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儿童研究和教育研究方面发表的著述，在我周围，甚至在我不知道的范围内，出乎意料地引发了一些反应。我对 幼教 理论界对我言论的“看法”也了解一些。既然我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便有责任对这些“看法”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此就教于 幼教 理论界，尤其是就教于对我的研究有“看法”的学者。
 1.有曰：刘晓东在中国将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推向了极致！
 我说：“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在中国是含有贬义的，因而这一评价自然也便意味深长。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说到“儿童中心主义”（又称为“儿童中心论”），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认为是片面的、错误的。如果说谁持“儿童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观念，这便等于是“贬”谁。另外，迄今我主要的学术工作是哲学层面的儿童研究以及以此为主要基础的教育研究，我是以儿童研究为逻辑起点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儿童教育观念的，并没有自觉地鼓吹过杜威的教育学说。《学前教育研究》编辑部曾在该刊2001年第6期为我的一篇论文写的《编者按》中指出，我在 幼教 界发表了“一些新异观点”，即主张人们从“更儿童的”角度看待儿童和儿童教育。① 如果非给这些“新异观点”加贴标签不可的话，我觉得“更儿童的”要比所谓“儿童中心主义”的评价在立场上更为中性，在事实上更为客观。不过，我以为，杜威儿童中心论并没有什么错误，“以儿童为中心”是儿童教育学里的一个公理。如果真有人能在当今中国将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推向极致，那是对儿童教育学的巨大贡献。当然，在背负传统观念沉重包袱的中国，要想推行儿童中心的现代教育思想，要想从观念上实现儿童教育的现代化转换，其阻力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2．有曰：刘晓东“荒了自己的地，肥了别人的田”。
 我说：学术领域尽管有分工，但这些领域是一体化的，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人类对宇宙人生的总的认识。尽管在现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每个人均安排在某个具体学科中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位学者为了做好该学科的工作，只能阅读该学科范围内的文献，只能思考该学科范围内的问题。一位优秀的学者应当视野开阔，不只是了解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发展状况，还应了解相邻学科的方法、历史、思想，甚至应当了解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概貌；如果有兴趣、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对自己学术分工以外的学科进行研究，发表见解。只要能对人类学术有所增益的探索均是有价值的。我相信，一个学科视野开阔、阅读广泛、方法论开放的学者会在自己的学科分工中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一个学科多一些这样的学者会更有益于该学科的发展，而绝不会有损于该学科。
“荒了自己的地，肥了别人的田”，这种论调是中国学术界的陈规陋习。蔡元培在1918年为《北京大学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便对中国旧式文人这种“旧习”进行过批评。。没有想到，蔡元培批评的这种学界旧习现在竟依然存在，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的。
“荒了自己的地，肥了别人的田”，这种论调实际上是让学者画地为牢般固守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而不允许旁涉其他领域，更不允许他有贡献于其他学科，这是多么荒谬的偏见！
“荒了自己的地，肥了别人的田”，教育学的发展恰恰得益于这样的学者。有史为证：“假如我们粗略浏览一下许多教育史的目录，我们首先必然看到，在教育学领域里，相当大比例的革新家并不是职业教育者。夸美纽斯创办和管理过许多学校，但他受的训练是神学和哲学。卢梭没有讲过课，虽然他也许有过 孩子 ，但我们知道，他自己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们。福禄培尔是 幼儿园 的创始人和感觉教育的提倡者（不论他做得怎样不够），但他是一位化学家和哲学家。赫尔巴特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我们同时代的人当中，杜威是哲学家，蒙台梭利夫人、德可乐利和克拉巴埃德等都是医生，后面的两位还是心理学家。裴斯泰洛齐也许是纯粹的和不折不扣的教育工作者中最卓越的教育学家了（虽然他是一位很现代的教育家），但在新方法、新程序上都没有什么创造……”④ 这是皮亚杰对教育学学术史的总结。教育学发展的这种历史说明了什么？值得人们深思。皮亚杰认为，其他学科也存在不少非本行的人做出大贡献的情况，但总起来说依然是本行业内人士主宰了学科的发展，而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由“外行”贡献的。
 教育学之所以出现“外行”做了大贡献的情况，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有关，与教育学所应持的方法论有关，也与教育学的研究队伍的专业素质有关。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皮亚杰开出的药方是：“教育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要从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中得到充实，以及研究者从其孤立的研究状态中解放出来，甚至说要医治他们的自卑感。”也就是说，皮亚杰这样一位在教育学领域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外行”的主张，正好与教育学的某些“内行”之“荒了自己的地，肥了别人的田”的告诫相反，那就是教育学研究必须从非教育学领域中汲取知识和方法论等方面的营养。
 学前教育学是一门认识和培养学前儿童的学问，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学科，它更需要从其他成熟的学科中汲取营养，更需要以全部的人类知识作为发展的基础。目前学前教育的研究生局限于阅读学前教育的一些文献因而知识面狭窄，又由于学前教育方面的研究零散、肤浅、缺少理论层面的整合，因而整个学科还相当“贫瘩”，这严重限制了这一专业的学习者的学术进步。针对这种情况，近几年我多次在讲堂上呼吁：要想对学前教育学有所贡献，应当提倡走出学前教育学，走出是为了更好地进人。学前教育学需要本学科以外的人才，需要本学科以外的学术视野、方法和思想。
“荒了自己的地，肥了别人的田”，这实际上是封建小农经济背景下产生的谚语，表现了小农经济狭隘的工作心态和保守的生产方式。如果将这种画地为牢的工作心态和作茧自缚的生产方式带人学术社会，那是非常有害的。
 3．有曰：刘晓东写的东西我们读不懂！
