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者丨与幼教结缘70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唐淑访谈录

我们两人性格互补，分工上，赵老师主内，引领大家在学术上奋发图强，我主外，与各方友好交往，共同发展。后来， 我担任学前教育系主任后，继续努力传承赵老师的优良传统， 不断更新观念、创造条件，让每位同仁不断进取，共同成长。不过无论何时，在我心中她永远是我的导师！

唐：我当时选择参与学前教育史的研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先遣队成员参与整理办公室和资料室工作，为返校复课做准备。在整理资料时，我发现了陈鹤琴等前辈留下的一些关于中国学前教育史的资料，其中有一个《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目录选》的小册子，使我意识到原来前辈们已经着手在做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的准备工作。后来，我又知道日本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幼教史，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念：研究我国的幼教史是我们中国幼教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1989年，由唐淑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关于中国学前教育的资料选问世。

第二，是兴趣使然。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小学时爱看历史故事书，初中时教历史的李老师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每次上她的历史课我都听得津津有味。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对历史一直葆有兴趣，也促使了我日后对学前教育史的关注。 

唐淑教授主编的《学前教育思想史》第一版和第二版

第三，是与现代幼教前辈们的南师情结。陶行知是南师大教科院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的创始人及首任科主任，陈鹤琴是南高的教授、南师的院长，张宗麟是他们的学生和助手，他们三位又是我父亲的老师，我是他们的孙辈，我对他们有种天然的特殊情感。我对前辈们为开辟我国幼教“中国化、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非常敬佩，因此当看到那些珍贵的教育史资料时，我就义无反顾地决定编写我们自己的中国学前教育史，以及开设学前教育史课程。

唐：是的，我是我们系的“下乡专业户”。我的下乡经历可以从1958年说起，当时全国都在搞扫盲运动，江苏省扫盲运动开展得好，国家又提出文科要走向社会大课堂，于是江苏省教育厅吴天石厅长要我系派一支队伍去搞扫盲运动。所以，23岁的我就带领28名女大学生（幼教系的毕业班）到溧阳开始扫盲，到了后分头去了溧阳七个乡，四人一组，我要在各乡之间来回巡视和指导。下半年，是全系师生到溧阳，从办幼儿园到办红专大学。就这样，1958年我基本上都在溧阳了。1960年，南师与附属幼师混合编组，又去全省九个县开展农村幼教，我便第三次到了溧阳。

1965年， 我又带领学生去丹阳搞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转民办中学的工作。此外，我在 1961年、1964年分别到句容、江宁等农村搞整社和“四清”运动。1973年，南师开始陆续恢复招生， 但幼教系还没开始招生，我们就进厂下乡搞幼教培训、办幼儿园去了。

当时全国搞“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南通如东做得好，还办了很多幼儿园。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了解到那里的办园情况，就让我们南师学前专业的老师们前往如东进行专业指导。到了如东，我们针对幼儿园里大多由“赤脚医生”教孩子认识中草药和穴位等现状，就开始办培训班，制作玩教具并举办展览，帮老师们备课，教做早操、教歌舞、讲故事等。毕竟只有先把老师们教会了，他们才能去教孩子。

刚去的时候，我们都不太适应如东的饮食，因为那边什么菜里都要放文蛤，很多人都拉肚子，没办法，就只能在食堂打点饭，想办法借个煤油炉，每天煮一点青菜，烧一点番茄蛋花汤。但是，我们很开心。农村幼儿园老师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我们在如东培养了一支很不错的幼师队伍，后来有很多地方都去如东参观学习。

此外，我们还到过许多地方继续送教上门，比如武进、溧水、丹阳、句容、无锡、淮安、洪泽等，可以说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在送教上门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农村幼儿教师，并和她们成了好朋友，像如东的季本芳、武进的宋菊芬、盐城的吴颃琛等。她们那边有什么活动或培训班，我们都去支持。

唐：改革开放确实对我们学前系的学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可学习、借鉴的范围拓宽了。以前我们只是学苏联那一套，即使后来苏联专家撤退了，但是影响还在，高校使用的还是苏联学前教育的学科体系，即“三学六法”（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和幼儿园语言、计算、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六大教学法）。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先进教育思想一下子涌进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不断融合、吸收，真正做到了洋为今用、古为今用。我们一方面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当前先进的各个流派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南师学前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都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提起课程改革，要从“六法”的课程名称说起。之前我们只强调在幼儿园怎么教，比较强调教材和教法，后来我们把“六法”的名称都改了，比如：“幼儿园音乐教学法”改成了“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幼儿园美术教学法”改成了“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等等。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名称更改背后代表的是学科研究范围的拓宽、研究深度的加深。

我们不仅关注幼儿园要教什么、为什么教以及怎么教，更要研究幼儿怎么学、学什么等，还会去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改革与发展等，并且会吸纳国际先进理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使得这些课程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

