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儿童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园所风采-幼师课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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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文化认同启蒙涉及儿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文化的认知、情感与行为。促进儿童认识、理解、遵从、认同并喜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成具有中华文化倾向的行为习惯，是幼儿园课程的基本目标。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儿童文化认同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流动儿童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本研究拟探究3—6岁儿童文化认同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以期为学前儿童文化认同发展研究与教育实践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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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

2020年5月，研究者以上海市4所幼儿园为样本园，经园长和家长同意，向每所幼儿园小、中、大班共1798名儿童家长发放线上问卷，由儿童父母的任一方作答。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798份，收回有效问卷1798份。其中，小班儿童家长640名（35.6%），中班儿童家长622名（34.6%），大班儿童家长536名（29.8%）；男孩家长967名（53.8%），女孩家长831名(46.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运用潘月娟等人编制的《学前儿童文化认同量表》，^〔1〕将问卷分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亚文化认同两部分，其中包含中华文化认同（7题）、亚文化态度与偏好（8题）和亚文化认同努力（5题）3个维度，共20个题项，问卷由幼儿家长基于日常观察填写。其中，“中华文化认同”主要从儿童对中华文化起源和民族构成的了解程度，儿童对中华文化语言、乐曲、影视、饮食的喜爱程度以及儿童是否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高兴等指标来测量；“亚文化态度与偏好”指儿童对亚文化的归属感、情感态度以及对亚文化相关事物的偏好程度，主要包括儿童对学习本地语言、了解本地风俗、接受本地价值观念、喜爱本地节日的程度；“亚文化认同努力”指儿童对文化实践的参与频率，主要包括儿童使用本地语言、参观文物古迹、阅读历史文化书籍、参加节庆活动和风俗仪式的参与程度。本研究阅卷中的亚文化是指上海文化。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其中，亚文化认同努力部分的计分从“从不”到“总是”依次为1—5 分，另两个部分的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为1—5分。由于每个维度的题项分布不均，本研究用题均分来表示各维度的平均水平。

本研究采用SPSS21.0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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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文化认同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探索儿童的文化认同分数分布情况，研究者运用SPSS21.0软件对儿童的文化认同的总题均分进行聚类分析，结合聚类中心值的大小特征，将儿童的文化总体认同水平分为优（4.50—5 分）、良（4—4.49 分）、中（3.50—3.99 分）、低（3.49分及以下）四种水平，得出上海市3—6岁儿童文化认同整体水平的均值为4.20，属于良好水平，其中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4.35）优于中华文化认同（4.23），中华文化认同又优于上海文化认同努力（4.03）。

由各维度内部具体得分可知，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高兴”的平均得分最高，为4.27，后面依次是“习惯观看国内电影和电视节目”“喜欢穿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服装”“喜欢听中国的戏曲和民族乐器”“愿意花时间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平均得分分别为4.15、3.94、3.52和3.49，“喜欢听和读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和民族构成”的平均得分排在后两位，分别为3.33和2.87。

在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方面，“认为自己是一名上海人”的平均得分最高，为4.37；“喜欢参加上海地区的节庆活动”“愿意在上海地区生活”“喜欢吃上海地区的特色食物”“愿意学习和继承上海话”“喜欢欣赏具有上海特色的艺术文化（民间故事、童谣、戏曲、美术作品等）”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34、4.23、4.16、4.15和4.14；“喜欢观看有关上海文化或针对上海人的电视节目”的分数最低，为4.11。

在上海文化认同努力方面，“参与制作或品尝上海特色食物”的分数最高，为4.27；“走访与上海文化相关的博物馆、文化馆、老街”的分数为4.24；“参加上海地区特有的节庆活动、风俗仪式”的分数为4.19；“喜欢阅读关于中华历史与文化的书籍”的分数较低，为4.06；“会欣赏上海戏曲”的分数最低，为3.42。

（二）影响儿童文化认同的个体因素

1.性别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得分中，女孩的题均分为4.27，高于男孩的4.19，p值得0.020（p<0.05），性别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女孩明显高于男孩；在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的得分中，女孩的平均得分为4.46，略高于男孩得分4.24，p值得0.027（p<0.05），性别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女孩明显高于男孩；在上海文化认同努力的得分中，女孩的题均分为4.05，略高于男孩得分4.01，p值得0.044（p<0.05），性别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女孩明显高于男孩。

2.年龄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得分中，大班儿童的题均分最高，为4.39，小班儿童的题均分最低，为4.11，p值得0.000（p<0.05），说明不同年龄的儿童对中华文化认同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随年龄增长不断发展的趋势。在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的得分中，大班儿童的题均分为4.45，高于中班儿童的4.32和小班儿童的4.30，p值得0.000（p<0.05），说明不同年龄的儿童对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在上海文化认同努力的得分中，大班儿童的题均分为4.03，高于中班儿童的3.99和小班儿童的3.96，p值得0.000（p<0.05），说明不同年龄儿童的上海文化认同努力存在显著差异。

