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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以及如何“救救孩子”
———中国幼儿道德教育之改造
邓小平曾为某校题词曰：“教育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题词虽然是谈教育的，但实际上也可作为社会和文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儿童教育应当追求“三个面向”，应当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服务，应当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应当为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服务。中国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取决于我们能否培养出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新人。而能否培养出新人，取决于教育是否能体现现代意识、现代价值观念、现代道德观念。儿童道德教育能否实现现代转型，是能否培养出名副其实的新人新社会新文化的关键之一。
中国儿童道德教育传统是一份值得扬弃的历史遗产。应当说，这里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哲学家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们常讲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何判断传统文化的优良成分和腐朽成分，依我看来，优良传统占1/3，腐朽的东西占到2/3。因此，我们要分清多与少、大部分与小部分的关系。”[1]张岱年还说：“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2]在张岱年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优良成分和腐朽成分的比例是1比2，然而，中国儿童道德教育传统中优良成分和腐朽成分各占怎样的比例，我认为肯定就不会是1比2了，我相信其中腐朽的成分更多。
鲁迅曾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云:“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说“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主要是指传统道德是“食人”的。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揭露中国传统道德的吃人本性：“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这些传统的封建道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封建帝制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已九十余年，但是封建道德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无庸讳言，目前某些封建道德依然以道德的面目、以“优秀传统文化”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出现在儿童面前。曾长期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典范而被广泛赞崇的“岳母刺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岳母刺字”说的是岳飞幼年的时候，其母在其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四个字以及刺字行为本身是值得反思和警醒的。其一，岳母在幼年岳飞背上血淋淋地刺字，这显然是错误的。岳母的刺字行为是严重违法的人身伤害行为，肯定是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的。其二，岳母的“精忠报国”是与对“家天下”的“当朝天子”的忠诚联系在一起的，这与现代文明政治和现代价值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其三，岳母刺字的故事有可能是封建统治集团或封建文人为实现封建教化而杜撰的幼儿道德教育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那个历史人物岳母，大概是不会用刀锥在幼年岳飞稚嫩的背部刺刻“精忠报国”这几个字的。但据说岳母在幼年岳飞脊背上刺字了，并被推崇为天下母亲“忠君爱国”的榜样，那么岳母本人便是封建道德的受害者，同时她的刺字行为不仅是用刀锥伤害了幼年岳飞，而且还用封建道德毒害了幼年岳飞；如果“岳母刺字”是被杜撰的道德故事，那么岳母便是一个受害者，她无辜地背负了残忍的恶名。
鲁迅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便注意到封建道德对儿童的毒害。在写于1926年的《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一文中，鲁迅便将长期当作儿童道德楷模的“二十四孝”进行了深刻地嘲讽和批判。据他回忆，他幼年收到的第一本图画书，是一位长辈赠送的《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可见“二十四孝”的封建道德故事影响是多么广泛，真可谓妇孺皆知。“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接着他分别批评了“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莱娱亲”等“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特别提到“郭巨埋儿”的故事使他幼年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惊扰和折磨：
“他[郭巨的儿子]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二十四孝图》）说明云，‘汉郭巨字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渭妻日，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了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从鲁迅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郭巨埋儿”这一被儒者历来推崇的事迹对一个儿童的恐吓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成年鲁迅在描绘了一番当时的恐惧之后，又重复地描述了一番当时的恐怖心情，以及这一故事所造成的儿童与成人特别是与老人之间无法弥平的隔阂：“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挖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幼童玩的一种微小的鼓]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蹭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同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我]《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1934年，鲁迅写作了《且介亭杂文·难行与不信》,这是鲁迅以专题形式揭露国民政府对儿童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战斗檄文。