作用，因为现实的教育实践中，一知半解者无数，盲从者无数”。〔16〕

综上所述，陈鹤琴认为玩具对儿童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他基于儿童心理、家庭教育研究及国内外相关经验，作出了诸多关于玩具的论述。其中关于玩具提供、玩具自制、玩具使用、玩具生产与选购、玩具研究、玩具进口等的建议，对当下的玩具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幼儿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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