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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儿童#六一
1942年6月10日，德国法西斯枪杀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儿童的处境更糟，有的得了传染病，一批批地死去；有的被迫当童工，受尽折磨，生命和生活得不到保障。
为悼念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将每年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现在，每一个儿童节，幼儿园、父母都会策划和安排各类精彩纷呈的活动。但同时也需思考节日的深义。它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有节日设立，是为保持社会记忆，牢记历史汲取教训。儿童节的节日内涵是什么呢？设立儿童节又希望集体记住什么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郭良菁说，不同国家儿童节日期不完全一样。但无论哪个日期，儿童节的确立，是希望大家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比如他们的生存权、健康权等。
孩童是最柔弱，他只能依靠成人社会生活。然而世界范围内，依旧有大量儿童不能获得基本权利；依旧有大量儿童处在痛苦深渊；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困境儿童从来都存在。我们且看。
自闭症也是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由于病因未明、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致残率高、发病率有不断增高的趋势，孤独症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据统计，我国自闭症人士已近1000万。
妻子死于癌症后，工程师David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Po。Po长得与一般小男孩无异，但是，他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与外界进行交流，就像待在B612小行星上孤独的小王子，每天只和自己交流，他无法像正常的孩子那样听懂爸爸说的话，甚至不会给父亲一个爱的拥抱。
爸爸将Po送去专业治疗中心，在这里，女治疗师对爸爸详细解释症因：感觉统合是指大脑和身体相互协调的学习过程。指机体在环境内有效利用自己的感官，以不同的感觉通路，从环境中获得信息输入大脑，大脑再对其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作出反应的能力。
某种感觉统合能力的缺失。在专业治疗下，Po变得越来越好，幻想中的世界和幻想中的朋友也渐渐消失，能够慢慢理解和融入现实世界中。
“一个叫Po的男孩”是美国在2016年上映的，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情片。讲述的是自闭症儿童的故事。
自闭症也是儿童孤独症，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由于病程、种类和干预方法与时机的不同，自闭症的预后有很大不同，但其核心症状可能会伴随终生，有的需要终生照顾和养护。
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明确将自闭症列为精神残疾，调查结果显示，自闭症是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数据显示，自闭症发病率已居我国各类精神残疾之首，平均每500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自闭症患者。近年来，自闭症儿童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已从1995年的0.2%到达至1%。也就是说，我国自闭症人士约有近1000万。
1998年，36岁的邹小兵从美国费城访问回国。这次访问经历，让年轻医生深刻意识到，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儿童发育行为的儿科学专业。此时，距离中国诊断出第一例自闭症已17年，刻不容缓。
1999年9月6日，邹小兵所在的中山三院诞生中国首个儿童发育行为中心，20年来，已被公认为中国发育行为儿科学和自闭症防治领域的一面旗帜，一共诊断出近6万名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幼儿和青少年。
大米，正是前来就医的幼儿家长之一。这位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因工作忙碌，四处奔波，被疏忽的1岁半女儿小米出现自闭症倾向。四处学习，多方就医，长时间训练，9个月时间，让大米几乎成为一个自闭症专家。幸运的是，女儿两岁三个月时，理解力、沟通力表明她是个正常发展的孩子，专家给她摘掉了自闭症的帽子。
但是，大米的人生轨迹却发生变化。在这9个月里，她结识一大批孩子年龄相似的自闭症家长，“我们泪点和笑点一模一样。在这期间，大米协助邹小兵医生，组织成立NGO四叶草，举办专家讲座，帮助家长筹款。2015年，大米辞职，全身心投入自闭症儿童的康复和科普事业。
“大米和小米”，一个针对自闭症谱系儿童服务的平台成立了。它集结邹小兵、郭延庆等国内儿童发育领域专家。在微信公众号上，它服务和帮助百万自闭症儿童家长，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拥有十多家干预中心。
20年，那些被诊断的孩子怎么样了？
在很多场合，邹小兵都说过，自闭症人士可以有5种结局：
级别二：在轻度帮助下，拥有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级别三：在保护和支持下，拥有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而影响五种结局最关键的因素是，诊断！“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医生对已确定的疾病，是必须清晰地告知家长的；其次，自闭症孩子能早诊断早干预，情况更容易显著改善，这是共识。不过，和其他疾病不同，那些被确诊的自闭症孩子走出诊室之后，很多有了可喜的改善，也有很多仍旧和家人一起苦苦挣扎。这与医学的局限性有关，与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有关，更由孩子成长所需要的生态系统决定。”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每一天，都为自闭症儿童家庭做出努力，这是如邹医生，大米小米，东方启音，以琳，五彩鹿等致力于自闭症改善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们，最大的心愿。