当时的国民政府将该年定为“儿童年”，应当说算是一种进步，说明政府和全社会对儿童的成长和福利更关心了、更重视了。然而，那些“爱国之士”却利用“儿童年”拼命进行封建教育。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他写道：与写作《〈二十四孝图〉》时的情形相比，“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当然早已从‘梦宗哭竹’‘王祥卧冰’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地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夜读’‘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珂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鲁迅的这些话，揭露了封建道德是荒唐的、有害的，是无法实行的，是胡乱编造、欺骗儿童的。“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国外，都是三四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要紧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这些话喜笑怒骂，揭露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儿童观念、教育观念的陈腐和落后。这些道德和教育连其鼓吹者自己都不信，反而劝“小朋友”相信，显然是非常虚伪的。自然而然，小朋友们往往也是不信的。鲁迅自己幼年“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不就是说“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吗？假大空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病根，这种所谓道德教育本身就是伪道德的、反道德的，用鲁迅的话来说，那就是：“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离）（祸）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这种所谓道德教育不仅不能使民族精神强筋健骨，反而为民族的发展甚至民族的未来埋下了祸根。
鲁迅先生还在其他的一些杂文中批判了封建儿童观、教育观、道德观，揭露封建文化对儿童的毒害。早在五四运动的前夜，他便在漆黑与沉闷的氛围中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毛泽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子，已经看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一面，他将鲁迅看作“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表明他是赞同鲁迅的文化观念的，表明其与鲁迅一样看穿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弊病。他所发动的“文革”便是试图反封建的，试图建设新道德，试图以新道德培养“红色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然而培养出来的却是一批红卫兵，而红卫兵的“忠字舞”、“无限忠于……”的口号，恰恰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和奴才意识发挥到极致。“文革”本来是扬弃传统文化的，然而当时儿童道德教育的方法、内容却是封建性的，必然与文化“革命”的初衷南辕北辙。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的。“文革”中的极左道德使一代儿童少年青年的心灵充满了伤痕，以致于“文革”结束后便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朦胧诗派的代表梁小斌于1980年写下了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诗人的这种痛苦的诉说表明，“文革”没有使年青一代走上光明道路，反而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应加强其科学性，加强对儿童道德教育文化传统的反省，应当清扫封建道德教育余孽，应当以新道德、以近现代教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道德教育的改造和变革。
周作人认为，要救救孩子，应当从尊重儿童内外两方面的生活入手。“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内外两面的生活。……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3]在周作人看来，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之所以毒害儿童，是因为成人对儿童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周作人反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中必须“文以载道”的倾向：“向来中国教育……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4]他认为这会伤害儿童的天性。他主张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应当坚持非功利和非道德的倾向。在给儿童看的故事中，意义教训之类“儿童自己能够理会，原也很好，如借此去教修身的大道理，便不免背谬了。”[5]脱离儿童的生活、脱离儿童的世界而进行的道德教育适得其反，会培养伪君子，会造成童年的败坏、道德的败坏。“有以廉让之德，利他之谊，诏二三岁儿者，微特不受，且抑其固有之种性，不得发泄，留为后因，反成其贪滥自利之德，皆逆自然之教育以至之也。”[6]周作人的这句话揭露了幼儿教育成人化反而会造成危害，带来不道德的恶果。周作人还用别人的研究进一步强调道德教育成人化和年龄上的超前会带来危害：“十年前在《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各方面》（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 ，斯丹来霍耳博士编）上，一篇论儿童的所有观念的论文里，记得他说儿童没有人我观念的时候，见了人家的东西心里喜欢，便或夺或偷去得到手，到后来有了人我及所有的观念，自然也就改变。他后来又说有许多父母不任儿童的天性自由发展，要去干涉，反使他中途停顿，再也不会蜕化，以致造成畸形的性质。……”[7]
