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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幼教人#眼界
唐淑，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学前教育领域老一辈学者，著名学前教育史专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生于1935年的她，15岁跨入幼教大门，毕生都在参与和见证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一路风雨兼程，开拓进取的征程。她所编写的《学前教育史》《学前教育思想史》，是新中国第一本关于学前教育史的教材，至今是高校学生与在职教育者们的必读书目。
个人参与着历史，个人也书写着历史。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经由书写有代表性的亲历者、实践者的成长与发展，呈现和记录中国学前教育走过的道路，发展与变革，给后来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资源。希望我们的教师不管走了多远的路，依然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
唐淑，1935年生，江苏武进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学前教育史专家。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学前教育系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教育学会幼教专业委员会主任、《学前教育研究》副主编等。《中国学前教育史》《学前教育思想史》《百年中国幼教》等教材和图书主编。
我的童年是在学校环境里度过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父亲唐綦诚（1909.6-1983.7），江苏武进人。母亲徐素珍（1915.6-1997.11），浙江海盐人。父亲是农家子弟，但他天资聪慧，上了私塾，又去洋学堂，在常州觅渡桥小学和无锡辅仁中学读初中后，就随同学一起考取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结伴去了浙江桐乡、嘉兴等地办学，和母亲在海盐结婚。抗战爆发后，他俩回到武进嘉泽老家办学。
1941年后，父亲赴夏溪中心小学任校长。学校是由祠堂改建而来。教师办公室和走廊里张贴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陶行知语录。父亲是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的学生，他毕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一直实践着陶行知先生的办学理念，既教书育人，又服务社会。父亲那一辈人，为百姓服务的思想、求实的精神，都给我非常重要的影响。
▲晓庄师范
我最记得的是学校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夏日的夜晚，一些师生带来各种乐器，在操场上吹拉弹唱，还做拍七、接口令等游戏，我父亲会吹笛、吹箫、拉二胡，母亲弹风琴，当时流行的《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长亭外》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我们都会唱。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学校有不少外地住校生，所以每天吃过晚饭，就会看到老师们点上汽油灯，供校内外中、小学学生做作业和教师备课之用。
学校里的活动丰富多彩。如，演讲比赛、文艺演出、外出远足、运动会、踢毽子比赛等。学校里有一架风琴，放学后有的老师在弹琴唱歌，我有时也去学踏风琴。学校还曾开办过小商店、图书室等，由师生负责管理。寒暑假我家也住在学校里。做功课、写毛笔字、有时也和同学一起玩。礼堂后面的窄小屋子里，堆放着祠堂里一些祖宗牌位，也堆放着图书馆的许多书籍，我经常躲在那儿看《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及历史故事等等。小镇上京戏票友们经常在礼堂排练京戏，我们就看戏。
小学里有位刘咏珩老师是景海女师幼师科毕业的。刘老师气质高雅，琴弹得很好，我非常崇拜她。她和我母亲创编和排练了很多节目，如年老公公、青天高、树上小鸟啼、苏武牧羊、渔光曲、恭贺新禧等，有时还把村小带进来联合演出。又借中学操场开运动会，有低年级的律动表演、高年级的团体操表演，场面热烈，影响很大。我后来投身学前教育，与我父亲的影响直接相关，也深受刘老师的影响。
我庆幸我的童年，是在父亲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念的氛围中度过，为我一生成长奠定全面发展的基础。回忆起那时生活，我什么都喜欢，做什么都高兴。
▲现夏溪小学綦诚楼
因着从小在生活教育的氛围中长大，又十分喜爱幼师毕业的刘咏珩老师，加之我生性开朗活泼，爱唱爱跳，父亲认为我十分适合上幼师，他鼓励我去参加南京市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1950年夏，我的很多同学考军政大学、苏南工学，或是参军、工作去了。我则顺利地考入了心仪的南京市师范学校幼师科。
