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再――见！”冬日的夕阳暖洋洋地洒向大地，操场上几颗橡树在微风中耀眼地荡漾着，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与老师告别。
1月17日，破旧的校门前，刘发浪目送孩子们踏上回家的小路，他有点疲惫地回到教室，开始打扫卫生。
芸田水村民小组，位于南雄市黄坑镇许村。这里曾经有所小学，以芸田水命名，如今只剩下一个学前班，而刘发浪是唯一的老师。
五六里路之外，有个许村康晖社小学。自从芸田水小学在前年被撤并后，村里要上小学的孩子就全都去了那。“年龄小的孩子想上学，路太远，农村家里也不方便天天来回接送。所以并校后很多村民提出申请，看能不能在本村办个学前班。不过，上面一直没有批。后来我们村长(注：指芸田水村民小组长)就支持说，索性自己办。他们于是找到了我。”刘发浪说。
去年9月，学前班重开后第一次招生。不过送来的孩子只有8个，最小的四岁。弃用多年的小学，校园内杂草丛生，教室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刘发浪自己出钱装上玻璃，修好宣传栏，贴上标语。花了两天时间，才基本恢复了原貌。
“虽然还是代课，但能继续教书，我就很满足了。”他苦笑中有些宽慰。38岁的刘发浪，已有18年教龄了。
2005年底，南雄市清退代课教师。一直教学前班的他，在清退之列。2006年3月开学后，一到上课时间他总忍不住骑单车到康晖社小学，“经常到了大门口才想起来，我已经不是老师了。那段时间最痛苦！”
执教考核评定优秀
如今回想起来，刘发浪觉得，如果不是1987年办农民夜校，也许自己这辈子都不会跟教师这个职业发生关系。
1988年，黄坑镇开始在各小学设立学前班。因为之前有在夜校任教的经历，他顺利通过了村里的考核推荐，成为芸田水小学的第一任学前班老师。当时流行一句话，“人民教育人民办”，所以刘发浪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源自村里自筹的资金。他把钱紧紧捏在手上，数了数，总共60元。
“当时全镇的学前班差不多有20个老师，我是唯一的男老师。不过都归妇联管，所以有时候我还很难为情。”难为情倒是很快过去，由他任教的学前班每年参加文艺汇演等，总能名列前茅，而对他的考核评定也是优秀，“村、镇还有教办的领导都说，真看不出来，男老师教起学前班，居然一点不比女老师差。”只要一想起过去，他偶尔还是会忍不住自得一下。
县教育局幼教部已卸任的某领导说过的一句话最让刘发浪振奋：“男教师参与幼儿教育有利于孩子人格完整的形成。”2006年9月，当芸田水小学的学前班再一次开办，刘发浪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这句话抄在一张白纸上，然后贴在办公桌的右上方。
在芸田水小学，他一呆就是12年。1995年，刘发浪取得了中师文凭。但不知为什么，转正对他而言，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屡考不中后，原教办主任陈某的一番话，让他稍稍有些安慰，“只要能做满20年，以后就给发退休金”。
“到1998年，转正的门彻底对我们关上了。我就想，反正已经到这份上了，那就安心教吧。”同样是1998年，他的工资逐渐涨到每个月280元。“其他福利，我们代课教师完全沾不上边。”甚至有一年，他连续5个月没领到一分钱。
2000年，刘发浪被调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水西小学。因为路途遥远，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所以只能住校。“在学校要交伙食费，后来为了照顾家里买了辆几百块钱的摩托车，来回跑。每个月扣掉加油费，只剩下差不多十来块钱。”还好妻子在家种了三四亩地，“要不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之后他被调回芸田水小学。这一次他除了教学前班，还教一年级，不过待遇依旧：每月280元。
陈金妹说，刘发浪腰椎间盘突出、慢性咽炎、鼻炎，都是做老师落下的职业病。“没有医保，他只能自己硬抗。咱没法跟人家比！”在她眼中，丈夫的待遇跟同校的公办老师自然相去甚远，即使与镇里那些幼儿园老师也没得比，“他们都有500多的固定工资，再加上这补贴那补贴，少说也都有七八百了。”
从教18年遭清退
