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幼小衔接，我有话说。这个话题在我心里憋了二十多年，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当然，或许也是天命安排我必然要在这里来个大转弯，就像孙敏“在拐角遇见幼教”一样。

事情要从2001-2003年国家启动的第八次课程改革说起。在这之前，我的目标是创造中国自己的“瑞吉欧”教育体系走向世界。

事实上我也已接近成功，不仅开创了家园同步学会生活课程，也初步建构了0-7岁中国幼儿全人教育——全能宝宝生态体系，这个项目在参加2002年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与上海市社科院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分享时获得国际社会学家们热烈反响与高度好评，他们说我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做出了最有趣的实践。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一位台湾籍教授把“全能宝宝”翻译成“Whole Child”，她能更畅通地理解“全人教育”的中英不同语言表达。

王晓燕 浙江全能教育研究院院长

记得我刚从这次国际研讨会回来就接到了时任《幼儿教育》编辑部主编李运庆老师的电话，说负责制定教育部课程标准的李季湄老师找我去北京帮着编写小学教材，就这样我加入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北师大出版社教材编写组，开始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教育专家们讨论编写一二年级的《品德与生活》教材。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才发现“天大的问题”：原来小学根本不知道幼儿园在学什么，把小学一年级当作“零起点”！比如爱国主义教育，在我们的幼儿园课程中，从小班就开始认国旗唱国歌，到大班已经逐步深化到探究“我是中国人”的各种中国特色，可到了小学一二年级，还要从认识国旗、国歌、国徽开始再从头来过，如此无效重复，极不符合“最近发展区”原理，怪不得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了！我曾经受邀去参加一所小学名校的艺术节，眼看着活蹦乱跳的一年级新生到了五六年级却变得死气沉沉如木偶一般表演，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为什么，这次在教材编写中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幼小断裂，让孩子的生命之树失去了扎根生长持续绽放的养分与活力。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我提出课程改革要把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体化“拉直”，让孩子的生命成长有个循序渐进的内在序列。我的提议得到了教材编写组专家们的响应，其中一位来自吉林省的专家提出先为吉林省二十几万学生编写一体化实验教材，我虽然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想到术业有专攻，中小学教材应由这个领域的专家教师来编写，我要做的是回去重新编写幼儿园教材，从终身发展的角度来打好幼小衔接的全面课程基础，再由小学老师往上生长。这就如同建房子，你必须明白幼儿园可以建到第几层，再从这个基础往上建，否则无视前面的基础盲目起头，对孩子的生命成长而言，所有的教育都是空中楼阁或无根之木。

在结束教材编写和全国师资培训后，我回来做了三件事：一是完成家园同步学会生活课程理论专著《打造孩子一生幸福的幼儿教育》并于2003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奠定了幸福生活教育的理论基础，构建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个领域维度的2-7岁循序渐进主题目标与评价体系，阐述了环境创设、师幼关系、家长工作、管理艺术等各方面的“潜隐课程”，对“幸福幼教”做了系统性描述，读过这本书的幼教工作者在十年后还向我反馈说：现在的幼教就是按照你当初写的发展的。

二是设计了三种类型的实验班来探索幼小衔接实践模式，一种是全日制的“幼小衔接学前班”，一种是大班周末的“幼小衔接培训班”，一种是大班毕业后暑假里的“入学准备训练营”，后来的“幼小衔接”发展为校外培训市场热点且偏离我当时的实验初衷，这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第三件事更让我想不到会带着我兜了二十年的一个人生大圈。原来我研究的“幸福幼教”是想引领中国幼儿园走向世界的，所以当时的全能宝宝课程适合“塔尖”群体，尤其受到那些高知、海归家长青睐。但一旦关注到要与义务教育衔接，便让我想到广大农村孩子，想到在北京编写教材时李季湄老师反复强调的本土适应性，于是从原来的“中国幼教国际化”专业象牙塔转向民间基层，开始介入民办幼儿园实践指导，这才意识到“我研究的是幼儿教育的满汉全席，到了民办幼儿园才发现要从放油放盐基本功开始”的巨大落差，于是我开始走出体制，从城市一路下沉到郊县、城镇、乡村。

2005年受邀去全国童装名镇织里镇开创占地70亩超大面积的“东盛全能宝宝中心”，开园典礼时邀请了时任南师大学前教育系主任唐淑老师、《学前教育研究》编辑部主任皮军功老师、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黄燕燕书记和步社民副院长、浙江省幼儿园特级教师朱静怡和王芳、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黄建明等业界大咖来见证探讨“幼儿教育社会化”课题，就是为了创出“幸福幼教乐园”基地实践模式向全国推广，但由于文化观念差异冲突而导致这个项目“出师未捷身先死”，并将我引向“践行人类学”的社会研究方向，这是后话。

从2003年到2008年，我花了五年时间一边下沉实验一边重新编写《全能宝宝幸福课程》家园同步教育方案，分2-7岁每月大主题、每周分主题、每天小主题，共有1千天的主题活动，涵盖五大领域、百科通识、多元智能、学科融合、环境创设、家长工作等各方面内容。当时我把这套教材拿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位幼教资深编辑说“这是填补国内空白，也或许是填补国际空白”，让我很受鼓舞，但在向幼儿园开展调查时却受到打击：当时园长们纷纷表示不能接受给家长们发教材，这让我意识到家园同步教育的时机未到，便放弃了出版这套教材的打算，于2008年开始创办乡村公益基地，于2009年开始介入社区亲子公共服务。

正是从幼教亲子走向乡村社区的研究过程中，我有了更宏大也更深刻的发现：原来影响教育的不仅是幼小衔接纵向一体问题，还有社会生态全息环境问题！如果把幼儿教育比喻为幸福人生的种子，那么社会环境就是支持种子扎根发芽健康成长的土壤，土壤变质，再有良种也枉然。就这样，我开始从0-7岁“幸福种子工程”转向全人终身教育和社会生态治理研究，陆续写作出版了《中国教育问道》、《教育富国论》、《教育回家》、《幸福生命学》等一系列幼教之外的论著，也与幼教圈渐行渐远，并一路研究到“幸福党建”和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搞不懂我到底在干什么。

弹指一挥间，时光就这样悄悄滑过二十年。

202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终于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推出了双向衔接、入学适应期、幼小联合教研、家园校共育等科学举措，全国幼儿园也开始热火朝天地开展“幼小衔接，我们在行动”的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令人欣喜地看见希望。

但我同时也遗憾地看到“小学起始年级必须按国家课程标准坚持零起点教学”的文件解读，而意识到只要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不改变对“教育、教学、学习”的狭隘化认知，中国教育整体改革的幼小衔接之路依然会在治标不治本的误区中迂回曲折任重道远。

而从幼教工作者而言，一方面如何让家长和社会大众深入理解幼儿教育的内涵真谛，一方面如何让小学老师和教育决策者真正看见幼儿教育的价值意义，这便是我绕了一大圈“西天取经路”的研究历程，也是我憋了二十年想一吐为快的时代命题，只是篇幅所限，得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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