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读书死、死读书、读死书”的
失败经历
陈家祖上行商，富庶一方，但到陈鹤琴的父亲一辈，已日渐势衰。特别是父亲吸鸦片后，更是加速颓败。与蔡元培、胡适均由母亲拉扯大的一样，陈鹤琴六岁丧父，童年喜怒哀乐、茶米油盐的记忆，也多关于母亲（陈鹤琴，《我的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第71页）。其母陈张氏，除了像传统中国女人那样勤劳、诚恳外，还多了一条：深入骨髓的坚毅。陈鹤琴出生时，已是第六子，她忍着剧痛独自在家生产；丈夫亡故后，又一人拉扯孩子；家徒四壁下，仍坚信命运总有转折……陈鹤琴人生的坚毅果敢，在与白色恐怖斗争时显露无疑，或是发轫于母亲的不言之教。
▲陈鹤琴先生照
除了母亲，聪明能干的二哥，也是他的榜样。比如，陈鹤琴个子不高，但一生行立坐卧，始终腰杆笔直，凡见到他的人，第一印象就是“人很精神”。这正是受二哥的影响。他的开笔先生（即第一位老师）是二哥的老师王星泉，写字、描红、作对子，均教得仔细。可惜不久，又换了位嗜食鸦片的老先生，上课哈欠连天，睡眼朦胧，从不阐释文意，只照本宣科，误己误人。
至十四岁，陈鹤琴虽已能认识三四千字，但也仅限于“认字”：书中的内容完全不能理解，更遑论主旨内涵，连写文章都没尝试过。六年时光，陈母将孩子托付老师，竟只是这般结果！教育之死寂呆滞，还有更甚者吗？这段失败的经历，让陈鹤琴对“读书死、死读书、读死书”（陶行知语）深恶痛绝，也促成了1940年前后陈氏“活教育”理论的诞生。
随后，陈鹤琴随姐夫来到杭州蕙兰学堂。这是所教会学校，课程设置仿效美国，不仅有国学，还有西学、体育、艺术等。其中英语、科学等科目，对零基础的他来说，门槛不小。据一九二一年的《教育公报》所统计，欧美在当时的旧中国有五千五百一十七所教堂，每年对国人予以初等与中等教育者达“十万左右”（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4页）。教会力量或者说教会办学，成为时代标配，但具体到不同的办学者，情形又有不同。
以陶行知来比，他也曾在同类学院读医，但终因备受歧视，愤而退学。陈鹤琴之所遇，氛围相对改善，令他获得极大的思想启蒙，不但成绩跃升，还皈依了宗教。我们摘读一段当时的情形，感觉犹如今日中学的“民国版”：
蕙兰对学生的成绩考查得很紧。每天上课的时候，教师总要将前天的功课温习一遍；周六不上课，将一周学习过的功课进行小考；每月月底作月考，学期作大考，学年年考……每日上午11点要做礼拜……座位依照每学期大考的成绩排序。（柯小卫，《陈鹤琴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第21页）
02/ 用心理学研究教育，从此海阔天空 蕙兰学堂让陈鹤琴第一次“睁眼看世界”，而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则又进一步推高了他的人生。前者首开国内英语授课的先河，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与预科的大满贯布局，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深刻，陈鹤琴自然获益良多；后者由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建，学术自由，民主风气浓厚，创青年会（青年社团组织）、组同志会（学术团体）、建工友补习学校、办义务小学。还没毕业，陈鹤琴已身兼两个“校长”、一个“经理”。 如此折腾的缘由，除了外部环境，他曾自我回忆说：“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宗教精神给予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巨的，她使我成为一个教育的斗士……因此，在很早以前，我就立志此生要为劳苦的民众服务，同时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凡是别人不愿干、不敢干、不屑干的，我都去干’。”（陈鹤琴，《陈鹤琴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五卷，第49页。） 用一个豪气冲天的“干”字，立身、立学、立志，听起来有点“做中学”的味道。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一个人的成就，实际上是由童年养成的价值心理决定。进一步说，童年是一生的缩影，一生是童年的延展。陈鹤琴身体力行的实践观，来自于私塾教育，更底层的，是她母亲、哥哥的影响，诸如“吃亏就是占便宜”“人生非奋斗，没有出路”等。到清华后，这些影响汇成一个信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既要服务，则不能端坐于书房，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干”成了出发点和归宿地。 