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与幼儿教育-园所风采-幼师课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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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院冉甜
本文节选自第54期《幼教评论》

本文试图探讨“双减”政策的现实背景，及其政策下的幼儿教育。本文分为三部分：从“童年”开始切入，探讨“消逝的童年”及其产生的后果，介绍“双减”政策推进情况及思考；着重探讨“双减”政策与幼儿教育价值取向，以及“双减”政策下，幼儿教育可以做什么；最后，立足全文，提出简单思考。

一、消逝的童年与“双减”政策

（一）消逝的童年

提及童年，大家想到的是什么？作为80后，我想到的是，长江边的小村子，一群孩子放学后，走在乡间的小路，捉蝴蝶、蜻蜓、螳螂，观察七星瓢虫，摘牵牛花，捡稻穗，爬树掏鸟窝，用石子打水漂，用蚯蚓钓龙虾……回到家后，大家快速做好作业，再集中于某户人家门口，玩跳房子、跳皮筋、跳绳、老鹰捉小鸡、斗鸡……大家尽情地跑着、跳着、笑着，大汗淋漓、快乐无比。夏天的晚上，大家一起捉萤火虫，看满天繁星，观察北斗七星……寒暑假帮父母种菜、养家禽、喂猪、插秧、割稻谷，在做这些过程中，我们知道了四季蔬菜、粮食、家禽的生长周期，了解如何躲避水里的蚂蟥、菜地里的蛇……

这就是我的童年——尽情融入大自然、村庄，与同伴充分互动，自由快乐游戏，真实的生活，而这不正是幼儿教育的基本价值吗？自由、自主、快乐的童年，愉悦身心，激发生命力，为人们成年后生活、学习、工作积累经验，带来力量，奠定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加速，房价高升，生活成本增加，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所有人都被卷入飞速前行的时代洪流中。年轻人通过不懈努力，加之长辈帮助，在城市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让自己下一代未来能胜任竞争激烈、急剧变化的社会，对孩子的教育倾注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计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由于优质资源不均衡，学校教育中的择校、竞赛，又进一步加剧父母的焦虑，带来“鸡娃”“内卷”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老师指出，当前中国教育焦虑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中产在焦虑，高收入的在焦虑，普通老百姓也在焦虑；第二个特点特别糟糕，焦虑是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主要在小学阶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儿园，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小升初”的择校竞争。

在“内卷”“焦虑”“鸡娃”下，加之电子化产品的过度使用，孩子的童年在消失，呈现撕裂的状态——一方面，孩子被家庭作业和课外辅导班包围；另一方面，又被手机游戏、抖音等吸引。据中国儿童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孩子现状：六成上课外班，其余时间最爱刷抖音、打游戏、网聊。具体来说：

（1）上学日平均每天写作业（包括学校作业、课外班作业、家长布置的作业、其他作业）87.85分钟（其中学校作业平均占时62分钟），外出游玩45.82分钟，其中，占时最多的是去公园、小区露天场所等公共场所18.59分钟。

“双减”政策与幼儿教育-幼师课件网第4张图片

图：儿童各类校外生活利用状况

（2）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43.24分钟，乡镇农村儿童更严重。在所有校外生活事项中，儿童对看抖音、动画片、快手进行娱乐和玩网络游戏、进行网络聊天的喜欢程度都达到甚至超过4分（满分为5分）。随着学段的增长，儿童对各项校外生活内容的喜爱程度普遍呈逐渐下降趋势，但只有“电子游戏/网络聊天”除外。儿童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更长，平均为96.27分钟。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农村儿童电子产品使用时间(108.18分钟)明显高于城市儿童(88.40分钟)。而无论是在上学日还是周末的儿童校外生活里，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都位列前三名。

（3）60.4%的孩子参与课外班。其中，上学日各类型课外班的选择比例依次为学科辅导66.5%、文艺特长58.2%、体育特长53.9%、科技兴趣35.7%，而周末则是学科辅导84.2%、文艺特长66.7%、体育特长51.5%、科技兴趣31.1%。