另外，我们还开设了几门新课程，比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家庭教育、学前教育课程论、学前教育史、儿童游戏等课程。我记得当时为开设外国幼教这门课，赵老师组织老师们翻阅、翻译外国文献，比如美、英、苏、澳等世界各地的学前教育资料，请有关老师来做专题讲座。

唐：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市实验幼儿园的黄文奥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幼儿园的活动内容有重复，同一个内容会在很多领域多次出现。比如说兔子这个话题，在图画课画兔子，在语言课上讲兔子的故事，在体育课上学兔子跳，在音乐课上唱兔子的歌……明明是一个整体，但是真实的课程开展中，却是既重复又割裂。

赵老师非常认同黄老师这个观点，决定以常识为中心，组成一个个主题，整体地进行教育、教学，于是南师大教科所和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共同开展了综合教育课程的研究。当时因为系里的管理工作和自己的研究任务，第一次综合教育课程改革我没有直接参加，但始终关切。我和赵老师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有问题一起商量。

我一直都非常支持赵老师发起的这次课程改革，但在当时的幼教界，有不少人对此不能理解，总有一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认为综合课程缺乏理论基础什么的。但我认为改总比不改好，一件事情刚开始总归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事情的发展总是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因为坚信这场变革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愿意接受并理解有这个过程。

事实证明，综合教育课程改革是符合幼教规律的，其方向和做法都是正确的。1987年，赵老师申请了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农村幼儿教育研究”，这次我就全面参与进来了。我们决定从自己最有发言权的课程入手进行改革，成立了课题组，每个月都去幼儿园现场观摩、研讨。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江宁调研时，参加活动的副局长对我们的活动大加赞赏。我们坚持尽量利用当地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资源，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开展各种活动。当时正进行“金色的秋天”主题，我们是在田野里进行的，小朋友坐在田埂上和老师们一起歌唱，到田里拾稻穗，再带到室内数稻穗，最后把稻穗带回家喂给鸡吃。

那是个收获的季节，田野间有成熟的稻穗、黄透了的大豆，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多好的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机会啊。局领导感慨地说，现在幼教的改革绝对跑在小学前面。通过农村综合课程的研究，我们初步建构了幼儿园综合课程的理论框架，并首次创建了农村化、幼教化的农村幼儿园课程。到“九五”规划时，我主持了“我国幼儿园课程体系研究”，全国有18个单位参加，其中也有“农村综合教育”子课题。 

唐：我退休之后，除了到幼儿园坚持课程研究外，还有两项工作：一项是编写学前教育史的相关教材，另一项是学会工作。2000年后，我先后担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学前教育研究》副主编等职。此外，还有省里的学会工作。所以我的退休生活很充实、很开心。 

退休后，唐淑教授（第一排左二）依旧经常到幼儿园做现场指导

养生这块，我平时不会特意去关注，我觉得心态好就行了。诚如陈鹤琴先生说的那样，吃得下、困得着、拉得出。 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就好。

唐：1979年，教育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在规划精神和教育学会成立的鼓舞和感召下，当时出席会议的九位幼教界代表一致认为，幼教界也需要尽快地把幼教科研队伍组织起来，相互交流幼教的科研成果和教育教学经验，以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幼儿教育科学进军。 

于是，我们决定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当时任教育部幼教处处长的孙岩，中央教科所幼教室的孙爱月、史慧中等几位都是规划大会的工作人员，她们是创办研究会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孙岩处长，她带领我们讨论了研究会的宗旨，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最后决定同年秋季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年会。

2019年，唐淑教授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致辞

选择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陈鹤琴先生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之一，我们几位发起人一致认为，陈鹤琴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幼教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 而只有在南京开会，年事已高的陈鹤琴先生才可能亲临会议。二是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确定了南京为我国幼教科研基地。

当时在有学前教育专业的高校中，也只有我们的专业队伍始终没散，还有“新鲜血液”注入。我在研究会任职了两届后就按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不再担任理事了。第四届理事会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研究会的领导又推荐我去任学术委员，并负责托幼机构教育专业委员会（后更名为幼儿园课程专委会）。到了2000年，冯晓霞当选理事长，我又担任副理事长，主抓课题研究领域，具体负责课题的申报、培训、评审等工作，重点参与了中国幼教百年的庆祝活动。

唐：目前从政策和专业导向来看，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已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工作规程》《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文件的科学性、指导性越来越强，对幼教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幼教情况差异较大，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一点一点去建设和完善。我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心怀希望，脚踏实地，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关于学前教育立法，我一直都很关心，中国学前教育也终于要迎来有法可依的时代， 这对促进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而科学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当然，立法之后更重要的是执法，我作为老幼教人，可能更关注法律的落实情况，所以让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依法建设中国幼教的事业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