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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
这一方面：
是因为儿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者，其声音很少被成人倾听，而成人也没有倾听儿童的意识；
另一方面：
以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为主的教育研究，受二元论思想的影响，成人与儿童之间存在着“施动与被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儿童视角 (children perspective) 作为教育中的新研究取向应运而生，它强调在教育研究中凸显儿童在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采用能发挥儿童优势的研究方法，使儿童参与研究项目，使儿童表达自己对其生活世界的体验、认知和理解。
(一) 儿童权利运动的呼唤
“社会学家对于其他弱势群体，诸如少数民族、女性的关注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关注到了儿童的生活。”
(二) 新童年社会学理论的催生
在传统的童年研究中，儿童作为“对象”被研究，童年被视为是单纯的生物学事实。儿童只是“形成中的人”(human becomings)，代表着不成熟、非理性、依附于成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埃里森·詹姆士 (Alli-son James)、艾伦·普劳特 (Alan Prout) 与克里斯·詹克斯 (Chris Jenks) 为代表的新童年社会学对这一儿童形象提出了批判–
强调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 (agent)，儿童参与其周围世界的建构；
儿童只是一种不同社会的特定结构和文化要素，成人不能以生理上的不成熟来理解儿童。
(三) 儿童自身能力的显现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儿童权利运动的开展，儿童意识在教育领域中崭露头角，儿童能力在教育实践与教育研究中逐渐显现。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瑞吉欧教育体系证明了儿童有“一百种语言”，学前儿童能够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或符号系统，在不断探索、不断形成假设并不断验证的过程中，记录、理解并表现自己在活动过程中经历的记忆、想法、预测、假设、观察和情感以及最终的问题的解决。
大量已有研究也表明，儿童能够就其熟悉的生活世界 (如幼儿园、家庭等) 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
(一) 以参与式方法为主，发挥儿童的优势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们试图通过绘画、地图制作、笔记、自主摄影和录音式记录等一系列创新方法来促使儿童表达。
(二) 注重伦理规范，倾听儿童的意愿
伴随着儿童在教育研究中主体性地位的凸显，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儿童视角研究下的伦理问题。
例如Ann Lewis
在《研究儿童的视角》一书中提出，在研究中倾听儿童的视角，必须尊重儿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获得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很多涉及儿童参与的研究大多只是征求了家长的同意，但儿童作为直接的研究主体对于自身即将参与的研究更具有知情权和决定是否同意的权利，因 此，成人应该以儿童易于理解的方式告知其研究目的以获得儿童参与的首肯。
同时，儿童在研究过程中有随时中断或拒绝参与研究的权利。
Josephine Louise (2008)
就曾在研究前采用图片式问卷调查的方式告知幼儿该项研究的目的及研究方法、过程等，并征询幼儿是否参与研究。
Liz Coleyshaw (2010)
则在实施研究之前，给予幼儿知情权，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鼓励幼儿说“不”和“不喜欢”，整个过程保持一种支持式、开放式的对话，并且告知幼儿在研究过程中具有随时中断或拒绝参与研究的权利。
(三) 研究问题不断丰富，关注儿童的生活世界
聚焦教育领域，有“儿童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有关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认识：
例如，克拉克 (Clark，2005) 曾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眼中的户外场地”，运用绘画、自主摄影、访谈等一系列方法从儿童的视角阐述他们对于幼儿园户外场地的看法。
研究发现，成人所认为的适合儿童游戏的环境在儿童眼中却是相反的。
Johanna Einarsdottir (2009) 在研究中，要求一年级的小学生以绘画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阶段的回忆，而大班幼儿通过绘画表达出对小学的期望。
研究者通过绘画、访谈等研究方法了解两个不同年龄段儿童对于幼小衔接的体验或预想。
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在家庭中同样具有被倾听、被尊重的权利。
Jane Jorgenson (2010) 使用自主摄影的方法研究儿童对于家庭中电子技术运用的体验。
儿童被要求拍摄下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与电子技术相关的各个方面，在拍摄结束后，研究者与儿童共同讨论，讲述每张照片后的故事。
“在教育领域中的许多研究大致遵从这样的模式，即理论专家研究实践者，男人研究女人和儿童……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往往是理论研究者研究、观察、解释、书写的对象……”
(一) 研究方法的适宜性影响着研究结果的评估
研究方法是否适宜，能否让儿童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是能否倾听到儿童最真实的声音的前提条件。
研究发现，当儿童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时，可能会表现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儿童再次成为被动的参与者，从而导致“儿童–成人”权利的失衡，所观察到的儿童行为亦是失真的
(二) 研究成本大且耗时费力
(三) 社会文化的禁锢导致儿童意识的缺失仍然存在
文化上的积淀，使得成人习惯基于自身的理解去看待儿童，加之对儿童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导致成人尽管观念上开始注重儿童的参与，但实际上却会习惯性地组织儿童的社会文化参与。
在教育研究中同样如此，成人的权威意识在不自觉中深入幼儿园活动的细节之中，正如Mayall (2002) 曾经指出，《儿童权利公约》正在被缓慢地推行着，因为公众依旧认为儿童既没有能力，也不可信。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学前美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