教育“内卷”“焦虑”，电子化产品过早、过多进入儿童世界，导致儿童与大自然、社区/村庄、周围生活接触减少。美国记者兼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夫在其畅销书《林间最后的小孩》中提出一种现象——“大自然缺失症”，他认为，当今儿童群体正显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如肥胖率增加、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等问题，这与缺少和自然的接触有极大关系。

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所做的“城市中的孩子与自然亲密度调研”显示，在受调查的全国20个省市的1300多名儿童中，12.4%的儿童具有自然缺失症倾向，如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调节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对大自然缺乏好奇心。该调查还显示，在我国，每周的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0小时的孩子仅占4.8%，每周户外活动时间少于3小时的孩子则达到48.5%。而另一项有关城市儿童与自然亲密度的调查发现：全国有18.61%的儿童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网、玩各种电子游戏产品上的时间超过60分钟。

通过这些数据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儿童正远离自然。电子化产品过度使用，也让儿童过早进入成人世界，但是，其心理力量还远未达到可以承受成人世界信息的程度，这必然会增加儿童心理问题。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类著作《童年的消逝》还提出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是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和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

教育过度关注书本知识，忽视儿童与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村庄的联系，以及儿童自身的实际生活体验，增加儿童面临身心健康风险的几率，如近视、肥胖、焦虑症、抑郁症等。2021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据2018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显示：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孩子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排名第二的死因，仅次于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另外，近年来频见报端的极端儿童犯罪事件，都说明了儿童所生活的环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如今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乡村儿童，其生态环境都相对封闭和沉闷，童年正在逐步从他们的生活中消逝。《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出：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由两组知识旋律构成了。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

“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以浪漫主义的观点，认为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二）“双减”政策及思考

1.“双减”政策

为减轻儿童校内校外学业负担，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

“双减”政策是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力度较大的一次改革，它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强化配套治理，提升支撑保障能力”等。工作进度方面，“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

2021年7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进行管理。对涉及以上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均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

2021年8月11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为加大工作督促力度，推动问题及时整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建立“双减”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多次通报仍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直接在媒体上曝光，并依据《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启动相关问责程序。

2021年8月3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时表示，“切实减轻过重作业负担”“推进课后服务全面覆盖”“有效降低学生考试压力”“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严明教育教学工作纪律”等。

强调“新学期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力量。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

贴标签”“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实际出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超课标超教学进度命题。要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级评价”等。

各地也推出了相应政策。例如，2021年8月18日，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的通知。2021年8月2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提出，新的学期，北京市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的轮岗。

2021年8月25日，为全面落实“双减”工作部署，上海市教委出台继续加强作业管理、升级课后服务、促进优秀教师流动等多项举措，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按照“学生愿留尽留全覆盖、工作日全覆盖”原则，上海新学期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将推行“5+2”模式，即每周5个工作日，每天至少2小时，结束时间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2021年8月，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并要求各地对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按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进行分类排查统计，并及时录入浙江省教育政务服务网民办学校审批平台。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按照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加强日常监管。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严禁从事学科培训。

2021年8月，成都市教育局印发通知，开启了“双减”试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督办暨专项整治“回头看”行动。

2021年8月6日，广西印发《关于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知》，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2.思考

“双减”政策史无前例，不再是片面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而是校内外一并治理，以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是，“双减”政策发布和实施中，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担忧，集中体现在：

第一，家长的担忧。例如，我国中高考是采用单一的考试分数、排名评价来录取学生，家长担忧“双减”后，孩子学业成绩下降，最终被分流，进入普职，无法上优质的高中、大学。另外，“双减”后，孩子有了更多业余时间，家长应如何安排？

第二，教师的工作量。“双减”政策要求推进课后服务全面覆盖，这是否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

