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来，职业教育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吸引力不断增强，有力支撑了经济转型升级。”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继平在召开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
正如王继平所言，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以来，职业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种变化：
5年来，中职招生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长期保持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45%左右。
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稳步增长，2014年招生数达到337.98万人，占高等教育招生数的46.9%；
高职在校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达到1006.63万人；
职业院校每年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0万人，占新增就业人口的60%；
2014年，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3424亿元；国务院决定自2015年起，将每年5月的第二周设立为职业教育活动周，“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社会氛围逐渐形成。
强化标准评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职业教育的落脚点是就业，而职校生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人才质量是关键。在王继平看来，服务《中国制造2025》、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须广泛开展职业教育，提升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职业教育质量到底如何?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提升了多少?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和评估。
教育部分别制定并颁布了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设置标准、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对学校及专业设置的条件、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印发《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制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和《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标准》，为地方政府依法履行举办职业教育的职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同时，5年来，教育督导部门开展了系列的职业教育专项督导，对各级政府落实发展职业教育主体责任情况实施督促检查，实现了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常态化。
此外，教育部和各地还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教学评估，在评价标准、制度建设、学校内部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
教育部还在总结各地开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于2014年颁布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遴选了165家单位为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强化标准引领，对接职业标准，制定并公布了410个高职专业、230个中职专业的教学标准，推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推动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懂教学的老师，是职业教育题中之义，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5年来，各地通过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2014年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达到了86.3万人，生师比21.3∶1，与2010年的26.6∶1相比，生师比日趋合理并逐步接近《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中规定的生师比20∶1的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也不断增加，较2010年增加了3.42万人，达到了43.83万人，生师比仅为17.6∶1，与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生师比基本一致。
此外，多地还通过培养培训并举、实施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教师企业实践、对口培训和境外培训，大力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双师型”教师的比例有了较大提升，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2014年，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达96.69%，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达91.5%，就业呈现去向更加多元、紧贴结构调整、密切服务城镇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特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就业是它又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能否通过专业教育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已成为检验教育的重要标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周稽裘认为，5年来，中高职毕业生一直保持高位的就业率，就是向人民交出的一份答卷。
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教育公平
经费保障是职业教育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条件。在周稽裘看来，“中职教育实际上已成为普惠性教育，91.5%的中职学生享受免学费待遇，高职教育也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引擎。2010年至2013年，850万个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统计显示，2014年，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3424亿元，比2010年增加1016亿元，增长了42.2%，年均增长率10.1%。
其中，中职增加549亿元，增长了40.6%;高职增加466亿元，增长了44.4%。2014年，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为2559亿元，比2010年增加1099亿元，增长了75.2%，年均增长率16.1%。其中，中职增加681亿元，增长了70.4%，年均增长率15.2%;高职增加417亿元，增长了84.8%，年均增长率18%。生均公共财政支出不断增加，2013年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达到8784.64元，比2012年增长16.1%;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3578.25元，比2012年增长20.2%。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全免，占全部在校生的比例高达91.5%。同时近40%的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学生享受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也被纳入了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奖学金覆盖近30%，助学金覆盖率也达到了25%以上。
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估总负责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在调研中发现，农村是职业教育的短板，但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发展的意义却十分重大。
“加快发展农村农业的职业教育，是提升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脱贫中的作用，让职业教育成为服务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杨进说。
5年来，各级政府通过积极推进农村职教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涉农专业建设，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推进城乡、区域合作，鼓励职业院校走向县域开展广泛合作，切实增强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三农”能力，培养了一大批职业农民。
除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保障职业教育公平，还需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在王继平看来，“广泛开展面向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大对农村、民族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加强倾斜支持，全对口帮扶机制，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改革管理体制，推动社会参与
职业教育长期存在“校热企不热”“官热民不热”的问题，管理体制改革是吸引企业、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
职业教育多头管理问题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区委书记王继军看来，教育行政部门管教育，人社部门管就业，教育部门不了解企业用工情况，人社部门不了解学生资源和专业情况，造成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两张皮”，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为了彻底解决管理体制上“两张皮”的问题，2011年平桥区成立了专门抓职业教育的机构——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局，将原先分散在人社、教育、民政等近10个部门的职能统筹起来，实现了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的无缝对接和融合。
除了河南的探索，辽宁省鞍山市建立职教城管委会，探索实行职业教育区域化统筹管理;安徽淮北市成立职业教育工作委员会;河南新乡市设立职业教育局，加强统筹管理力度。
“中央重视前所未有、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各方协作前所未有。”王继平连用了三个前所未有来总结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以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工作推进力度之大。
在政府层面上，各级政府积极落实职责，强化省、市、县“三级统筹”，完善管理方式。2015年，教育部印发《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推动职业院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实现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会同有关行业组建了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门类的62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职业教育光有政府和职业院校参与还不够，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作用不容忽视。而“校热企不热的现象”作为职业教育长期存在的“痛点”，严重制约了职业院校的办学效果。
为破解职业教育中的“校热企不热”难题，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确立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以“人人出彩”的价值追求，积极谋划校企共同育人的办学机制、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全国多地制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不仅明确了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而且从经费投入、税收优惠等方面支持企业建设实训基地，建立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到职业院校任教及教师到企业锻炼的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多种形式与职业院校合作，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5年来，教育部与地方政府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12个;各地还以推进集团化办学为重点，全国建成职教集团超过1000个，吸引了近3万家企业参加，覆盖了60%以上职业院校。
“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本钱。”周稽裘认为，最近这5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同发展，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实际招生比持续保持在大体相当的水平，从而使我国新增劳动力走上职业岗位时大部分已拥有专业训练后的一技之长，大大加快了我国人力资本开发速度。
“各级政府应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落户城市等政策，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杨进认为，只有使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受到关注，才能真正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