南京市师的幼师科，从1949年9月开始招生，学制两年，我们班上有近50名同学。那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开学初我们都睡在地板上。吃饭时没有凳子坐，都是站着吃的。还经常有臭虫骚扰，于是全校师生烧开水来灭臭虫。但我并不觉得苦，也从不怨天尤人。相反，由于是免费上学，又提供食宿，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在幼师学习的课程，都是我喜欢的。特别是钢琴、舞蹈、历史地理等。
学校生活很丰富，我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如南京市中学生合唱团、学校的舞蹈队等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经常到居民中去开展宣传活动。学校还办了夜中学，普师班同学在夜中上文化课，并组织我们幼师班的到夜中去开展文艺活动。那时，南京市凡有大型活动，都是我们市师出节目。因为我喜欢跳舞，基础较好，老师经常让我去表演。
市师没有专门的学前专业老师，幼师班的专业课都是外请幼儿园老师来教学。如鼓楼幼儿园的屠哲梅老师，她跟陈鹤琴、钟昭华三人编写了儿童歌曲及节奏乐等教材，她上“幼儿故事”课。南京市府托儿所（现为市一幼）的黄人颂老师，是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研究部毕业的，请她上的是幼儿园概论方面的课程。还有市师附幼的潘慧珍老师，她上的课是关于幼儿园日常工作方面的。
我太喜欢上幼师了，所有的都是我喜欢的。两年的幼师生活，给我打下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初的文化和专业基础，更培养我对幼教专业的兴趣。
1949年9月，陈鹤琴先生受命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把原上海国立幼专的师生也带到南京。不久，南大师院便成立我国第一个幼教系，由陈院长兼任系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我非常荣幸地成为首届师范保送的大学生，就读南师的幼教系。系主任是钱且华，其他诸如孙增敏、吴璇仪、方观容等几位教授、副教授均是留学于美国的博士、硕士；还有几位如赵寄石则是刚回国的青年讲师。这支队伍的特点是留美回国的多、单身未婚的多，她们无一例外都热爱幼教，热爱儿童，热爱学生，敬业务实。
▲南京师范学院1956年第四届幼教系毕业生合影
南师之于我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老师们的专业精神。学习内容有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还有俄语等，随着学科发展，我们也学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专业课是三学（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前卫生学）六法（幼儿园语言、计算、常识、音乐、美术、体育、教学法）。另外，我们4年都有政治课，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概论等。
钱且华主任为了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专门为我班开设综合性专题讲座，聘请了国内有关学科的学界大咖，如苔藓植物专家生物系主任陈邦杰教授、地理学家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音乐教育家音乐系主任陈洪教授、美术史学家宋征殷教授等等。
我们念书时，一周上6天。每周三去幼儿园，周六半天则去玩具工厂劳动。南师有两个附属幼儿园，一个五台山幼儿园，一个南师附小幼儿园。每周三去幼儿园观摩活动、现场评议，回校以后，每人都要写见习实习报告。
1956年我毕业留校后，钱且华老师常常给我们几位新教师“开小灶”，星期六晚上到她家里去，由她向我们介绍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西方的幼教流派。这些内容是当时听不到的，在“学苏”（指前苏联）一边倒的大环境下，显示出她的远见卓识和学术勇气，对我们来说，则是终身受益。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师院、西南师院、西北师院，都是在教育系内设学前教育专业。唯独南师设立了独立的幼教系。这是因为院长是我国现代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先生一直心系儿童。他亲自领导儿童教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整理我国古代幼教有关的资料，并和任宝祥（西南师大教授）等前辈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目录选，他一直想梳理我国幼教发展史。另外，陈院长还建立了儿童玩具教具研究室，且有附属工厂。开始是用马粪纸、三夹板做了各种动物、家具的造型，是可组装的。比如一只公鸡，则由头、身体、翅膀、脚等几个部分组成，经过拼接，一个鸡的造型就成功了。玩具生产是成套的，并远销东南亚。
在那时，陈院长就已做到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了。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自1956年起，每年十月初的校庆活动，我们是举行一周的科学报告会，老师们都来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可谓百花齐放，群星闪耀。1956年第一次科学报告会，陈鹤琴先生作了《从一个儿童的绘画看儿童心理的发展》。这是积累了长达16年的研究成果报告，是研究他的儿子一鸣，从小时候一直到16岁的画，大约有4、500张。展览了200多张。