第三，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和课余生活。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父母的引导缺乏，以及农村学校教育内容的单一性，农村基础设施匮乏，课余生活单调，这是否会增加农村留守儿童玩电子产品的几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老师认为，“双减”政策期待将学生从“鸡娃”的内卷怪圈中抽离，但是，让“双减”有实际成效，必须进一步啃下两块“硬骨头”。

一是中高考改革的“硬骨头”。对于改革中高考制度，我国社会均有共识，认为基础教育的应试化源于中高考制度。然而，对于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社会舆论又不看好，质疑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会造成中高考不公平。

我国社会接受的还是分数公平。显然，继续坚持用单一的考试分数、排名录取学生，基础教育就很难摆脱应试倾向，学生的学业负担就难以减轻。要让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分数、排名是很困难的。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功利教育观，就根植于中高考制度。

二是取消教育等级化的“硬骨头”。如何治理教育内卷化？有一些专家提出，应取消中考，推迟普职分流，在高中毕业后再分流。中考时的普职分流，被很多家长视为普职分层，不少家长有“中职恐慌”，这确实是我国教育内卷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推迟普职分流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高中毕业后学生还得分流，不可能所有学生都成为学术型人才。普职分流变普职分层，其根本原因是职业教育低人一等，没有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我国已经进入教育全面普及化时代，却还存在严重的“精英教育”思维，以“精英教育”思维配置教育资源。不消除将教育、学校等级化的思维，学生的成才选择就很单一。单一的评价体系、单一的成才选择，必定会加剧内卷化。给学生减负，消除家长的焦虑，就必须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创造多元成才选择。（熊丙奇，2021）

东北师范大学盖笑松教授认为，想要做好双减，除了招考改革和区域平衡以外，还须做好“双增”：一是校内增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等课外活动；二是校外增实践基地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活动。只有对“双增”督导到位，才能抢出一日时间比例，实现双减。（盖笑松，2021）

“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应加强配套措施的落地，例如，需要统筹安排教师工作，既落实“双减”政策，又不增加教师负担；建立科学、合理、长效家校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儿童课余生活丰富多元；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增加农村非学科类师资，丰富农村儿童课外生活和精神生活。

二、“双减”政策与幼儿教育

（一）“双减政策”中，有哪些与幼儿教育有关

1.商业广告禁止入园

“双减”政策指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不得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

2.不得开展学科培训，不再审批新机构

“双减”政策指出：“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面向3-6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3.幼小衔接零起点教学

“双减”政策指出“学校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积极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准备，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做到应教尽教，确保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业质量标准。”

（二）“双减”政策下的幼儿教育

1.“双减”政策与幼儿教育基本价值

“双减”政策期待将多年来形成的畸形的教育竞争生态体系“拨乱反正”，让教育回归正常轨道，其核心是回归以儿童为本的教育规律，减轻儿童负担，还儿童快乐、自由童年，这与幼儿教育的基本价值“遵守生命成长的规律，确保年幼儿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双减”政策下，幼儿教育需要更加坚定地遵循教育价值和教育规律，坚定地回归儿童、回归游戏、回归生活，增加与自然、社区/村庄的联结。

2.“双减”政策与幼儿园管理制度变革和创新

“双减”政策除了旨在解放儿童，还呼唤教育创新。只有跳出现有的以学科和书本知识为本的漩涡，进行教育创新，才能真正解放儿童。那么，“双减”政策下，幼儿教育如何创新？

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没有学业和考试的压力，因此，幼儿教育是所有教育阶段中最灵活，也是最容易出现教育创新的阶段。在“双减”政策颁布之前，就有许多幼儿园进行教育创新。这些幼儿园打破教育壁垒，创新教育体系，呈现幼儿园教育的多样化生态——它们或连接社区与公共生活；或创新课程体系，用文化编制课程，构建生活化课程；或创新管理体系，探索当代“活教育”，构建“活管理”体系；或游离于标准之外，创建“另类”幼儿园……

