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关于出生人口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
一是杭州、广州、长春、北京、青岛、成都、济南、大连等多地都发布了学位预警，众多小学迎来入学高峰，今年将成“最难入学年”。
二是今年我国部分地方的幼儿园已经出现了“招生荒”现象。
“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王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担心秋季的招生计划能否完成。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她所在幼儿园就开始直面招生难，今年生源可能进一步下滑。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幼儿园减少5600所，这是从2008年以来，15年首次有幼儿园数量减少，减幅约为1.94%。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而这强烈的对比背后，与出生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
学前微主编，与100000+园长共成长
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开始正式实施。在此背景下，2016年到2017年，全国各地陆续迎来了一个人口出生高峰。而今年，这批“二胎”儿童要上小学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目前各地应对“二胎入学潮”虽然有压力，但整体上“问题不大”。“因‘全面二孩’政策所形成的入学高峰是个小高峰，这个小高峰与若干年前学位的高峰相比，依然是一个相对低的状态。”
与此相比，另一个挑战显然更为严峻。2016年我国新生人口为1883万人，到2018年减少至1523万人。此后新生人口持续走低，到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只有2016年的一半。近日又有网络传言称“今年的产妇建档基本都已完成，已经可以估算全年出生人数了，结论是今年可能连800万都不到”。
这意味着入学高峰之后很快就会出现学位“过剩”问题。未来，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乃至高等学校，都将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
伴随着招生难而来的，就是幼儿园间“赤裸裸的厮杀和竞争”。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民办幼儿园间，曾经“一园难求”的公办幼儿园也开始下场。多位幼儿园园长认为，从今年起，竞争会变得更加白热化。
例如，杭州一公立幼儿园今年附近适龄入学儿童仅有70人左右，较之去年160人下降了将近一半；河北唐山一家公立幼儿园，每个小班学生数由40人下降至30人左右，园内老师表示，“以前报的人多就划片，现在招不够就都要了。”
此外，今年“520”结婚登记数大幅下降，年轻人不愿生、不敢生的同时，“高龄产妇十年翻一番”的消息也值得关注。据媒体报道，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作为上海三家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之一，近年来，在这里，高龄孕产妇已占据20-25%。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大概在11%，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了解到，北京有些公办园去年“补录”了好几拨，让民办园王园长很崩溃，“它一补我们就缺孩子，刚招到两个孩子，又被对方弄走了三个”。最后统计发现，她所在的幼儿园，有意向报名的孩子中，有60多个都被“抢走了”。而且，她注意到，离公办园越近的民办幼儿园，受的影响越大，她和另一所周边的民办幼儿园园长交流，对方说，更早的2021年，就明显感觉到生源被抢的情况。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多数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这一现象较为明显。以朝阳区为例，2021年，在接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既有民办，也有公办，每月收费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而在东城、西城，老牌优质公办园较为集中，这些幼儿园仍是家长们挤破头也想让孩子进去的首选。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就指出，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人口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为了竞争生源，无论民办还是公办都各出奇招。除了让家长“打前锋”外，一些幼儿园请来专业咨询公司设计“打败对手”的招生方案，一些园长亲自直播宣传，还有更多幼儿园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如冰球、马术、艺术等，吸引家长。“一些课程还会单独收费，弄得这一市场很乱，很多家长会说别的幼儿园有什么样的课程，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位园长说。
这种“卷课程”背景下，民办园长也不得不卷起来。教育部2018年7月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但去年起，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竞争力，有些幼儿园不得不私下免费开设英语、艺术类课程。
这些套路不仅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一三线城市，各幼儿园今年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一位临沂的幼教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地幼儿园最近都在疯狂为招生做宣传，报名可以送各种特色课、体智能课。民办幼儿园则打价格战，在临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是1120元/月，现在则打出了“交100元顶300元，交200元顶1000元”等各类口号。
他表示，下一步，最关键的是把周边幼儿园的孩子“有多少，挖多少过来”，他会引导当地幼儿园“搞一个商业模式”，比如让家长或老师成为幼儿园的合伙人，“家长和幼儿园间永远有利益捆绑，我们鼓励幼儿园搞招生团队，只要你能想尽一切办法，把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搞过来，就能赚钱，比干老师还轻松，就像售楼处的销售一样”。
在20世纪80年代就步入少子化时代的日本，也发生过与中国当下同样的事情。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心理学教授唐泽麻由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课程的扭曲，为了迎合雄心勃勃、紧张不安的父母们对孩子在学业上的要求，幼儿园会增加一些“时髦课程”，比如英语、计算机、网球和游泳等来吸引他们。
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幼儿园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但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竞争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的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什么样的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真正有帮助的。激烈竞争中，拥有丰富的课程经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那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园长。
“适者生存。”前述临沂幼教从业者直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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