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宋庆龄 | 朋友送回的“纪念”

经过紧张的筹备，第二年的6月，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就在香港乾德道11号宋庆龄寓所正式成立了，她亲自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的主要任务，一是开展国际宣传，真实地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面临的困难和急需的帮助；二是通过各种渠道筹募款物，为抗战提供物质支持。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开展了义卖、义演以及“卡车满载运动”、“两万条毛毯运动”、“工业合作社运动”、“一碗饭运动”等十分活跃的募捐活动。其中捐款一项，仅在“保盟”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就筹得了港币二十五万元。

1941年12月，日军即将占领香港。宋庆龄搭乘最后一架班机飞往重庆。在重庆，她重建保卫中国同盟，继续抗日救亡运动。但在香港度过的岁月却使她终生难忘。

1977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香港为宋庆龄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有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的一张名片和一封信:

此件为陈君葆先生所保存。彼近因年老迁居港外之离岛，清理旧物，将此件托我设法送还先生收存，借作纪念。现承王冶秋局长经港之便，烦为转呈，到希察收。专此敬颂宋庆龄先生安好！

陈凡顿首  

一九七七年一月廿八日  

于香港  

信封中还有一件横二十一公分，直二十九公分，红丝线装成的册子。红色封面上是墨笔竖行书写的“保卫中国同盟捐册  第陆号”。翻开封面，在红纸上正楷书写的是一篇由宋庆龄署名的文章。全文如下:

捐册中宋庆龄的署名文章

我中华民族本其自力图存之目的，与破坏东亚和平之暴寇，浴血抗战，已逾四载。当此世界风云紧急之际，敌寇虽倡南进北侵之说，以淆惑世人观听，实则仍以解决侵华战争为第一要着。最近冀北湘北晋南粤南之侵扰，其显例也。我数百万忠勇卫国之将士，不惜重大牺牲，为保卫祖国，维护和平正义而战斗。其壮烈赴义之精神，固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徒以我国医药事业向极落后，救死扶伤，异常艰困，疫疠流行，难于遏止。况敌寇之侵略因愈近崩溃而愈益疯狂，友邦之捐助，亦以欧战紧张而不能集中。回顾我后方无数负伤将士与流离颠沛之难胞，引领待援急于燃眉。凡我急公好义之士，深望本已饥已溺之仁心，慷慨解囊，举手援助，则不仅濒于死亡之难胞得以昭苏，而抗战胜利，亦可获确实之保障。国家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保卫中国同盟主席  宋庆龄

中华民国卅年拾月拾日

文末加盖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长方形印章。捐册内文为六行红线竖格纸。折口上方印“福缘善庆”四字；下方为印刷厂的字号“广福兴”三字。内文共二十二页，未使用过。

陈君葆先生是香港大学教授。1941年2月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担任宣传工作，积极用各种办法推动抗日捐款。日军占领香港后，他忍辱负重，为香港保护了大量图书和文件。委托陈凡送回这个册子时，他已年近八旬。

陈君葆先生（左一）与家人

这件捐册十分珍贵，它是“保盟”在香港开展募捐活动现存的唯一一件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