（1）幼儿园连接社区与公共生活

例如，北京小橡树幼儿园（成立于2001年）探索打造0-99岁成长社区。许多幼儿园将家园社区合作停留在家园关系维护和信息共享，而小橡树幼儿园在此基础上，将家园社区合作再向上延伸了几层——建立校友会、家长实践社区、公益中心，打造0-99岁成长社区——0-3岁亲子教育、3-6岁幼儿园教育、6-18岁公益教育、18-99岁休闲教育。

总的来说，小橡树幼儿园与家庭构建信任、成长社区（如吸纳家长参与决策、由家长领袖和义工来组织成立家长合唱团、家长非洲鼓队、家长舞蹈队、家长戏剧社等艺术社团）；与孩子、家长共建儿童发展中心公益平台，开展帮助流动子弟幼儿园的员工志愿服务项目，参与创办助力乡村幼儿教师的公益机构（如多次开展公益行走活动，为助力乡村教育项目筹款流动子弟夏令营；赴偏远乡村支持基层幼儿园建立图书室，开展阅读活动和艺术活动等）。

河南辉县的川中幼儿园以幼儿园为依托创办了川中社区大学，探索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的终身教育模式。川中社区大学成立于2014年，讲师以川中幼儿园老师为主力军，以服务周边村民为宗旨。它没有门槛，学员中既有“90后”的年轻妈妈，也有年过六旬目不识丁的祖辈。截至2023年，先后有400余名村民在川中社区大学学习，辐射周边15个村落。川中社区大学以乡土为主题，设置课程，帮助村民传承家乡文化，提升自身基本的人文素养，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课程共计24门，分别由幼儿园教师以及来自不同高校的老师义务授课。

依托川中幼儿园建立的社区大学这种不为多见的教育模式，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来看，它通过“上游干预”为孩子创设和谐的家庭环境；从成人学习的角度视之，其宗旨是“系统干预”，一方面作为义工团队的幼儿园教师在这种特殊的乡土教育中开掘自身的潜能，重新发现自我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学员的农民，也在自身发展中重获乡民社会中的团结互助意识。

（2）创新课程体系

例如，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幼儿园用文化编制课程，构建生活化课程。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称为“花草园”）于2004年成立，经过近20年的积淀与蜕变，从探索教育过程到教育文化，形成了具有花草园标签的独特园本课程“生活化课程”。

花草园胡华园长认为，“生活化课程”的本质上具有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回归生活和回归儿童的特性。回归自然是指“生活化课程”的大主题均取材于四季流转的自然环境；“回归传统”是指立足于文化传统的课程；“回归生活”是指，保持儿童生活的流畅性、自然性与完整性。儿童要用生活完成“学习”，而不是用“学习”替代生活；“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和“回归生活”其目的又指向了“回归儿童”。

那么，具体如何做呢？花草园的生活化课程通过用文化编制课程体系——文化构成课程的经纬线；用社会文化建构学习主题；用儿童文化构建学习过程；用对话完成文化的共融。生活化课程试图用人类美好的文化形塑儿童的生活，最终又回到儿童的生活之中，帮助他们实现生活经验的重塑与再造。“生活化课程”属于师生共同建构的一种过程模式，是一个向教师、家庭、社区和儿童开放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建构对世界看法的生成过程。

（3）创新管理体系

例如，南京市鹤琴幼儿园探索当代“活教育”，构建“活管理”体系。鹤琴幼儿园创立于2016年。开园几年来，鹤琴幼儿园在思考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具有园本特色的当代“活教育”“活管理”探索之路。

鹤琴幼儿园张俊园长认为，活教育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个幼儿园的特色，它代表的是幼儿教育中一些本质的或核心的价值追求——活课程、活儿童、活教师、活管理。新时代“活教育”的实践，不仅要培养“活”的儿童，更要培养“活”的教师、“活”的家长。而活管理则是“活教育”实现的基本保障。