（三）影响儿童文化认同的家庭环境构成要素

1.家庭环境的构成要素与儿童文化认同水平的相关关系

为了解家庭环境的构成要素对3—6岁儿童文化认同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对上海市3—6岁儿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户口、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长（“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长”指儿童的父母亲或双方祖辈或父母辈在上海生活的时长）、家庭平均月收入与儿童的文化认同水平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3—6岁儿童的中华文化认同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呈显著正相关（p<0.05），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儿童对中华文化认同程度就越高；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水平越高，儿童对中华文化认同程度就越高。其中，母亲受教育水平和中华文化认同的相关度最高，这说明一定程度上母亲对儿童的影响要大于父亲。

儿童的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与父亲（或母亲）是否是本地人以及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长呈显著正相关（p<0.05），即如果父亲（或母亲）是上海本地人【“父亲（或母亲）是上海本地人”指儿童父亲（或母亲）拥有上海户籍且从出生到现在均生活在上海】，则儿童对上海文化的认同度更高；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越长，儿童对上海文化的认同度就越高。儿童的上海文化认同努力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相关，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儿童对上海文化的参与程度越高。由此可见，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长以及父母是否为上海本地人对儿童的文化认同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2.家庭环境的构成要素与儿童文化认同水平的回归分析

基于相关分析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探究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是否为上海本地人、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长对3—6岁儿童文化认同各个维度的影响，研究者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儿童中华文化认同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中华文化认同的水平，其预测力为15%；母亲为上海本地人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与3—6岁儿童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母亲为上海本地人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3—6岁儿童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其预测力为12%；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儿童上海文化认同努力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母亲受教育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上海文化认同努力，其预测力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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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6岁儿童文化认同已进入探索阶段并随年龄增长不断发展

本研究发现，上海市3—6岁儿童文化认同的整体状况良好，儿童对上海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印证了潘月娟等人的已有观点，儿童在学前期就已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文化身份认知与态度，进入了文化认同的探索阶段。^〔2〕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的年龄与儿童的文化认同水平呈显著相关，并呈现随年龄增长不断提高的趋势，大班儿童在中华文化认同、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和上海文化认同努力上的得分均高于中班儿童和小班儿童。这可能是由于4—6 岁儿童处于社会适应和社会认知发展的关键期，他们开始逐渐理解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性后果，出现责任感、内疚感、归属感等高级情感。^〔3〕此外，该阶段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较快，社会性经验日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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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影响3—6岁儿童的文化认同水平

本研究发现，在上海市3—6岁儿童中，文化认同水平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孩显著高于男孩。Bayrakdar在有关性别差异伴随的社会化发展研究中提出，男女童的父母对其不同的教育方式会导致其不同的情绪社会性发展。^〔4〕陈欣等人研究表明，由于男女社会角色、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以及生理因素中性激素分泌的不同，男童较女童活动水平高，女童与男童相比更文静、听话、乖巧、心思细腻，对情绪情感的感知能力更强，其社会认知、社会技能、社会适应性、自我概念、道德品质等社会性品质的发展早于男童。^〔5〕因此，在活动类型的选择中，男童多倾向于运动和思维性活动，女童多倾向于艺术、文化等活动，加之女童的社会性发展略早于男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男女童对文化的认同水平。

（三）幼儿园、家庭及社区构建的社会文化情境是3—6岁儿童文化认同的基本途径

3—6岁儿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可能与教育部2014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华传统文化逐渐走向幼儿园和中小学有关。幼儿园通过课程设置、教育互动、榜样示范、保教活动、习惯训练与奖励惩罚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儿童的心中，^〔6〕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

儿童的上海文化态度与偏好水平较高的原因可能是受所在地域的生活和文化影响。文化环境设定了儿童文化认同的意义框架。儿童入园前，家庭文化构成了儿童文化认同的基本内容与作用机制。家庭所在区域的语言资源、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饮食习惯、消费习惯与家庭结构等构成了儿童文化认同的基本内容，直接影响幼儿如何认知、呈现何种文化意义的“自我”。^〔7〕

儿童的上海文化认同努力得分较低，即儿童对上海文化实践的参与频率较低。一方面，与儿童年龄较小，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受限有关；另一方面，从教育的主体及方法来看，部分家长和教师对当地文化缺乏遴选，并且忽略了儿童是文化体验的主体，对儿童的教育仅仅涉及浅层的物质层面的内容，如让儿童学习制作中国结、舞龙舞狮等动作练习、在传统节日穿传统服饰等，而缺失了实地文化体验的机会。^〔8〕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儿童的兴趣，也导致儿童不能主动将新知识和新体验纳入自己已有认知结构中去形成对自己所处文化环境的认同。

