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2009年，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结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包括最差的学校，是一个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
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其实，考试设计得再好、再公正，总会有人因为考得不理想而认为试卷出得不好，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正常发挥。你让他考5次，他都会说没有正常发挥，为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的，只能尽量减少弊病，却无法完全消灭。
我说过多次，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但将应试能力与素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素质高的学生就不应该有很好的应试能力？难道素质高的学生都考不出好成绩才正常吗？人生不都在应试吗？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一考”决定的，奥运会比赛时能因为“发挥不好”要求再来一次吗？
其实，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请问在座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上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
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
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视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绩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
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高考改革得再好，办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学率。到2020年，如果有60%～80%的青年参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选出40%最合适的考生，总还有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青年已经合理分流了，剩下40%多一点的人准备上大学，而他们又很明确自己是要上应用型大学还是要继续研究等等，不仅高考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是名校也会遭遇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实行各种考试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国统一招生，连入学后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
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社会用不着去干涉；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
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幼儿园、小学、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规规矩矩还站在那里，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而现在，学校禁用手机，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
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法院却判学校违法。北京某大学一年当了8次被告，全部输掉，因为法院认为原告都是学生或家长，属弱势群体。
小学教师下课后会看着学生，不许奔跑嬉闹，怕万一引起伤害事故担不了责任。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首先，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在美国，如果孩子不上学是要申请的。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孩子家离学校很远，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
像美国、日本，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
2001年初我在中国南极长城站时，参观了毗邻的智利弗雷总统考察站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十几位学生，但有两位由国家派来的专职教师，配了好几台电脑，还开通了互联网，学生们每年还能回国参加活动。当时得知，有两位学生即将升中学了，政府已决定再派一名老师，同时确定由一位有专业学位的考察队员兼任物理教师。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
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既可在本地培训，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今后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很多规矩、规范，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例如一个人不能撒谎，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长大了是很难纠正的。你告诉他不能撒谎，他会说撒谎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不能？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不撒谎的人。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
“文革”期间我当中学教师，眼看我的学生变得开口国骂闭口“沪骂”，老师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处境而无能为力，还得昧着良心赞扬“革命小将造反有理”。我们私下感叹：将来等到这些学生为人父母，成为国家栋梁，他们如何教育子女，管理国家？
教师的作用能否发挥，结果也不同。以往中国人普遍崇拜“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很高。“文革”前，我当教师时不满20岁，到学生家去访问，有的家长还以为是他哥哥的同学，可一旦知道我是老师，立即非常客气，有的家长年龄可当我父母，但对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长的说法、要求与教师不同，学生就会理直气壮予以拒绝：“是老师说的。”家长就会让步：“当然听老师的。”
但现在，老师在家长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从教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家长送的购物卡和礼物，千方百计利用家长资源；另一方面，不少家长以为只要有钱有势就能左右老师，他们怎么会将老师当作孩子的行为楷模和灵魂导师？
其次，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进入学校，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就是说输在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
我很奇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跑到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去？为什么不能到一般的学校，或者是比较贫困的学校？难道还要花更多的钱制造一个个远远脱离中国实际的超级学校吗？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早教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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