 我说：错误的东西不可能使人觉得正确，错误的东西被人读懂后还是错误的，那就是读懂的人知道它错在何处。然而，正确的东西也未必就一定好懂。一份文献，不论其对错，读出其中对错的门道是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根底的。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真理在其被发现初期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有些真理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等，迄今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未能如通俗读物那样易懂与普及。为什么？因为读懂它们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不能因为我们读不懂某位作者写的东西而判定它一定是错误的。如果这位作者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学术界的读者就有责任公开戳破其画皮，以防贻害无穷。如果读不懂是因为缺乏理论思维和理论探究的兴趣，或者是因为缺少本学科或相邻学科的知识修养，那么那些说“读不懂”的学者是应当自我反省的。
“刘晓东写的东西我们读不懂！”之所以如此，还可能在于这些学者的学术立场与我的立场不同。我的儿童教育哲学研究建立在我的儿童精神哲学的研究基础上。尽管我的第一本著作《儿童教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早于《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面世，然而，《儿童教育新论》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我对儿童精神哲学的思考之上的，尽管当时我尚未完成《儿童精神哲学》的写作，但是《儿童精神哲学》的基本思想已经了然于胸。那些说“刘晓东写的东西我们读不懂”的学者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这有待于他们出面阐释。那些持“刘晓东写的东西我们读不懂”观点的人之所以读不懂，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与我操持不同的学术语言。各自的学术兴趣、阅读范围、学术视野、学科背景、学术方法论、儿童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教育文化传统）的评价、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等方面的差异，将会使各自的学术观点在立场、视野、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
 不过据我所知，我的作品还是有人读懂了。我接到过为数不少的陌生读者的来信，其中有研究儿童文学的教授，有中文系的博士生，有教育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有 幼儿园 教师，有电台主持人，等等，有的说他们读我的作品时受到感动。我平时上课、讲演，有时也能收到台下听众递给我的信件，向我诉说他们的理解和共鸣。我也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不仅在学术界之内，而且在学术界以外，有不少人读懂了我的作品。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有难忘的童年，我的研究不仅让我进一步走人童年，而且也有助于他们进一步发现童年，甚至去发现身边的儿童，去发现美丽的童心世界。
 4．有曰：刘晓东的研究太抽象。
 我说：刘晓东的研究太抽象，这是学术研究的本性决定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把具象的变成抽象的。有的人因为其抽象而加以反对，我想这肯定是不对的。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也有人认为我应该走通俗化的道路就是：还是搞学术，但是不要搞抽象的观念，而是写通俗的“学术著作”，这样能更快被人理解和接受，更快地影响一线工作者。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学术的通俗化，因为我还没有把真正的学术工作做好。我很赞同哲学家叶秀山的这句话：“就学术而论，通俗的学术著作是最难写的，要把艰深的学术问题通俗地写出来，没有相当的学养是写不好的。‘通俗’不是开始，而是结果。”⑥
 现在是市场经济，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有大量的市场需要，许多书店均开设了儿童教育方面的专柜，任何人只要愿意，只要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只要有大变活人的魔术手法，只要敢于向家长许诺把 孩子 培养成“神童”，许诺用他们的方法就能打败邻居家的 孩子 ，甚至打败美国人、英国人或任意哪一国人的 孩子 ，那么，不管书中的观点对错，这书通常就会有人乐意购买，于是出版社、书店、作者和家长便皆大欢喜。我觉得学术界应当对此有所警惕。“我不是说不要做通俗的工作，而是说，通俗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以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做这个工作，反倒可能写出一些谁也不懂的文章来。”⑦ 我觉得叶秀山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学前教育的学术界并非不存在。
 中国有个成语叫“深入浅出”。只有在学术上“深入”下去，才可能寻得现象背后的本质，才能深刻理解现象，从而有可能由“深入”而“浅出”地、正确而清晰地解释相关现象。不愿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又怎么可能“深入浅出”呢？不愿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只能是“浅人浅出”，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学前教育学学科还没有自己的学术范式，学前教育研究者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家园，或者说，我们的家园还很简陋。对那些比较成熟的学科，门外汉在掌握其一般范式以前是无法得其门而人的。然而对于学前教育学学科来说，门外汉似乎都能对学前教育学理论指手画脚。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是学前教育的 专家 ，似乎不存在学前教育学这门学科。现有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联系得如此紧密，场密得使理论存身在实践的表层中，紧密得能让外行可以冒充内行而对学前教育研究指手画脚甚至著书立说。这是值得每一位学前教育学学科圈内人士冷静地、深入地反省的。
 学前教育学术共同体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术范式，必须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必须旗帜鲜明地走学术化道路，至少应当允许有人走学术化的道路。学前教育学应当从学前教育实践中“蒸发”出来、抽象出来，否则学前教育学的学术范式便永远无法产生。
 我是苔藓，从未梦想过拥有身边的那些大树们的风姿。透过婆婆的树影，我从自己的角度看天看云看日才星辰。我的学术工作只是一块苔藓释放的斑斑点点的翻迹，我只需求一丁点儿湿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生命，衬托大树们的雄姿，妆点儿童教育学的林地。我期待周围不断出现参天大树，在大树们枝叶的荫庇中，在学术界不断成熟的前景里，我这苔藓或许能释放出更多的苔痕新绿。
 愿 幼教 界能够成为百花齐放、百鸟竞鸣、生态多样的学术大森林！
 注释：
①刘晓东・学前教育的“大纲”应当符合儿童的“大纲”。学前教育研究,2001；6
②刘晓东．为杜威“儿童中心论”辩护．学前教育研究；2002；2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13
④⑤皮亚杰著，卢睿译．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23，129
⑥⑦叶秀山．珍惜读书做学问的大好时间，中国教育报，2002，2，28
 选自《幼儿教育》2004，9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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