周作人非常认同印度一种佛经中的观点：“《大智度论》里有一节譬喻说：‘有一子喜在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思惟，此事易离，儿大自休。’这话说得畅快。”[8]这里的“此事易离，儿大自休”其实就是中国民间谚语“树大自然直”的意思。树只要是健康地活着，充满生命的活力，那么它便是向上的。向上、上进是树的本性，其实也是儿童精神成长的本性。
现在有人发现了封建道德受到了重创，失去了往日的迷人魅力，而新的道德尚未成熟，据此而畏惧现代道德而主张走回头路，主张回复读经传统，从而回复旧道德，重新让儿童背诵“君则敬臣则忠”这些东西作为人生指南、道德规范，这是非常有害的。
儿童读经运动因鼓吹封建道德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害，因脱离儿童的生活和趣味而对儿童的成长有害。对儿童成长有害，便从源头上污染了今日的儿童、未来的建设者，便从根本上进一步损害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在继续变革的过程中解决。那些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而主张原地踏步或走回头路的观点，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错误的。
人是道德的动物，儿童道德发展就像语言发展一样，其内因是人的基因规定，是人的生物学潜能，但其现实表达却依赖于环境。只要有社会生活，儿童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中的道德成分吸纳入自身的心智中。儿童的道德发展是依赖于生活环境的，这就意味着，用不道德的方式进行所谓道德教育将会造就伪善的不道德的人。
童年、童心、童真、童趣是纯净的，是值得珍视的。“童心可鉴”便是说儿童也有值得成人学习的地方。面向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应当以不破坏其纯净的心灵为前提。道德教育应当为捍卫童心、保卫童年鼓而呼。禅宗典籍《五灯会元》卷六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年老高僧，收养了一名儿童，高僧从不教他礼仪规矩。一天有个行脚僧来寺中寄宿，将礼仪规矩传给这孩子。高僧知晓后非常生气，对那位行脚僧下了逐客令：“我收养这个童子已经两三年了，怪可爱的，谁让你教坏他？赶快收拾东西走吧！”当时已是黄昏，风雨交加，可是行脚僧还是被赶出山门。[10]可见高僧对于他的好为人师的作为是多么的难以接受。在这位高僧看来，那些体现宗法等级名分的礼仪规矩全是障蔽“童心”的，把这一套传给儿童，只能让小孩子们学坏。显然这位高僧已经认识到当时的（封建）道德规范会污染儿童纯洁的心灵。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仁义道德纲常名教等等是值得反思的。那些被称为道德的东西往往是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即它们使人成为奴隶。
道德本来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本来是为人提供方便的，然而它们往往束缚了人的手脚和心灵。我们不是不需要道德，而是不需要伪道德；我们不是不要道德，而是要做道德的主人；我们不是不要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而是通过道德教育，让童年的天空更加蔚蓝、纯净。这就要求我们，对幼小儿童传递的道德应当是加上引号的，这种“道德”应当是平易的、朴素的、“前道德的”，应当溶于幼小儿童的日常生活。
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首先应当加强道德教育的科学性，而不是将成人世界的所谓道德提前灌输给托儿所、幼儿园的小孩子，更不是将成人世界的所谓道德规范更早更多地传递给儿童。只要成人社会和民族文化在改革中进一步纯净，那么我们将没有必要为未成年人的道德发展而感到忧虑。西谚有云：“培养一个儿童需要整个村庄。”是的，儿童的道德风貌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文明风尚，同时也是整个社会道德风貌的风向标、显示器。
蒙台梭利云：“人类获得救赎的希望全赖于人类的正常发展。所幸正常的发展并非系于我们意图教给孩子的，而是依照孩子本身的发展。”[12]“我们对未来和平的希望并非寄托在成人传递给孩子的知识上，而是寄托在这群新人类的正常发展中。”[13]其实中国的希望从根本上来说既不在于我们传递给儿童的知识，也不在于我们传递给他们的“道德”，而在于这些小孩子的“正常”发展上、快乐成长上、全面发展上，尽管传递给他们“知识”和“道德”是他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前提。然而这个前提本身也要有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应当慎重地检视我们传递给儿童的“知识”和“道德”是不是科学的和是不是道德的。如果这些“知识”和“道德”存在偏见或错误，如果这些“知识”和“道德”是愚昧的、反道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么儿童便会受到异化，那么道德教育便会南辕北辙，那么民族未来便会令人忧虑。
小孩子的“正常”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尊重童心、保卫童年，取决于儿童教育（包括儿童道德教育）能否顺应儿童天性、能否尊重儿童生活、能否为儿童提供文化的和教育的条件，从而使他们充分表达与生俱来的人类发展的潜能（包括道德发展的潜能）。
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是一个孩子发现了成人社会（从皇帝到百姓的所有成人）共同维护的一个大骗局。是成人拯救儿童，还是儿童拯救成人？也许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教育，才能相互拯救，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5期，第8页
[2]张岱年.建设新道德——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教育艺术,1996年第6期
[3][5][9]周作人.儿童学，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686、582页
[4]周作人.儿童的书，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10页
[6]周作人.儿童研究导言，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页
[7][8]周作人.感慨，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3、613页
[10]（宋）普济辑.五灯会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11][12]Maria Montessori著，庄建宜译.教育与和平.台湾及幼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5、85页
（本文来源：《学前教育研究》2004年 第11期）
【2】《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漫画版！
【3】央视纪录片《我的游戏童年》，发现游戏的精彩（附视频链接）
【4】刘焱：幼儿园如何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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