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众号:竹醉的小茶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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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转自公众号“竹醉的小茶馆儿”——《正经扯扯||对这些年幼儿园教师发展的感受》
聊一下对这些年幼儿园教师发展的感受,从我身边的微观到宏观,只是同门讨论谈到的一种感受,不是说学理性的严格推理和论断。
我是觉得幼儿园教师现在陷在了一个圈里面,大多数教师现在不积极也不乐观,其实不是教师的问题。而是大的环境使得教师不能积极、不能乐观。我回顾了一下,大概有2008年到2014年、2015年到2019年、2020年到现在,三个明显的阶段。
08-14年我接触到的身边的幼儿园教师,整体上是一个虽然工资比较低,抱怨事情也不少,但是大家都很积极、很乐观、不断学习的状态。大家会比较积极,虽然日子过得也比较辛苦,主要表现在社会地位和工资不高,但是整个心态上面是比较积极的,很有做事的干劲儿。大家是在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地做教育。
当然那个阶段也存在一些乱象,比如还有部分的小学化之类的。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普遍还是认为整个学前教育事业不断地在变好,尤其是三年行动计划,2010年出了“国十条”,2012年出了《指南》,幼儿园教师相应地还是有了这么一个科学的依据,慢慢的做事,会相对做得更好一点,心态上面至少是积极的。
因为之前98年到08年之间,幼儿园在改制、民办化甩包袱的过程中是有大规模地衰退的,之后的2008年-2014年这个阶段的幼儿园教师是在充满着希望地回升,搞教育。
2015年江苏省内有一个大的幼儿园品质提升项目——课程游戏化。这个项目意味着在省级层面对学前教育有了一个广泛性的指导和要求,并且学术界参与进来了,学术理论界对实践有了比较好的、广泛的指导。因为以前可能是大学教师和哪边关系好,就去指导哪个幼儿园,但课程游戏化更多的是一个团队一起去做幼儿园课程的品质提升。
所以2015年到2017年中间,幼儿园实践层面有一个大的思潮的变革,毕竟是要推翻原来教师在中专时期学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在重新架构游戏化或者生活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对大多数幼儿园教师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观念上的冲击,但这种冲击至少是伴随着观念冲突中的学习,大家不断地在碰撞观点,用理论指导实践,也是在用实践检验理论。
虽然有很多教师观点根深蒂固,包括到现在为止,不得不说还是有那么一批教师,她内心本质上是不相信儿童、不相信游戏。当然也不能说她们就相信集体活动,她们其实相信的是那种成人对儿童的掌控,她们很享受这种控制欲,儿童观还是不正确的。
但至少在课程游戏化推行的氛围下,后来成长出来的一批教师,在这一方面还是有所领悟的,至少有所感知。
但是到了17年之后,课程游戏化项目建设,开始有了一些模板。相当于省里、市里树立起了几个榜样——哪几个地方做得好,哪几个幼儿园做得特别棒。这本身是很好的,好似突然有了一套模板,但是如果大家都要按着这个模板来,就要出问题了。
因为这种行政层面推的课程改革,它能推进下去,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伴随着行政考核。事实上会有一些超出普通幼儿园实践能力的东西,园所又不得不做。这就开始了一些盲目的对标,比如镇江某某幼儿园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它不一定适合连云港的某某幼儿园,因为镇江和连云港原来是帮扶城市,我就这么举例了。
这种榜样或者说示范吧,不一定适宜每一所幼儿园。但是行政层面上会出一个考核手册或者说评估手册性质的文本,要求幼儿园一条一条去对标,这样子最后就会逐渐地僵化。因为手册会把很多所幼儿园最好的地方整理到一个手册里去,但按这个手册建设出来的幼儿园很大概率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它不是说的某一个幼儿园能建设出来的,考核手册(考核标准)是把好多个地区、好多所幼儿园的优秀经验放到了一起。
我觉得这个更应该作为一种指导手册去传播,而不应该作为一个考核手册去打分。指导手册是“你可以参照着我这个经验去尝试、去试验、去验证,用实践去检验它”,而这个评估手册就变成了“我不允许你说不,你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完,你必须要把我这个标准达到”。
很明显,幼儿园带点这种“跨越”性质的发展,一定是根基不稳的,或者说是没有定力的,这里面利益受损害的就是孩子了。
