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鸣：陶行知和陈鹤琴（节选）

陈一鸣：（1920年12月26日-2014年7月28日），原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鹤琴先生长子

陶行知和陈鹤琴是同志、同道、同行、同年、同学、同事。今天，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儿子陈一鸣的一篇文章，回顾两人几十年的交往和情谊。并借此回望彼时的教育家群体。

陶行知和陈鹤琴（节选）

陈一鸣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我父亲陈鹤琴是挚友。他们热爱祖国，献身人民教育，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造的共同理想和事业中，相互切磋，携手奋斗，结成深厚的、历时最久的友谊。我父亲生前热爱陶先生，视为同志和楷模，我自小就敬仰陶先生。曾受过他们熏陶的我，想谈一下认识和体验。

陶先生的精神，仍在感动、鼓舞着人们。正如陶早年在《活的教育》（1922年）中所讲的那样：有属于精神上活的教育，逝世了的英杰的精神，还在我们脑海中，可以一代代的向下传。精神也有死的和活的，要注意最感人的活的精神，可以得到许多教训。

陶行知

1979年7月16日，吴树琴去看望高龄的陈鹤琴，请他为行知中学建校40周年题词。陈鹤琴热情地写了草稿，又用毛笔在大宣纸上有力的写下以下的字句：

行知同志千古不朽！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

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

我们实践标准系同行，

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

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

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

我们立志为人系表率，

行知对我一生系楷模。

——陈鹤琴 八十八岁于南京

1914年，陶行知和陈鹤琴是在旧中国同一时代背景下，同船去美国学习的。又是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夕的1917年和1919年先后回国，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陶任教育学教授，先后任教育专修科主任、学校教务主任，陈任教育专修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1922年学校改组成立东南大学，陶任教育科、系主任兼教授（1923年夏辞去主任职，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陈任东南大学教务部主任并任教。

陶行知（前排左一)与陈鹤琴（后排右一）同船赴美

在普及教育、提倡科学和民主、振兴中华的思潮下，陶行知和陈鹤琴以及赵叔愚、郑晓沦、廖茂如、孟宪承、陆志韦、俞子夷、杨杏佛等许多教授，一起倡导新教育、改革旧教育，开展教育科学的实验和运用。使南高和东大成为全国教育学术的中心之一。

南高师体育馆

为打破死气沉沉的校风，陶行知和陈鹤琴大力倡导学生课外活动，推动学生自治。学校教授组成了各种委员会。陶和陈参加了学生自治委员会、演讲与游艺委员会、暑假学校研究委员会、改革考试制度的考试委员会等。同时他们又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团体“新教育改进社”和此后合并各教育团体组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年轻的骨干。1919年的《新教育》月刊上就发表了陶行知、郑晓沦、陈鹤琴论学生自治问题研究的文章。以后，在陶行知主编的该刊中，共同发表研究心得。

《新教育》杂志

在平民普及教育的倡导中，陈鹤琴为探索研究有多少常用字是民众和小学生应该学的，在陶行知负责的教育科的邀请下，于1920年主持了调查研究工作。在助手们协助下，经两年半时间，完成出版了《语体文应用字汇的研究》，陶行知作了序。在此前，已成为陶行知、朱经农主持在1923年出版的《平民千字课》选字的依据。

陈鹤琴编《语体文应用字汇》

我国测验运动的开端，是1920年陈鹤琴和廖世承合著的《智力测验法》及1924年合著的《测验概要》，并编写了适合我国的小学各科的教育测验材料。陶行知积极推动这一活动，1922年还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了一位国外测验问题专家来华，除去北京外，主要是在东南大学和教授们共同研究，奠定测验运动的基础。

馆藏陈鹤琴用过的物品

1920年12月26日晨，我一出生，陈鹤琴即将我作为研究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对象，进行精密观察和记录，持续808天，于1925年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作为个案分析，结合介绍儿童心理学。同时，在家庭教育的实验基础上，写成出版了通俗生动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的《家庭教育》一书。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评此书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一文中称：“此书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之一，系迄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我愿读此书者亦务须用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肠去领会此书之意义。”

《儿童心理之研究》

1923年，我三岁时，陈鹤琴在自己家中创立了一所南京鼓楼幼稚园，宗旨是实验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园。陶行知又热情赞赏和支持，在向世界教育会议报告中介绍：这一“实验是意义重大、令人鼓舞的。”办园得到东南大学教育科的补助，1925年建立新园舍后，也得到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并商定通力合作实验，以利推广。

南京鼓楼幼稚园

1923年秋，陶行知推行“辅导考试自学法”，并在家中推行识字教育，获得“连环教育法”的启示。陈鹤琴及其他多位教授，都支持陶行知，在自己家中进行试验。陈动员自己60多岁的老母参加试验。

陶母读书图

陈鹤琴曾回忆：1926年，陶行知和他、王伯秋，共同发起“平鼓楼”运动，都亲自参加劳动，使鼓楼幼稚园所在地的一段高而陡的路面得到平坦，人力车夫和行人感到方便。

馆藏陈鹤琴用过的物品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于1927年3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陈鹤琴曾多次对大家回忆：当他听着陶行知的讲话，深深地为其艰苦卓绝的精神，创造力的伟大，思想的前进所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此时学校先设立第一院，为小学师范院。陶行知在前一年就为创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而发出了宣言，并认为，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1927年9月，晓庄师范成立了第二院，为幼稚师范院，陶行知请陈鹤琴担任院长并任指导员。陈支持其研究助手张宗麟，担任具体指导。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0月，陶创议的第一个乡村幼儿园燕子矶幼稚园成立，由陈鹤琴指导，张宗麟负责，及陈介绍的徐世璧老师任辅导，在设备和经费方面，得到了陈主持的南京鼓楼幼稚园的支援和南京市教育局学校课的补助。孙铭勋和戴自俺两位第二院的学生，都成为继续创立乡村（此后劳工的）幼儿园的主要骨干。