（四）家庭的人口变量学因素是影响儿童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在上海生活的时长以及父母是否为上海本地人对儿童的文化认同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具有一定价值。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可能越重视儿童情绪情感和社会性发展，对儿童在不同阶段认同和欣赏中华民族文化的指导更加有效，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的兴趣更广泛。^〔9〕家庭经济收入不仅决定家庭的物质环境，还影响家庭生活气氛，进而影响父母不同的育儿风格。^〔10〕

区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儿童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区域中，从其出生之日起，其身体、心理、社会性发展特点、人格特征等自然而然地受到所属区域文化的影响。儿童通过“我”与“我群”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来形成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以及认同相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规范、习俗、行为准则和信仰。^〔11〕因此，受生活地域和生活时长的影响，在上海生活时间久的家庭对上海文化较为熟悉，接触的有关上海的文化活动较多，对上海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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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接触文化的过程中能否建立文化自信，直接影响着他们认同或拒斥自己文化的出身。儿童文化认同教育是一种浸入式与渗透式的教育，蕴含于幼儿园活动、家庭生活之中，需要幼儿园、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在实施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遵循适时、科学、平等、全面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儿童各自的优势，增强他们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幼儿园要紧紧把握住“民族文化”和“节日文化”两条主线，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幼儿园要深度挖掘中华文化的节日内涵，开展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节日活动；结合儿童的年龄和认知发展特点，为儿童合理选择蕴含中国民族精神、彰显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学习载体，包含诗歌、童谣（儿歌）、童话故事、寓言、神话、民间故事、成语故事，并通过制定年、月和周计划帮助儿童养成学习习惯，帮助儿童建立对文化的初步认知，进而获得对母语、本土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需要注意的是，幼儿园要谨慎对待西方的节庆活动。

儿童对某一文化尤其是原生文化是否接受并认同，与儿童在接触该文化的过程中是否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关。教师在日常教育中要重视民族节日环境的创设和利用，通过浓郁的节日氛围引发儿童对节日的期盼，如在春节来临前用剪纸、红绸布、红灯笼、中国结等材料创设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日氛围。

3—6岁儿童的文化认同表现在方方面面，如饮食习惯、衣着打扮、人际互动、语言偏好等日常生活层面，亦可能体现在对活动主题、活动内容、游戏材料、游戏角色的选择与运用上。因此，在实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教育时，教师和家长要尽可能淡化成人世界所固有的性别框架，以防儿童形成较为单一、固化的性别意识和文化意识，赋予儿童一定的自由度以获得多种社会角色和文化活动的体验，让每个儿童都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和不同的选择，对优秀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文化认知。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和体验是建立儿童与文化链接的有效途径。父母的文化教养和生活方式都会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对子女的行为和心理产生影响。因此，幼儿园在家园共育中应当科学指导儿童父母树立与儿童共同感知、共同学习文化和共同成长的意识。教师应指导家长，积极为儿童创造体验、互动、参与实践感知文化的机会。只有多给儿童感受的机会，才能真正提升儿童文化认同的水平。

参考文献：

〔1〕〔2〕潘月娟,吴霓雯,刘姗姗,等.《学前儿童文化认同量表》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9,817(11):37-41.

〔3〕SMETANA J G,BRAEGES J L.The development of toddler’s moral and conventional judgments〔J〕.Merrill-

Palmer Quarterly,1990,36（3）:329-346.

〔4〕RULA BAYRAKDAR GARSIDE,BONNIE KLIMES-DOUGAN.Socialization of discrete negative emotions:Gender differences and links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J〕.Sex Roles,2002,47(3):115-128.

〔5〕陈欣,杜建政.父母教养方式与内隐攻击型的关系研究〔J〕 .心理科学,2006(4):798-801.

〔6〕〔7〕彭茜.幼儿文化认同:逻辑、困境及其应对〔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9(12):5-11.

〔8〕沈明泓,朱梦媛.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模式:认知结构重构的研究〔J〕.昌吉学院学报,2021(1):98-101.

〔9〕何晓玲,顾莉萍,邓成,等.3—4岁儿童心理行为发展与家庭环境、年龄、性别关系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1,19(3):259-262.

〔10〕刘国艳,汪艳霞,石淑华.影响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相关因素探讨〔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9,26(3):172-173.

〔11〕陈世联,等.文化与儿童社会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图文编辑/张冰冰

图片/视觉中国

⊙文章原载于《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21年第6期；欢迎转发朋友圈，如需转载请后台输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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