17年到19年之间呢,大家虽然普遍感受到吃力,跟不上,但是不管怎么样,省里、市里给幼儿园树立起来的榜样,榜样本身大部分是好的。大部分园所会觉得我这样子去尝试一定也会是个好结果,因为榜样已经做到了。虽然教师开始很辛苦,但是教师们是觉得“我们这么去跟着,亦步亦趋地去走、去试,哪怕打个8折,我们也能拿到80分”。大家整体上还是这种比较积极和乐观的心态。
我当时硕士论文做的是乡村教师培育站,我明显地能感受到培育站里面大部分的教师,包括幼儿园里面的同事,即便是个乡村幼儿园,教师也是普遍积极和乐观的,大家觉得做这个事情是对幼儿有意义的,幼儿园教师群体还是有干劲的。
到了2019年之后,我觉得20年到23年之间,对于整个幼儿园教师群体的打击非常大的。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把工作重心转移了,转移到了不得不去应付的、不得不完成的一些行政任务上。但伴随着这种行政任务极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教育教学任务没有得到任何的缩减,教育教学任务和教育科研任务还得去完成。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20年到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大量的行政任务已经把幼儿园教师所有的精力都给牵扯过去。绝大多数的普通教师其实在这三年中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陷入了倒退。整体而言是一个比较耗费教师心力的过程,尤其是2022年全年,一种行政管理权的无限制膨胀。所有的教师所有的精力都在完成行政任务,每天各种表格、各种监测、各种问卷……这些东西已经完全的破坏了幼儿园的教育生态。
即便到现在为止,我的硕士论文的第二批数据,就我原来想收的后续测查数据到现在为止都收不上来,研究实质上中断。因为我观测的是同一批教师,但同一批教师在20-21年前后完全处于两种状态。之前她们是积极的、阳光的、乐观的,愿意挤出时间去做专业学习,愿意想心思在班上和小朋友们尝试各种事情。
同样一批教师在22年,明显看到是非常疲倦的一个状态:我不想干了,场面上的事应付一下就可以了,甚至回到了“只要孩子不出安全事故就行了”的状态。
经历了20-23年,使有想法有思想的幼儿园教师们意识到或者说使她们感受到,很多事情并没有价值和意义,因为一张纸就可以掩盖掉她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处于一种非常忙碌的状态,非常抗拒,因为有很多东西本来就不应该这样,但必须去做,或者说不得不做。教师他对于这件事情是充满着不信任的,对整个体系是充满着不信任的。
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还有政府财政做支持,民办幼儿园孩子少上一天学就少收一天学费,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民办幼儿园办不下去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大量的年轻教师对于体系的运行规则是丧失了信心的。这不只是针对幼儿园教师,幼儿园园长,小学教师、校长也是相似的,只是多数人还在按照惯性前进,没有意识到大环境的变化,抑或是说,已经默默习惯了。
整体上是一个钝刀子割肉的过程,在20年到21年之间,大家的信心还是膨胀的,或者说大家觉得我们首胜之后,后面一定会好。但连续的高压让幼儿园教师丧失了信心,主要是丧失了自己从事专业发展或自己从事这份工作的信心,这是工作意义感或者职业价值感被剥夺的一个后果。
而这些教师原来都是非常积极、非常乐观、非常向上的。本来大家希望的是,从个体的角度说:大病一场之后应该是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好好去把这三年丢失的东西重新拾起来,稳扎稳打,至少要让机体做一个恢复。
但是整个教育行政体系像要快速补回来丢掉的三年时间一样,又进入了一个大踏步“跨越”的阶段。在行政所关注的指标上,园和园、镇和镇、县和县、市和市在互相“放卫星”式“竞争”。这种状态是互相传递的,教育体系和幼儿园教师并没有进行一个休养生息,而是再次进入了一个“跨越”阶段,在虚弱的病体基础上进行“跨越式”发展,个人来说是不抱有一个良好的期望的。因为本来大家就需要休养生息了,但此时还用鞭子抽着幼儿园教师去“跨越”,我非常怀疑会体力不支而倒下。
即便说是现在有情怀的这一批人,也会耗散掉她们的精力。因为即便再有情怀,如果你没有精力,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幼儿园教师现在连最起码的自主专业发展时间都没有。最终受苦的是儿童。
并且,伴随着行政管理权的无限制膨胀,后来的考核评估已经不再是一个接地气的、实践的性质的东西了。曾经考核的优秀者前几名是得到奖励的,但是现在考核不管是经济形势也好,还是什么的指标,已经变成了考核不达标的人是要受到惩罚。你得到第一是理所应当,但你得到第二第三就应该受到惩罚,更何况你得倒数第一。
