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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幼儿教育史上，陈鹤琴先生被誉为“中国的福禄贝尔”。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字改革家等，他的一生，建树颇多。就其对中国幼儿教育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为幼儿教育发现中国儿童”和“为儿童创办中国幼儿教育”。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潘菽先生曾说：“陈鹤琴同志由于他的一颗赤子心，是能紧跟着时代前进的。”[1]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和实施，正是他生活的时代各种教育思想碰撞和汇合的结果。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出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派，都对批判封建传统教育、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陈鹤琴先生则以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切实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科学的儿童观和系统的教育观。他努力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和教育思想，研究中国儿童的身心特点，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幼儿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探索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而成就了他成为中国的幼教圣人和现代爱国知识分子杰出典范的光辉历程。
一、为幼儿教育发现中国儿童
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指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2]所谓儿童观，就是成人社会对儿童的发现，对儿童的总体认识。陈鹤琴先生很早就表示：“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我。我不但喜欢小孩子，我也经常同小孩子一起玩，一起生活，所以小孩子的性情习惯在未研究儿童心理以前，我也略知一二。”[3]从1914年至1919年期间，他在美国受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并系统地掌握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打那时起，他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儿童有其独特的身心特点，教育者只有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才能把儿童养好、教好。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对于进行幼儿教育至关重要。因此，他明确地说：“我们应当研究心理之如何发生及其如何养成种种的基本问题”，“我们若要教育之有效，非明了受教育者之心理不可，若不顾受教育者之心理而妄教之，那么没有不失败的。”[4]陈鹤琴先生学成回国后，遂开始对儿童心理和教育进行实验和研究，尤其是对自己的长子进行了连续808天的观察记录，对孩子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并于1925年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书，奠定了他的科学儿童观。
作为中国的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先生早在1921年就向我们揭示了儿童的心理特点并严肃指出：“儿童的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他的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儿童秉性好动，我们不要仍旧用消极的老法，来剥夺他的活泼天性，必须予之适当的环境，能使他充分地发展；我们教育儿童，亦当利用他的好奇心……；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游戏具种种教育上的价值……总而言之，我们应研究儿童的心理，施行教育当根据他的心理才好。”[5]即便到了晚年，陈先生依然坚持这样的信念：“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对于进行幼儿教育是异常重要的，特别要重视对幼儿从初生到学龄前这一段的心理发展和各年龄的心理特点的研究（包括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心理活动和生理变化的关系），掌握幼儿的特点和心理发展的规律，把幼儿教育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6]我们必须“要对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做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7]可见，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三个基点上的。这三个基点是：重视儿童心理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要为儿童教育服务，这是教育要实现儿童化的必要条件；要坚持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儿童。在这样的基点上出发，陈鹤琴先生形成了他科学和完整的儿童观，那就是：儿童是独特的、发展的、应受尊重的人。
首先，陈鹤琴先生将儿童看作是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人，也就是说，儿童不是“小人”，“小人”只是成人的缩小版，而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期也不是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的年龄阶段，而是一个对人的一生有着重要价值的特殊阶段。儿童传承着由父母遗传给他的人类的性状，也具备自己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陈鹤琴先生指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意志，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人格。成人应当尊重小孩子的人格。”[8]儿童是人，而且是一个独特的人。只有尊重儿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有可能养成儿童的自尊心和自爱心。陈鹤琴先生不仅从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阐述了儿童和儿童期的独特性，还进一步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阐明儿童作为独特的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有着不可忽略和低估的作用。陈先生认为：“文化是由人类智慧造成，不是生物的遗传，乃是一种社会的遗传，就是用人为的能力，一代一代地保持，一代一代地遗传。儿童期就是接受文化的时期。因为成人的学习能力没有儿童期的大，几千年来文化的传递实在是儿童期的功用。”[9]“儿童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开拓者。”[10]此外，陈先生还指出：“对于家庭方面，儿童占极重要的地位，第一，巩固家庭的团结力，家庭有了儿童就不容易分离；没有儿童，离婚的问题，就容易发生了。第二，有了儿童，家庭可以倍增快乐，不致孤苦无味。第三，有了儿童，家庭间的同情心可以格外地发展，牺牲的精神因而得到培养；互助互爱的动作，也可因此培养。所以，儿童是一种家庭化和社会化的主要分子，也是一种改造家庭、改造社会和促进文化的原动力。”[11]把儿童当作独特的、有价值的人来看，是形成科学儿童观的第一要义。