2005年底，镇中心校来了通知：南雄市将清退代课教师。“也就是说让我们立马滚蛋，不过他们又说，想继续教也可以，不过要补足过去7年的社保款，差不多一万多元吧，而且以后每个月还要交175元。只有这样，以后才有退休金拿。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哪来的那么多钱？”原来镇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叫教办，而今直接掌握全镇教育命脉的是中心校。
刘发浪说，当时很多老师都听蒙了。原先在安簪希望小学任教的刘娟，当年过完春节就去始兴一家玩具厂打工了，在电话里，她告诉大家：“不加班，每月有500多块；加班的话，就有七八百。反正我是横竖不回去了。”
2006年4月，刘发浪和其他十余位民办老师把情况反映到了南雄市劳动局。但被告知，他们属于双重管理，劳动部门不好处理。所谓“双重管理”，那就是像刘发浪这样的代课教师，先是归妇联管，后来又划入教育局。从劳动局的角度，这属于教育系统内部的事，必须由教育局先作出处理。“实在不行，就申请劳动仲裁吧。”
于是他又回到镇里。镇里补充通知说，将按照教龄每年补一个月工资，“一年补200元，像我这样的，总共能补3600元。”在南雄市劳动局，有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目前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52元／月。“即使按照我们平时的工资，每个月280，那也不只这点钱嘛。”
镇里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钟伦红说，这个补偿标准是参照2001年乡镇改革的方案制定的。“不管工龄长短，都是同一标准。再说，他们一般都没有与学校签定合同，虽然也算工龄，但说穿了，还是临时工性质。”
闹了几个月，原来的学校是回不去了，钱也一直拖着没给，“我就想着，认了吧。”
即使认了，此后的补偿款也没有顺利到手。陈金妹说：“没办法，跑了四五趟，校长总是说没钱。”
最后一次要钱，依旧是在刘“下岗”前工作过的康晖社小学。那天是中午刚放学，陈金妹一进校，正好碰到校长拿着饭盒准备回家。陈抢下饭盒一摔，又把校长的摩托车钥匙一拔：“这次你说给不给吧？”僵持了几分钟，给了。
“我就是想教书”
虽然拿到了钱，但刘发浪没有轻松起来。
“我当时想，只要能让我教下去。退休金我都可以不要，拿现在的工资就行。我就是想教书。”他曾这么期望着。
整整三个月，他独自呆在家里。不随便出去，更不用说到地里给妻子帮忙。
“他脸皮薄，怕被人说。说教了半辈子书，怎么又回来种地了。”陈金妹深知丈夫的心事。
2006年8月，尽管只有8个孩子，但在村长的张罗下，废弃了两年多的芸田水小学终于又有了读书声。“钱跟外面收的一样，每人每学期280元。但到现在为止，还有三个人没交钱。”1月17日，就要放寒假了，刘发浪有点发愁。没交钱的是姐弟俩。刘发浪说自己轻易不再孩子面前提钱的事，“小小年纪，别伤了人家自尊心。”
芸田水小学又办学前班的事，很快传给了中心校和教育局。村民小组长陈占安说：“我们认可他、委托他不就得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怕被教育部门认定为非法办学，刘发浪心里还是略有不安。
■编后
刘发浪是一个样本。他的身后是一个没有任何“名分”，却在特定历史阶段为农村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群体。据了解，广东尚有5万名农村代课教师将于2007年底前全部被辞退，而全国则有44.8万名中小学代课教师不得不接受与刘发浪同样的境遇。
代课教师是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选择。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教学水平普遍不高，但不可否认，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支撑起农村基础教育的大厦，圆了无数农村孩子的大学梦想。
代课教师无奈集体隐退，但我们对代课教师出路和农村教育未来的追问不能隐退。下岗教师如何妥善安置？他们默默的付出应得到怎样的合理补偿？那些等待知识哺育的偏远农村的孩子由谁来给予“食粮”……
刘发浪们等待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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