那到底怎么去干呢？干的重点和方法，又在何处？带着这些问题，陈鹤琴漂洋过海，来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九一四年，他成了第一个就读该校的清华学生。他本想学医，就像鲁迅在日本仙台那样，学会治愈和强健身体的本领。但真正进入学术的百草园后，地质、生物、园艺……竟都觉得喜欢，一时间，陷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困惑中。思前想后，陈鹤琴对学业审慎分析：其一，知识无穷尽，方法才是钥匙。有了钥匙，不怕得不来知识；其二，相比关注岩石、动植物，还不如“回到‘人’的研究上去”（《陈鹤琴全集》，第2卷，第668页）。 △ 1914年，陈鹤琴与陶行知等人赴美留学 看来，找到研究人的方法，才是上上之策。当时，陈鹤琴已经选修了普通心理学，授课恩师为著名心理学家铁钦纳，但一九一七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才发现，以桑代克、克伯屈、孟禄为代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水平，真正独步世界。其中的带头大哥，便是杜威。当年同在哥大的，还有陶行知、郑晓沧、李建勋等。这些精英中，不少有过教师经历，甚至做过校长、督学，如张伯苓曾于清华给陈鹤琴上过课。 如此豪华的阵容，让陈鹤琴信心大增——以心理学来研究教育，从此海阔天空，大有可为。在哥大，陈鹤琴直接授业于杜威的学生克伯屈，也可算继承了杜氏思想。孟禄教授也较为推崇杜威，一九一七年冬，他带领三十余人考察美国南部黑人教育，其理论目标就是验证“做中学”的有效性。正是在这次出行中，陈鹤琴对“实验”这一科学方法有了全新认识，同时又服赝于杜氏理论，觉得“做中学”现实意义巨大，足可万化万生，是件难得的宝贝。客观而论，“实验”正是实用主义者的利器，杜威说的“做”，根本意义上就是一种“实验”。正是由实验中发现问题、总结原理，才有了所谓的“学”。 从这些一手资料中，他详细分析儿童身心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又以智力测验、词汇筛选的前期基础，归纳儿童特点为“四心”：好动心、好奇心、模仿心、游戏心。这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对儿童立场的阐述，正好互证；更具中国特色的是，他的研究，包括对父母育儿的指导，实用建议居多，还提出儿童学习原则、家庭教导原则等，发人深省。不久，他先后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部作品。尤其是第二部，一九二五年面世以来，曾十余次再版，印行量达百万之巨，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现象级经典。 以上三件事，不妨看作是陈鹤琴的教育申辩，不但让他甩掉了“欢呼博士”的蔑称，还一举奠定其在中国幼教领域的地位。这场申辩，不是“说”出来，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来。其后，他又在南京、上海、江西等地，首开中国实验幼稚（儿）园、幼教师范教育（从教材、教法到学制，均采用“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幼小衔接教育等。一九三四年，通过考察欧洲十一国，陈鹤琴进一步提出了“活教育”思想，所谓“活”，即在批判和反省中，在怀疑与嘲笑中，在国难与民殇中，坚定地办中国式的教育。 △ 1981年，90岁高龄的陈鹤琴先生 从历史的进程看，从国民党的政治暗杀，到战火纷飞的惨淡经营，再到乾坤颠倒的十年劫难，数度绝境的陈鹤琴，早已忘记那个豪气万丈的青年海归，那个意气风发的中年教授，还有那个大举改革的行政官员。唯一支撑自己的，是在荒诞且黑色的历史汪洋中，把牙咬进肉中地泅渡，再泅渡！ 若有人问，什么是“活教育”的精神？或许，陈鹤琴会莞尔一笑：很简单，先喊出“凡是别人不愿干、不敢干、不屑干的，我都去干”，然后拿一生做到。 △ 陈鹤琴设计的摇船 （作者邱磊系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评论员，专栏作者。本文发表于《教师月刊》第七期） 编辑/鲁阳阳 设计/林惠卿 主编/李晗 精彩回顾 陈鹤琴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一起重温“活教育”的真谛 主编探园丨不废江河万古流：一个小微幼儿园的勃勃野心 一个幼儿园到底是不是童年的乐园，毫不夸张这个人说了算！ 回望幼教人丨陈鹤琴与陶行知，我们的教育中国化改革之路（上） 回望幼教人丨陈鹤琴与陶行知，我们的教育中国化改革之路（下）▲1920年，初为人父的陈鹤琴与妻儿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文幼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