中国当前留守儿童问题有多严重？留守+流动儿童共多少人？天津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召开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法律对策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说，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一直说法不一，有说是6100万，也有说6800万。6000多万留守儿童，加上3600多万流动未成年人，总数在一亿左右。也就是说，3个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留守或流动状态。
生存还是毁灭，
4个孩子集体自杀背后的破碎乡村
2015年6月9日，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父母均在外打工。家庭日常事务主要由最大的哥哥承担，包括照顾三个妹妹、饲养生猪等。在村里人眼中，4兄妹是相对内向、孤僻的性格，不爱跟人多交流，走在路上遇到长辈会打声招呼，但不会交谈。
此事震惊朝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
近10年来，发生在留守儿童群体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在广西南宁农村，一个老人死亡，多日后才被邻居发现。老人尸体被发现时，旁边坐着2岁大的孩子，面黄肌瘦，奄奄一息。在老人死后这几天，孩子全靠自己拧开水龙头饮水，才熬了过来。村民们说，孩子能活下来，已是万幸。
留守儿童，在当今中国已成为社会问题。当全国两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在各行各业参与经济生产，成为城市化洪流中小小的身影，他们的孩子便只有两条路：一是留在乡村，由祖辈带养。二是随父母进城，成为流动人口。生存生活问题，面临挑战。
还有一个危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在云南偏远农村支教两年的志愿者王德超，曾目睹很多留守儿童辍学。小花和小恒是一对姐弟俩，家境一般，王德超多次去他们家里家访，虽家庭不富裕，爹妈在外，但两个孩子都还懂事，小花学习好，考上县里的学校。但家里却出现变化，妈妈跑掉了，父亲赌博酗酒，回家常殴打孩子。这样的家庭变故，在山村中比例高得惊人，毫无疑问受影响最大的便是孩子。
王德超说，虽然留守的环境不利于儿童成长，但家庭成员还是起着支撑孩子未来的重要作用。孩子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习看待这个世界。稳定的家庭结构，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父母榜样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影响都是很大的，即使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场。“但是，不稳定的家庭在今天的乡村比比皆是。如果说留守儿童之间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父母稳定与否的差异。”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捐钱，捐书，捐书包等等。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帮助者与留守儿童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爸爸去哪儿”的主创人，自称村长的李锐举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在湖南龙山做公益时，李锐问孩子们想要什么儿童节礼物，有个孩子说：“村长，只要不送书包，啥都行，这个月我就得仨了。”留守儿童不要书包？这很颠覆我们平时的想法吧？后来这个孩子告诉村长，他想要的礼物是一个电饭锅。因为他的爸妈在广东打工，爷爷每天要上山砍柴做饭，腿已经摔伤了好几次，如果有一个电饭锅，爷爷就不用每天去爬山砍柴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动容的答案。或许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也体现在这里：我们很少去认真关注，深度挖掘孩子们真正的需求，总是送出“我们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让我们的爱心和他们的真正需求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留守儿童缺乏陪伴，很多人都知道。但字面上的含义，远远不及亲身体会来得深刻。没有亲自接触过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孩子们对“陪伴”的渴望的。李锐曾去三江镇一所学校，一进教室，孩子们全涌过来紧紧搂着他不撒手。“只有在那个时刻，你才能感受到他们的渴望之深，他们太缺乏一个来陪他们说说话的人了！”
但问题在于，即使知道他们缺乏陪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外出打工的爸妈也是迫于生计，我们无权要求他们时刻相伴；而能够身体力行去贫困山区做志愿者，做支教老师的人也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爱心人士或有心无力，或不得其法。
这，其实也是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严重的体现之一。从2018年开始，李锐开启了一项全国计划“跟着村长去”支教，一直到今天仍在持续。留守儿童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巨变的缩影，也在考验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倾力与改革。
近年来，接二连三被曝光的猥亵、性侵儿童事件，以疾风骤雨之势，进入公众视野。一份《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01起，受害人数807人，七成为熟人作案，年龄最小的仅为4岁。
电影《无问西东》里有一句台词——“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这个问题自然没有什么统一答案，电影里几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在进行不同形式的自我价值找寻。
但是，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回答“有”。生命只有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走这一遭，你就没有存在过。用心生活着，这本身就是意义。
