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言真是奇妙，三言两语，你问我答之间，有时竟能生发出别样意趣，使人在忍俊不禁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启悟。
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美术课堂。年轻的女教师经过一番讲解、示范，告诉孩子们每人在画册上画一个元宵节的彩灯。教室里静寂无声，只见一张张充满稚气的小脸俯向桌面，专注地忙碌着。突然，一个学生举手发问：“灯笼涂红颜色，行吗”？
“行。”教师答道。
“涂绿色可以吗？”又一个学生站起来。
“绿色也可以，”老师耐心回答。
第三个学生又问：“蓝颜色呢”？
教师挥了一下手，漫不经心地说：“什么色都无所谓。”说完，便埋首讲桌翻起自己的教案。
不料，教室里响起一片嗡嗡声，只见学生们大都停止了作画，你瞅我，我看你，有的学生嘴里还小声叨念着：“无所谓，无所谓..”显然，教师的回答超出了一年级多数学生的理解能力，造成了不应有的课堂困惑。这事例告诉我们，对于不同的交际对象，应使用与之文化程度、知识能力相应的词语、概念，否则，必然会出现误解与障碍。与此相似的另一件事也能说明这一点。一位编辑与他的女朋友逛公园，那位只读过几年书的农村姑娘，对一边谈话一边喷云吐雾的他说：“你还会抽烟啊？”
他随口应道：“是啊，我就有吸烟嗜好。”
姑娘听罢沉思半晌，不见他再说下去，便问道：“到底是哪四好啊？”弄得这位编辑张口结舌，唯有苦笑而已。
在姑娘的交际语言中，还没有掌握“嗜好”一词，而是顺着谐音理解成“四好”，在那里等待他细数1、2、3、4。生活中，上述问答误区可以说俯拾即是。如见面握手时，不看对象地连说：“幸会幸会”；做客中对尚未成年的孩子询问“令尊大人可在”？面对别人的劝酒不住声地“足矣足矣”等等。这样的表述方式在一定的语言交际环境中，可能是恰到好处，说不定还增添几分文明与高雅；而在大多数交往场合下，使用生涩、冷僻的语言，陈旧过时的套语，文气浓重的书面语言，难解的方言俚语，以及特定行业、阶层、环境中使用的专用术语、熟语、缩语，不仅容易造成交流障碍！不能准确、鲜明、生动地表情达意，有时甚至还会给人以卖弄、炫耀、怪僻、虚假之感，人为地疏远了彼此关系。
明确的前提条件，特定的内容指向，在问答之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位美术教师用红粉笔在黑板上从上到下划了一道，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齐声回答：“1”。
他认为学生没看明白，就又用红粉笔从左到右划了一道，再问：“这个呢？”
“横”。学生声音响亮。
这位教师哭笑不得，其实，该责怪的倒是他自己：他本意是想让学生作颜色辨别练习，却没有明确的问话前提，因而才演出这样的答非所问的笑话。
汉语从它表意的角度来说，本来就具有某种朦胧性和发散性，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这在问答时必须把握好，才能正确进行交流。不过，利用中国语言的这种特点，有时也能巧裁妙用，创造出特殊的意境和效果。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外国记者问王蒙：“请问五十年代的你与八十年代的你有何相同与不同？”
问者的潜在用意众所周知，王蒙当然也知晓，只见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回答：“五十年代的我叫王蒙，八十年代我也叫王蒙，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那时我二十来岁，而现在我则五十多岁。”
王蒙之所以能用这样简洁明了的语言避实就虚地回答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外国记者没有确定问话的前提，没有明确自己问话所指的具体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蒙机敏恢谐而又不失礼度的回答，不仅使自己摆脱被动，还不无讥讽地陷对方于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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