具体而言，幼儿园课程应该是“活”的，应回归生活，教育的内容应融于生活之中；儿童是“活”的，具有主动发展的力量，他们自己会想、会做，愿意去尝试；教师是“活”的，具有灵活应变能力，有自己的思考，充满活力，热爱生活；家长是“活”的，应该具有参与课程的主动性，愿意主动陪伴幼儿共同成长；管理是“活”的——给教师松绑减压，支持教师进行创造性的幼儿活动。

那如何进行“活管理”，促进“活教育”的实现呢？鹤琴幼儿园提出了“活管理”的三个内容：课程上留白（开展班本化课程，给教师自主空间）；管理上松绑（行动慢下来，思想转起来）；评价上容错（鼓励大胆尝试，发挥自主评价作用）。

鹤琴幼儿园探索形成的“活教育”和“活管理”体系，旨在激发教师的创造性，释放儿童的活力，促进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即活课程、活儿童、活教师、活家长。在鹤琴幼儿园，孩子们感到放松、自在，生命状态是舒展的。“活”的魔法让他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直指向“创造”。对于幼儿园和教师而言，“活教育”帮助他们打破对教育的固有认知，创新教育和管理。

（4）学校在“窗外”

一百二十年前，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他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学校即社会”，一是学校本身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陶行知先生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但他改造并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教育源于生活，在生活中进行，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社会即学校，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学校只是小课堂，社会才是大课堂，把学校办成与社会密切相连的学校。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些教育家都强调教育与生活、社会、世界、自然的联系，强调教育应该开放、自由、自然。

中国台湾著名学者黄武雄于《学校在窗外》中提出：“孩子到学校，最主要的事便是学会与世界真正联结。所谓‘真正联结’，不是肤浅的人际关系，而是要把孩子的主体经验与不同时空下的人们探索世界所留下来的创造经验相联结，但联结的方式不是不经整理的拼凑接合，而是让孩子通过生活与思维使他原有的经验网络不断往外延伸”。

黄武雄还提出，学校教育除了做这两件事——打开人的经验及发展人的抽象能力，还有第三件事该做，那么这第三件事便是留白：留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去创造、去互动、去冥思、去幻想、去尝试错误、去表达自己、去做各种创作：编舞、搞剧场、玩乐园打球、办社团，让他们自由地运用时间与空间……

近些年来，随着幼儿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也涌现了一批更开放、更自由、更自然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形态纷呈，丰富了我国幼儿园生态系统。

例如，北京日日新学堂天趣园起源于“在家上学”理念，由家长创办，之后发展成家长互助式学校。自然是日日新的一大特色，它坐落于北京昌平的一片大果园中，拥有无尽的自然资源。除了园中自然的环境，日日新的孩子隔周还会参加“天趣童游”，到更大的自然中探索。

成都市蒲江县南街幼儿园多年来形成了自然教育体系，整个校园是一本立体的自然教育教科书，如幼儿园有芭蕉林夺旗游戏，从菜市场开始的小鸭养殖活动，可以站立的稻草人……教师顺应自然、因性而教，将自然教育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之中，从自然探索、户外运动、自然区角、自主游戏、种植饲养五大课程推进。

上海绿种子儿童发展中心则鼓励让儿童过有选择的生活。时间上，儿童每天可以拥有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自由游戏时间。空间上，不像一般的幼儿园，孩子有自己固定的教室，绿种子儿童发展中心的孩子的学习空间是整个校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哪个房间或者花园，只要附近有成人。

与时间、空间的自由相关联的就是学习材料、学习环境与机会、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也向儿童呈现了可选择性。绿种子儿童发展中心同一时间段有好几个兴趣主题存在，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什么探究。一个兴趣主题什么时候诞生，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由老师计划，而完全取决于孩子们的选择。

