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升小”后，我的朋友离婚了

从两会上“教育”主题刷爆朋友圈，到前几天的上海中考新政，无一不在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教育已经在变了。

原因不难推测：“唯分数论”和过度竞争培养出的人，将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说：“学生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是孩子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

From 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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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要离婚了

矛盾的源头竟是“教育”

朋友夫妻俩最近闹离婚了，起因是我们谁都没料想到的：为了孩子的教育。

这对夫妻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彼此很般配，理念也合拍，一度还是我们小圈子里不少人羡慕的眷侣，结果，多年来的夫唱妇随，最后却在孩子的教育上变成了谁也不肯退让的针锋相对。

争议的出现，是从孩子幼升小开始的。

幼儿园或更早的时候，父母多半更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但小学仿佛就是一道分水岭，上传统小学还是国际化学校，被不少家长看作是对孩子未来的第一次选择。

很多人都担心，这就像是“林中路”，当你选了其中一条之后，接下来的人生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男方希望孩子上传统小学。他不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有什么问题，毕竟“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这也没有妨碍成才，他本人还出国留学了。

女方则相反。恰恰因为从小在国内教育体系长大，她在反思之下，十分痛恨“应试教育”，希望尽一切可能让自己孩子摆脱这一人生道路——为此，她选择了某有争议的小众国际化学校。

可以想见，一个推崇传统教育的人，和一个偏爱小众教育理念的人，会有多么尖锐的对立。

两人都很较真，对孩子的教育又很难折衷，结果是原先在其它生活小问题上都有商有量的一对，在这个问题上越辩越各执己见，争吵下来反倒各自强化了自己原有的立场。

由此发端，又会牵涉到一系列的纠葛：妻子深信自己多年来接触了那么多教育理念，对孩子也更投入，比丈夫更了解什么才是对孩子更好的；而在丈夫看来，妻子已经走火入魔，恰恰是因为太投入，才不能看清楚孩子将来如何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不仅如此，丈夫认为自己见识、比较过中美不同的教育方式，不觉得这有必然的优劣之分，更深信只要你在中国生活，那么在传统教育的系统里更有利于你提早适应残酷的竞争。

这两种主张其实很难说有什么对错之分，双方都是逻辑自洽的，因此谁也无法说服谁。这对夫妻最终的妥协，是让孩子先上公立学校，虽然两人离婚，但妈妈继续带孩子去参加小众国际化学校的活动，等大几岁后让孩子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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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的教育路径

其实是因为家长对未来的判断不同

朋友夫妇的矛盾乍看难以置信，但背后其实体现着双方各自的性情、价值观和人生态度，那是他们以往生活经历的总和。

就像过去一年我们在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这类议题上看到的种种争论，人们那么激烈地去捍卫自己的主张，是因为否定它就等于否定自己多年来所选取的人生道路。只不过在我这对朋友夫妻身上，触发他们矛盾的恰好是“孩子的教育”。

如果在一个“一出生命运就已决定”的社会里，这是没什么可争论的，反正不论你受不受教育，人生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但在深受科举制传统影响的中国社会，如今似乎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你的出身等各种先天的因素，似乎都不如教育更能决定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不过由于孩子还太小，无法自主决定，父母就更容易代入，仿佛是自己在选择要什么样的人生。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也格外清晰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教育其实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这又取决于对未来的判断。

换言之，男方潜意识里相信：未来的中国和现在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无所不在的竞争、“内卷”会继续；

女方则认为：要以孩子为中心，充分发展他的个性与潜力，这不仅值得去做，而且将来孩子也可以活得更好。

说实话，我相对来说更站女方这一边的立场。

我倒并不认为公立教育一定会扼杀个性（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在公立小学就读），但我和她一样深信，通过创新教育挖掘孩子的潜力是极其重要的。

这么想，是基于我对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认识——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社会也许会改变，传统教育已经不再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相反，我们应当尽量把孩子培养成“创新人”（homo creati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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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看重“创新人” 

“传统教育已不适应未来发展需要”这样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专家一遍遍说过了。

前不久，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还强调，中国人口已进入拐点，而经济也正发生转型。在这样的大趋势面前，他认为中国教育也必须变革，现有的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善于背诵，模仿强而创造性弱”。

他痛陈“基础教育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最后出来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所有人都想进北大清华”，最终将难以适应转型的社会经济需要。

说了这么多，但国内的教育模式到头来还是纹丝不动，反倒更为内卷了，这一次会是真的吗？

我相信，是真的。虽然204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现在还模糊不清，但我们至少可以参考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当他们在1980年代初完成工业化之后，无一例外都转向了后现代社会。

中国2016年出现的产能过剩，也可以说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我们将来的路途，很有可能也通向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和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写过一本书《独异性社会》，对此有过很好的解释。

他说，典型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就是致力于社会所有单位的规范化、程式化和通用化，因而对人才的培养也都注重标准化，“特殊和异常只被当作不重要的、不受欢迎的甚至让人反感的”。

然而，后现代社会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往那种努力按“正常道路”生活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不是被看作是乏味无聊，就是太普通了。

在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是“独异性”，也就是一个独特、本真、与众不同的自我。

就像形质单一、批量生产的商品也不再受到追捧，标准化的东西或人才意味着很容易被替代，而只有独特才能不被取代。

这样，后现代社会就自然极端推崇一类“创新人”（homo creativus），这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强调的不是过去持续稳定的成绩，而是专注于潜能，不断地抛弃以往、开创和发现新的机会点、灵活多变地适应任何新出现的情况。

美国社会学家桑内特认为，后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可能会惩罚努力钻研的人，但他也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注重挖掘潜能：

“那些寻找才华的人对你已经拥有的知识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你能够学会什么；人事经理对你已经取得的成绩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你能够变成什么人。”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在研究了美国顶尖的公司如何择优录用人才后发现，如今甚至常常出现一种吊诡的现象：由于这些组织格外注重创新潜力、团队精神，其结果，工薪阶层的学生读书时把重点放在学业上后，“不但没有扩大，反而限制了他们在毕业时可选择的工作类型和收入范围”。

换言之，工薪阶层的孩子学术成绩优秀，然而却在面试中不吃香。因为面试官在意的并不只是你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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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会开始奖励“创新人”

像这类现象，在中国还只有零星迹象。

虽然对“中国学生缺乏创新”的批评几乎都成了全民焦虑，但始终没有多大改变，这恐怕是因为我们多年来毕竟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奔。创新型人才即便出现，既不见得是社会所大量需要的，更未必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只有当社会转型催生出巨量的需求，并使“创新人”变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时，社会机制才会不断去奖励这些人胜出。

当下的教育，培养的是适合十几二十年后社会的人才，需要相当的前瞻性，这种判断本身就会影响我们如何培养孩子，以便他提早做好准备——用进化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预适应能力”，好比天天跑步的人，一旦出现地震，他就有更高的概率抓住机会逃生。

当然，这样说起来，似乎“培养更能适应未来中国社会的人才”，本身也带有功利性的味道，但反过来说，这对当下的模式化教育也不失为一味解毒剂：

如果我们孜孜以求培养的标准化人才，将来有可能反倒缺乏竞争力，那又何必让孩子去吃这个苦呢？

发挥他的天性，挖掘他的潜力，让他做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这不仅仅是为了他更富有创造力，也是为了让他最终能成为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