燕子矶幼稚园

1928年5月15日，蔡元培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宁召开。陶行知和陈鹤琴联合提出了《注重幼稚教育案》，附有7个原案，大会按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通过。内容包括：通令各省各县市实验小学及师范附属小学应设立幼稚园，教育研究所应研究创造方面的有我们适合国情的幼稚园，各省区开设幼稚师范或省师范添设幼稚师范所及乡村幼稚园教师的训练办法等。

陈鹤琴和儿童在一起

陈鹤琴、张宗麟等7人于1928年受聘任委员起草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实验成果成为主要根据。1925年陈鹤琴、张宗麟、俞选清共同草拟的《幼稚生应有的习惯与技能表》就是先经过鼓楼幼稚园试验，继而在南京特别市的各幼稚园及晓庄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试验的。

中国第一个男性幼稚园教师 著名幼儿教育家  张宗麟

1928年夏，由于外国势力对租界中的中国人要求教育权利作了让步，经华人委员的推荐，陈鹤琴应聘赴上海主持公共租界的华人教育，为中国儿童和少年办学，任华人教育处处长。他先在工人、平民区域创设了东区和北区小学。在主持工作的11年间，共办了6所小学、附设幼稚园和一所女子中学，并在小学中推行二部制和简易小学，还设4所工人夜校。他在这些学校中提倡学生“做人”“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校歌），开展了教育改革的全面实验……

陈鹤琴手迹

1930年春，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缉，转来上海，1931年又自日本秘密回沪继续战斗。陈鹤琴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对陶行知及晓庄学生方与严等进行掩护，继续支持陶行知创办工学团等教育事业。同时，请陶行知对陈所办学校的教师进行教育，并向中华儿童教育社宣传教育主张。

陶行知学生方与严

陈鹤琴支持陶行知派遣去淮安办新安幼稚园的孙铭勋，捐款一百块银元作开办费，后安排孙在上海参观幼稚园并指导孙要做好教学做的计划。

陶行知学生孙铭勋和孩子们

陶行知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运动”，陈很赞赏，出面和丁柱中主编《儿童科学丛书》。

1932年陈请陶写儿童节歌词，在陈主编的《儿童教育》上发表。秋，又请陶为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三周年题词。陶赠《手脑相长）诗。记得他的手书题诗，悬挂在我们家中墙上，我们全家都爱陶先生的诗歌。陶先生还常来我家和父亲谈天，还向我们朗诵过他的新作……

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二届会员大会（最后一排右八应为陶行知）

11月，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三人合著的《幼稚教育论文集》作为晓庄从书，在上海出版。1934年初，陶行知创议设立劳工幼儿园，由戴自俺和孙铭勋负责。陶请陈研究戴草拟的成立宣言。

  戴自俺  

陶请陈鹤琴活动，由陈先后保释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山海工学团团长马侣贤及邢舜田等……

1934年夏，陈鹤琴主编的初级小学用的最新国语教科书出版。分中、南、北三部，各八册，是按中国不同流域的实际自然现象与生活状况编纂的，并用单元法组织，各册相互联结，以适应儿童的经验和学习心理，陶行知发表书评，表示赞赏。

陶行知写了《儿童年献歌》与《儿童年献词》，陈鹤琴写了《对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于1935年8月见报。

马侣贤

1936年春，陶行知组织国难教育社，提出抗日救国教育的号召，到沪东、沪西和浦东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等。陈鹤琴和陶行知一起参观工人夜校，发动募捐，将沪东由钟民主持的沈家滩小学，扩建为余日章小学，后又开二小、三小，陶行知指导英美烟草厂女工朱冰如，借青白小学办妇女读书班，经陈鹤琴由华人教育处补助该小学。陶行知和陈鹤琴、方明一起参观了“亭子间工学团”。陈鹤琴还和刘湛恩等去宜兴农村参观陶赞扬的西桥小学儿童自动工学团……

方明和亭子间工学团的学生

当育才学校迁沪时，陈鹤琴发动学生接待育才师生到女师来居住，为他们安排伙食，并支持和协助他们为在大场建校搞的义卖和演出活动。

陈鹤琴与学生

由于陈鹤琴采取进步的办学方针，同情教师和学生运动，支持各进步的中、小学教师团体和群众活动，就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力。1947年，他接到匿名恐吓信，信上画了一把匕首，三粒子弹，写着：“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等着吧，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他看后，对张文郁大笑说:“不管它！”

馆藏陈鹤琴用过的物品

7月，他支持幼专教师和学生去大场为农民办农忙托儿所，实验乡村幼稚教育，推广托儿所事业和山海工学团的工作密切相结合。此后，还派学生到江苏金坛县办农村托儿所和农民识字班。陈鹤琴支持的幼师、幼专的进步活动，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据当时的密报称:（现存上海市档案馆）“国立幼专校长陈鹤琴的思想、言论及办学方针与左倾分子陶行知生前行为如出一辙”，并称该校已大部分为共产学运分子所控制，要“严密注意”。

大场农村托儿所建立时立的碑 

临近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陈鹤琴于4日及10日，先后两次被国民党警察局及警备司令部特务逮捕，经友人和各大学校长联合营救获释。在关押审讯期间，曾立下了心愿:牺牲后，请中国共产党追认他为党员。他将为中国千千万万儿童谋幸福的宏愿，献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陶行知和邹韬奋为自己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