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热点 | 这五年，“幼有所育”迈新步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

学前教育应追求高质量普惠

“学前教育普惠化应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教育普及，而应更加强调基于不同教育理念下的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朱晓进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内涵模糊。不同地方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普惠性”理解不一。有的认为普惠性强调的是普遍惠及、人人享有，受惠面的普遍化、扩大化，具体举措有：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园，大力举办、认定民办惠民幼儿园；有的认为普惠性是指学前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之一，由政府承担施惠方的责任，广大群众有机会接受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具体举措有：经费奖补家长或幼儿园，或由政府购买服务。

“这些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惠性资源，但却相对忽视了学前教育的‘普惠性服务’，忽视了新增资源重点向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也相对忽视了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监管和内涵提升。”朱晓进表示，普惠性应该普及、惠及所有幼儿的受教育权利，“所有幼儿”既应该包括正常儿童，也应该包括困难群体儿童；既应该包含3~6岁儿童，也应该包含0~3岁儿童。

朱晓进表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民办园在“普惠化”过程中存在困难，政府扶持与监管不到位。民办园不同于公办园，在办学过程中要自收自支，自负盈亏，需要考虑生存和发展问题。当前有些地方政府对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予以补助和奖励，但一些措施往往以短期项目方式实行，是碎片化的，申请有一定门槛，而且是竞争性的，难以均衡，这些特点难以保障民办园“普惠性”长期顺畅维持。

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朱晓进建议：

一是科学厘定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定位。以省为单位，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厘定定位，出台专门针对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实施措施，并逐步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建立制度性保障。

二是扶持普惠性学前特殊教育发展。普惠性学前特殊教育发展面临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学前特殊教育机构数量少，分布不均，难以满足需求，合格的师资匮乏。作为体现国家普惠性政策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特殊教育特殊扶持。

三是重点关注民办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通过购买服务、综合奖补、减免租金等方式，健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降低办学成本，突出公益属性，建立经费投入长效发展机制，努力让民办惠民幼儿园做到“惠而不伤”，吸引更多民办园进入普惠行列。

四是积极履行好教育主管部门职能。通过派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方式，支持普惠性民办园提高办学质量。加强民办园质量监管，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励和支持的依据，对达不到要求的要限期整改。

（《中国教育报》记者纪秀君 采访整理）

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答好这道人民关切题。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幼有所育”，把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过去5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发展学前教育，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二孩政策落地、保障民生的迫切需要。

时间回到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发布，首次明确将学前教育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的高度予以阐释，指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至此，学前教育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得以明确，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浙江常山县学前教育发展历史“欠账”较多，2014年时，全县共有128所幼儿园，其中纯公办园仅有两所，其余均为集体办和民办园；小规模幼儿园数量多，存在小、乱、散等问题。这几年，常山县一方面在主城区抓小区配套园建设，另一方面在乡镇（街道）按照“宜民则民，政府托底”的思路，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精品幼儿园。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具体体现。”常山县教育局局长洪永海说，实实在在的政策保障，有力促进了幼儿园的普惠优质发展。2015~2017年，常山县普惠性幼儿园占比从5.45%上升至88.54%，优质普惠园占比从3.52%上升至68.66%。

常山县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我国学前教育的变化。变化的背后，是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自2011年起，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启动了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地因地制宜编制实施行动计划，一方面大力发展公办园，另一方面扶持普惠性民办园，满足老百姓对公益普惠学前教育的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办好学前教育，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能有园上，即有公平的入园机会；上好园，即享有有质量的教育。

过去5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由于起点低、底子薄、欠账多，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资源更是严重不足，连片特困地区入园率还比较低。

国家高度重视农村贫困地区幼儿入园问题。“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实施四大类7个重点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实施学前教育系列重大项目。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重点向中西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倾斜，因地制宜加强园舍建设、师资培训和玩教具配备，加快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到202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0%。

2016年12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在教育扶贫工程中专门提到普惠性幼儿园建设，重点支持中西部1472个区（县）农村适龄儿童入园，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是推进教育扶贫、从人生早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在甘肃，学前教育不仅作为教育的起点，更被视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从2012年起，甘肃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将学前教育列为为民办的重大实事之一。

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国家按照“地方先行，中央奖补”的原则实施政府资助，幼儿园和社会积极参与。2012年至2016年，共资助幼儿2231.40万人次，资助金额238.99亿元。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2年到2015年，农村学前教育经费由2012年的573.76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123.47亿元，增幅达95.81%，高出城市55.7个百分点。

在满足孩子有园上的同时，如何提高保教质量日益被各地政府所关注。各地积极探索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和幼儿园课程改革，通过城乡分片教研、组建共同体和联盟等措施，发挥优质园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内整体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

2017年10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十九大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改革攻坚，教育有三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的目标。即使这两个指标达到了，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还不能根本解决，因为要面对放开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适龄人口。

确实，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仍面临许多新老困难与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与政策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改革发展任务依然艰巨。

不改革就没有发展。为破解制约学前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教育部2015年启动了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申报工作，并于2016年确定了36个实验区，重点围绕提高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条件保障和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开展先行试点，以建立促进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这几年，各地迎难而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理顺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健全成本分担和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机制，涌现出不少可贵的探索。

在江苏省泰州市，连续5年，学前教育发展成了泰州市人大工作的“重头戏”。“人大监督，政府考核，教育部门主推，相关部门配合，系统推进”，这个灵活的推进机制，使当地普惠性资源扩大了，教师队伍建设加强了，很多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硬骨头”被啃下来了。

在如何破解幼师匮乏这一共性问题上，贵州省各地探索出了农村幼师补充新路子。例如，铜仁市政府采取招聘志愿者方式，按照1∶20的比例为村级幼儿园配备专任教师，工资由政府支付。近6年来，贵州省新增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31650人，是2010年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的5倍。

改革攻坚，砥砺前行。如今，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围绕着扩大普惠性资源、完善体制机制、提升保育教育质量三大重点任务锐意进取。

在这个春天，展望未来，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朱云福心中有个目标：“我们将高度重视学前教育补短板工作，以教育现代化创建为契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公办园比例、强化队伍素质、深化课程改革、优化体制机制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构建城乡全覆盖、质量有保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有园上、上好园的美好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