院长陈鹤琴，也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一到运动会，他总会参加比赛，乒乓球、竞走等。他非常重视体育。他的“15条主张”里就是讲健康第一，他从学生时代就注意锻炼。每周末都有舞会，新年也有，新年舞会陈院长一定会来。12点钟声响起，新年老人就是他，然后他就跟学生跳舞。
他总是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形象，且非常关心学生。在校园里碰到陈鹤琴先生是常事。有一次南京郊区干旱，那时我已毕业留校，我们全校师生去抗旱。我们坐小火车，他能够从第一节车厢到最后一节，去每一节车厢，给大家表演“我是一个小兵丁”。热情澎湃，大家深受鼓舞。陈鹤琴先生做院长，重视伙食。只要考试，早晨一定是有油条、烧饼之类，星期五一般都会有蛋炒饭。
在陈鹤琴院长的带领下，吴璇仪教授的儿童服饰、玩具研究，方观容教授的幼儿计算教育研究、何佩芬教授的幼儿桌椅尺寸研究、李美筠教授的儿童营养研究、黄人颂教授的游戏研究、赵寄石教授的语言研究，汪爱丽教授的音乐教育研究等，逐渐形成了深入幼教实际开展研究的优良传统，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逐渐被全国幼教界公认为南师大幼教研究优势。
留校后，我首先任方观容教授的助教，主要任务是配合方老师进行《学前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负责80多名学生的辅导答疑、批阅作业、教育见习等，就是1956级的学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教授过幼儿园音乐教学法。
另外主要是做学生工作，兼任系团总支书记。我是我们系里的“下乡专业户”，因此也有更多学习和锻炼机会。
第一次是在1958年春，去溧阳支持当地扫盲运动。溧阳县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因丘陵地带，相对偏僻、贫穷。那年我23岁，带着28位女大学生下乡去了。一到溧阳，便把全班同学分到7个乡。一群女大学生下乡，在县城引起极大的轰动。
他们下乡后，有的住在乡中心小学里，配合乡中心小学开展扫盲运动，有的直接住在农户家里，我则住在县教育局，主要进行统筹和组织工作。除了下乡巡回看望同学们（几乎和每位同学都同吃同住过），还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协助县教育局总结扫盲工作经验（县教育局也把我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在这期间，陈鹤琴院长带了一位老师来看望我们，我就把同学们召集进城，跟陈院长在溧阳公园合影，一起共进午餐。大家都深受鼓舞。由于同学们工作出色，两个月后当省里召开“江苏省扫除文盲积极分子大会”时，我们全体被邀请回宁参加会务工作。
扫盲工作结束后，我们很自然地办起农村幼儿园。从1958年5月起，我们在举办全县幼教培训班和玩具展览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试办一批农村幼儿班，使溧阳县农村首次办起幼儿班。当年8月，省教育厅在溧阳县召开江苏省第一次民办幼教会议，我们还派了学生参与现场会务工作。
▲扫除文盲奖状
同年秋，第二次到溧阳，那时全系师生都到社会大课堂去学习。除了工农班师生住在城里上课外，其他老师学生不分专业、混合编组下乡。下乡后搞扫盲、办幼儿园、办红专小学，一直办到红专大学。当然我们学前的师生主要是办农村幼儿园。
在这期间我们编写出版《幼儿教育学》《幼儿卫生学》《幼儿园各科教学法》，虽然是薄薄的三本，但却是首次为农村教师编写的培训教材。另外还编写出版两本幼儿园语言和音乐教材。
1958年大跃进，一个个小家庭都没了，都是大锅饭。老百姓一天到晚都是上河工、挖河道。男的归男的住，女的归女住，小孩都到幼儿园全托。所以我们下半年到溧阳办起了全托幼儿园。
1960年春，江苏省教育厅又把南师和附属幼师的师生混合编组，组织到溧阳、江阴、睢宁等九个县再次推行全托化。我第三次到了溧阳。当时溧阳县继成为全国扫盲先进县后又成为全国幼教先进集体。从日托到全托，农村幼教在溧阳基本上普及。后来我又参加了省社教工作队，先后去句容、江宁等地搞整社和“四清”。1965年，我又带领学生去丹阳办耕读小学，并将农业中学转制为民办中学。
三下溧阳以及参加整社和“四清”等运动和工作，对社会来说，有些运动和工作对社会生产力不仅没能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相反可能还起到了阻滞和破坏的作用；对我个人而言，虽然生活很艰苦，如整社时每天三罐稀米汤，成天处于饥饿状态。“四清”时还和猪同住一室等。后来终因突发急性传染性肝炎而于1961年元旦被遣送回校治疗……但我还是感到犹如几进继续教育的大课堂，锻炼了我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加深对农村幼教的认识和情感；结交许多良师益友。最重要的是使我更关注农村、关注基层、关注普通劳动者，对国情、民情尤其是乡情有了进一步了解与认知。往昔的乡村岁月虽算不上波澜壮阔，却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珍宝。
▲南京师范大学幼教系52级同学毕业60年后相聚永阳幼儿园合影留念
口述/唐淑
文字整理/张小满 汤成米
编辑/鲁阳阳
设计/朱远海
主编/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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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文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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