2017年4月27日，年仅26岁的林奕含上吊自杀，她的父母发表声明：“奕含这些日子以来的痛苦，纠缠着她的梦魇，让她不能治愈的主因，不是忧郁症，而是发生在八九年前的诱奸。”对于儿时被猥亵或性侵的人而言，那段痛苦的经历，终其一生都难以从记忆中抹去。
林奕含写就的“房思琪的初恋花园”，正是一部被性侵的自述而非虚构作品。全书读完，令人陷入无底黑暗。书中有一段话发人深思——“我最讨厌人说经过痛苦才成为更好的人，我好希望大家承认有些痛苦是毁灭的；可是，你知道我更恨什么吗？我宁愿我是一个媚俗的人，我宁愿无知，也不想要看过世界的背面。
一系列案件的前身，正是因为家庭外衣保护下所发生的儿童猥亵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信任，再加上自身力量及身份地位等优势，使得性侵案件更易发生。
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只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媒体在这一领域的报道规律，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而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
2017年，中国首部有关性侵的电影《嘉年华》上映。讲述两个小女孩在酒店被性侵，此后，在权力、金钱的阻隔下，施暴者迟迟得不到处罚的故事。
事件的发生不是随机。片中受害者小文看起来有些叛逆，然而，她破碎的家庭正是根源。当然，电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鼓励人们伸出援手，它更是揭露了性侵事件背后的种种不平等。面对社会问题，我们期待有效机制的出现。
拍出《熔炉》的韩国，在性犯罪方面给出很多预防和惩戒措施。比如有电子脚环法案、化学阉割法案和社区协助体系。当然，在预防儿童性侵方面，性教育更是必不可少。但本文无意在此赘述，一个弱小的儿童哪怕有完整的性知识，在遇到恶人时还是无法阻挡。未成年人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保护！
在今年两会，多名代表委员就未成年人性保护问题提出建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建议，第一，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第二，完善网络儿童色情制品治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女童保护基金”建议，应全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一旦发生，不可以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知情者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年幼时遭到性侵，18岁后仍可提起诉讼”受到广泛关注。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也有重要发言：对于性侵儿童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一直秉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的司法立场。性侵儿童罪大恶极，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依据刑法第236条，应判处死刑。
在中国，“性”一直是禁忌话题，这也让性教育之路走得格外艰难。可喜的是，新一代80、90后家长开始重视对孩子开展防性侵教育。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家长们非常关注给孩子讲授的防性侵知识体系是否专业、科学。对孩子学习防性侵知识的途径，家长的意愿依次为：学校教学、家庭教育、专业公益组织讲座、书籍绘本等材料、网络学习、同伴交流等。
“性教育”工作是幼儿园不容忽视的，每个教育者都需去深思和实践。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选择呈现困境儿童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事件、政策法规等等，是为在狂欢之后，每个人都能有思考：我可以为了儿童做些什么。
除了留守儿童，特殊儿童，被性侵儿童，在查看资料时我们发现，还有 “隐形困境儿童”，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经济好，成绩好，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然而，因为长期身心承受的痛苦压力和巨大成长风险往往不被家长、老师觉察和了解，无法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力支持，最后部分孩子走向绝路，如自杀、自残等。相比而言，其风险由于不被重视反而更加危险。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也将此列入重点关注范畴。
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正如“嘉年华”电影海报上写的：
因为雪崩之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因为一个社会对待儿童的姿态，映照着其文明发展程度。奥地利医生，著名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人类的困境，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
亲爱的老师们，你的身边，你的班级，你的幼儿园是否也有这样的“困境儿童”呢？
你是否已经和困境儿童建立良好师幼互动关系，并感动于他们的变化与成长呢？
把综上任一内容讲给我们，图文或视频至邮箱403929577@qq.com。
我们坚信，教育是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个人虽然微小，汇聚就是海量。人文幼学将联合中西医，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专业干预中心，家庭教育专家，性教育普及基地等，共同为支持困境中的儿童贡献力量。
编辑/鲁阳阳
设计/朱远海
主编/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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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文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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