其次，陈鹤琴先生高度重视儿童的发展性。儿童是生命的开端，是人生的起步。儿童是带着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成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进化的成果就是儿童发展的潜力。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个成果首先是人脑的进化。人类大脑最复杂、最神奇的功能就是它的可塑性。陈鹤琴先生指出：“对个人而言，儿童期就是可塑性（Plasticity）的意思。我们的生活环境既然这样复杂，我们的适应能力就要大，要发展适应能力非有发展的时期和可以发展的性质不可。我们的儿童期就会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儿童期是发展能力的时期，一方面儿童期具可以发展的性质，即所谓的可塑性或可教性（Educability）。”[12]“幼稚期是人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所以，幼稚期也是奠定人生健全发展的时期。”[13]儿童期的可教性，既是儿童的心理特质，又是进一步形成教育观的心理渊源。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儿童的大脑不具备可塑性，而只是保留几个有限的本能反射，那人类社会的教育就无从做起也没有必要。陈先生非常形象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是极大的潜在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这头狮子，让人变得自觉起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鹤琴先生是在普遍性的前提下谈可塑性的，并不意味着儿童发展是整齐划一的。陈先生说：“一班几十个儿童，他们的生活经验、个性、兴趣以及学习能力，大都不相同”，“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14]为此，他结合听故事的事例来告诫我们。首先，他说，爱故事，如同爱游戏、爱美等一样，是儿童的天性，但“儿童不是全部喜欢听故事的，年龄太小的儿童，看图片、辨别语言的能力低，断乎不可强迫他听的。会听故事的小朋友，也不是每个故事都喜欢听的，有时候恰恰因为身体不好，有时候恰恰这个故事不合他的胃口，强迫他坐在那里听，那么他必定不耐烦起来，或者竟会扰乱别人。久而久之，养成了厌恶故事的习惯，那么危害真不小了”。[15]因此，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儿童教育是整体的、连续的，而儿童作为个体其可塑性又是特殊的、独特的。重视儿童的可塑性就是重视儿童的发展性。儿童的发展性也是认识幼儿教育重要性和形成正确教育观的心理学依据。
第三，陈鹤琴先生响亮地提出，应该尊重儿童。正因为儿童是带着先天的能力和个体不同的差异来到这个世界，并肩负着家庭和睦、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的使命，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儿童。陈鹤琴先生说：“我发现小朋友的思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16]“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他们的烂漫天真。”[17]尊重儿童的全部内涵就是对儿童的关爱和教育。钟昭华先生曾概括过：“爱护儿童是陈先生的天性，研究儿童，陈先生认为是他的天职。他不但创建了中国的幼稚教育，更用他半生的精力改进儿童教育。”[18]这一点最集中地反映在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一书中。该书计13章，一共提出123条教育原则。大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里面的每一章、每一条原则，都体现着对儿童的关爱和教育。在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教育中，关爱与教育经常是一对矛盾。只关爱不教育就是溺爱，只教育不关爱就是粗暴。溺爱和粗暴都是对儿童的伤害。只有在尊重儿童的前提下才能处理好关爱和教育的关系。针对中国社会的习俗和传统，陈先生指出：“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有一种迷信，就是以为孩子总是错的，父母总是对的……其实相反，错的往往是父母，小孩子往往是对的。”[19]陈鹤琴先生在这本书里用大量正反两面的案例给我们揭示出如何正确处理关爱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出对儿童的尊重之心。
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西方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延续。西方现代儿童观肇端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兴起于20世纪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运用于幼教则是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这种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是当今幼儿教育的主流和趋势。但陈鹤琴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儿童除了具备儿童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特点。因此，他把自己的儿童观建立在中国儿童的“三个不同于”之上：即儿童不同于成人、儿童不同于洋人、儿童不同于古人。这“三个不同于”，是陈鹤琴儿童观的理论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儿童不同于成人。这是陈先生作为儿童心理学家毕生坚持的基本观点，他反复地强调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儿童不同于成人。首先，儿童生理上不同于成人。例如，陈先生指出：“儿童的肠胃消化力，是和成人大不相同的……儿童要吃宜于儿童身体的食物，并且切忌吃得过多。”成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儿童“形销骨瘦，百病丛生”。[20]其次，儿童在心理上也不同于成人。因为，儿童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行为方式、自己的学习方式、自己的交往方式。“对儿童的培养与成人不同，不能给他们成人化的东西，要适应他们的生理、心理特点，要做到儿童化。儿童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合乎儿童的特点。”[21]
第二个支柱是儿童不同于洋人。陈鹤琴先生明确指出：“我们的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22]由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欧美儿童熟悉的东西，中国儿童往往不熟悉。因此，教育要正视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差异和差距。例如，在分析要加强幼儿音乐教育的必要性时，陈先生指出，欧美的家庭大半充满音乐环境，小孩子在这种环境中会慢慢养成音乐的兴趣和学会一定的音乐技能。而我国儿童普遍地缺乏这种环境，因此幼儿园要加强这方面的熏陶和培养。
第三个支柱是儿童不同于古人。当代中国儿童，已经不是家庭的私产，不是封建礼教的奴仆，而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是具有儿童权利的个体。陈鹤琴先生深刻指出：“我们现在不要一般顺民式的儿童。我们要勇敢、进取、合作、有思想、肯服务社会的儿童。”[23]“我国传统教育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应现代的情况了。”[24]我们不能以古人的儿童观念和伦理观念来束缚当代的儿童。“我们绝对不应该让年幼的、活泼可爱的儿童受到像我们童年时代所受的那种私塾教育的毒害；《三字经》《百家姓》当然不是幼年儿童所能理解的。”[25]我们应该用现代化的观念和知识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他的儿童观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一头连接着西方现代儿童观，一头连接着中国儿童的现实。陈鹤琴儿童观的这一特点，为幼儿教育发现了中国儿童，也为他毕生从事的幼儿教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理论依据。（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于《学前教育研究》杂志2018年第1期，标题有修改，原题为《为幼儿教育发现中国儿童，为儿童创办中国幼儿教育》，作者：王振宇、秦光兰、林炎琴 ，经王振宇教授许可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