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对私立教育缺乏有效监管或执行能力，不仅损伤整体教育质量，并可能扩大贫富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新版《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教育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谁能主动选择？谁将错失机会？》（下称《报告》）表达了上述观点。
该《报告》预警：由于私立学校收费高昂且各国监管不力，不平等和排斥现象正在加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加强私立教育监管以减少不平等现象。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网课正在成为更多学生的日常，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教育机构的一轮爆发。与此同时，私立教育和辅导机构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和教育监管正在成为全球性话题。
私人补习增加了贫富差距和教育不公平。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魏易研究测算，在中国，2017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辅导总体参与率为47.2%，参与补习群体的平均费用约5616元，但消费最高20%家庭组的校外培训支出是60%-80%家庭组的3倍以上，是最低20%家庭组的35倍以上。
“在乌干达、海地、肯尼亚和菲律宾等国，30%的家庭不得不借钱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新冠肺炎的影响进一步压缩了家庭预算，使许多人无法负担学费和其他开支。”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团队负责人马诺斯·安东尼尼斯（Manos Antoninis）说。
《报告》数据显示，在中国，有超过75%的中小学学生参加了课后辅导课程。
今年7月，中国政府颁布“双减政策”明确，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要在1年内有效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
在这份《报告》中，也同样提及了国内的“双减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教育监管措施，并指出此类教育监管政策的必要性：政府需要防止私人补习对系统质量和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此类政策在全球并非个例，全球约有27%的国家明令禁止中小学校盈利，教育企业的创收行为与让全民享有12年义务教育的愿景背道而驰。
其次，课外辅导和私立教育大幅提升了普通家庭支出比例，加剧了教育和贫富差距。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家庭负担了教育总支出的39%，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6%。
此外，《报告》也指出，执行此类禁令可能导致非正规市场的滋生。
界面教育注意到，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家长发布招聘，希望返聘老师开展学习辅导，也有部分失业的教培机构老师寻求家庭教师或小班教学的工作机会。
《报告》建议，教育监管政策不应侧重于行政细节和不切实际的输入标准，应以透明的方式审查，逐步调整和参与方式定期制定法规。
政策如何有效可行且不伤害弱势学习者，则需要建立共同的监控和支持流程，包括标准化的基础设施、课程、学习材料或教师认证，使之能够适用于所有公立和非公立教育机构。
此外，对非公立教育活动的监管应确保其满足公平和包容。
教育公平需要各个国家加大教育财政投入，《报告》指出，目前仍有三分之一国家的教育投入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或不到总公共支出的15%，而这些是国际公认的最低标准。
目前，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还有着相当大的隐性成本。《报告》在对1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表明，校服和学习用品几乎占家庭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二。这导致这些国家8%的家庭需要借贷以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
“各国政府必须为公立和非公立学校制定最低标准，以确保最弱势的学生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平等机会。我们迫切需要公平的筹资机制。那些处境艰难的人们不应承受如此负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说。
就国内而言，公立教育、民办教育、课外辅导机构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协作才能最大化的促进教育公平？
界面教育就此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他认为，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框架下思考教育公平问题，公共财政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买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衡化；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引入社会资源，采取成本分担，并容忍差异。将公共教育投入的公共性将居于政策目标的中心，公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后对民办学校管制的原动力亦会减弱，拥有研发优势的教培机构也将在学校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