我们常常讲“教育创新”，那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如何做？教育创新不是花里胡哨来一堆理念或课程。

从以上幼儿园的创新实践可以看出，教育创新是指以回归儿童为本的打破教育壁垒的实践探索——尊重儿童身心发展客观规律，回归儿童；尊重教育的开放性，重视教育与其他生态系统的联结。学校不是一座孤岛，往往好的教育可能在“窗外”，学校应连接家长、社区/村庄、大自然，让儿童生活在多样、开放的生态系统中。

“双减”政策释放的减负的信号，为幼儿教育创新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双减”政策下，幼儿教育应该更坚定教育初心，坚守教育信念。

三、思考

（一）童年的概念是人类伟大发明之一

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提出“童年是一个成年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人的形成就是在童年早期完成的。成年人的健康幸福与他童年的生活密切相关。”《消逝的童年》开篇就提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还有许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著书立说阐明了“童年时期不同于其他时期，儿童不同于成人，有其客观成长规律，教育需要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激发其内在力量”的观点。本文就不赘述了。

到底人这一生要如何生活？是没有统一答案的。但所有人都期待自己和孩子的内心是快乐、安定的，生活是充实的。而要实现这个愿望，则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童年，有积极、丰富、开放的支持系统（家长、社区、村庄、大自然、公共生活等）。这些能为人的成长奠定健康的底色，提供坚强的后盾，能让人积蓄力量，面对当下或将来变幻莫测的生活。

花草园胡华园长在《“双减”政策落地，幼儿园可以做些什么？》一文中提到“童年是一个人积攒能量最关键的时期。孩子在和自然互动的时候，会获得来自大自然能量的补充。过去的孩子有大量的时间在自然里游戏，但今天，这些能量的入口都被封起来了，他们从一出生开始，能量就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当儿童能量处于一种消耗状态，将会增加他当下或者成年后面临身心健康风险的几率，尤其是抑郁症、焦虑症。

“双减”政策下，教育需要重新审视儿童身心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回归以儿童为本的正常轨道上来，提供积极、开放、友好的支持系统，还儿童童年，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

（二）像在幼儿园那样终身学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终身幼儿园小组负责人米切尔·雷斯尼克教授在其2018年出版的《终身幼儿园》一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媒体实验室的一位同事写信给他，说起她在上幼儿园的女儿莉莉。莉莉的一位同学因为发育迟缓，重复上了一年幼儿园。有一天莉莉回家说：“黛西去年上幼儿园大班，今年又要上幼儿园大班了，整整两年了！我也想再上一年幼儿园！”莉莉不愿意离开幼儿园的原因在于当她进入学校教育系统后，她可能就不会再有像在幼儿园那样的创造性探索和表达的机会了。

在《终身幼儿园》中，米尔切教授提出了延伸幼儿园教学方法——想象、创造、游戏、分享、反思、新的想象……，以便儿童能够在他们的一生中继续体验创造性学习经历。当然，其他教育阶段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将“游戏”调整为“项目”或实践活动等。

“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在作业量减轻之后，教育者需要重新思考“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米切尔教授提出为满足创新型社会的需求，延伸幼儿园教育，终身以幼儿园式的创造性学习方式进行学习。

例如，打破教育系统中的许多结构性障碍：打破学科间的障碍，让学生有机会参与科学、艺术、工程和设计一体化的项目；打破空间上的障碍，将学校、社区中心和家庭的活动连接起来；打破时间上的障碍，让孩子们能够在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基于兴趣而从事项目，而不是将项目挤压到一节课或课程单元的约束下……

“像在幼儿园那样终身学习”倡导的是一种新型的学习理念，期待教育以儿童为本，摒弃功利主义、装配流水线式的思维模式，破除恶性的考试竞争文化，延续幼儿园教育方式，不断探索和创新，持续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保持儿童的生命力，帮助他们以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