形式主义和应付变得在所难免。这个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种组织考核的从激励变为惩罚的一种转变是从何而来的,但非常明显使我认为现阶段的教师发展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进行自我更迭的状态。
从我对学前教育发展有感知、有印象,应该是从2008年之后了,到现在为止,15年。这么一个回顾,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是在不断的耗散精力,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幼儿园教师眼里头没光的一个过程,并且转折点是很明显的。
近三年,好像“跨越”之后进入到一种盲目对标的阶段,这个阶段会不断的去应付检查,不断地做台账、造假,而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在这个体系中的这些“优秀”的教师和园所其实受到的伤害非常大,表面上看上去她们获得了考核的第一,但实际上这种考核对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实质提升非常有限,甚至存在有害的部分。
写在最后:
有老师说她以后的规划:她已经没有什么想法,她就想带好班。她这种是属于自保,而能做到“带好班”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就意味着老师要放弃掉很多东西,放弃掉很多荣誉,放弃掉很多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社会地位的提升。
而在应然状态下,其实能把班级做好,已经是最成功的老师。但是体系现在以“模板”的形式,给幼儿园教师增添了太多的“规范”和“负担”。以前大家是去摸索如何把班级带好,去做试验和尝试,或者去模仿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但现在变成了一种上级要求你必须按某个固定的模式这么带班级,你只有按照我的模式才能带好这个班级。
很明显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班上的儿童不一样,班级教师擅长的地方不一样,凭什么说你必须按上级固定的模式就能把班级带好。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一点。整个体系像无序的在控制人一样,非常急迫地控制,要求你必须按什么方法去做什么事情。但很明显,我们几十万的儿童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模式去培养,如果只按这一套模式、一个方法去培养,最后培养(准确说是筛选)出来的只有少部分儿童,其他儿童是被牺牲掉的。只有适合这个方法的儿童被筛选出来了。
这个东西你可以拿到高中去用,但你不能拿到幼儿园再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是发展我们所有儿童的一个阶段,你不能拿着高中的那一套筛选的手段去搞幼儿园教育。甚至说高中的阶段因为有高考这么一个相对标准化的测评体系在,高中老师只需要让高中学生能够去拿到好分数就好了,他还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教,而幼儿园阶段甚至教师连这个话语权都被限制住了。
我认同的应然的幼儿园教育只应该画一条底线,不可以小学化(或者说非幼化)。在“不可以怎么样”之外,我们可以提供相当多的优秀案例,或者说这种路径去供幼儿园教师学习、选择、验证、实施,而不应该强迫教师必须用某种方法某种材料、写什么样子的文案、写什么样子的教案、发什么样子的公众号,仿佛有了这种规定,就能保证我们的幼儿园能办好,把孩子发展好,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幼儿园教师写更多的文案、写更多的教案、写更多的活动方式、写更多的观察记录……如果教师的重心不在儿童身上,而是在文本身上,班上的孩子发展一样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能及时地支持和回应儿童。支持和回应儿童就属于这样一种导向,而支持和回应儿童的方式应该由教师自主去决定、自主去试验和筛选,而不是我告诉你,你必须做某种形式(比如1对1倾听)做才正确。一套形式真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这必然不是的。7个人的1个班和15个小孩的1个班和24个小孩的1个班,两教一保配齐、三教轮保或者只有两教的班,它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而这会儿用同一套行政指标去规划它、考核它,这一定是有问题的,最后得到的结果一定是很讽刺的。
至于以后会变好吗?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答案,我不清楚,我无法回答。现在“要求”“考核”太多,幼儿园教师不堪重负,至少现阶段需要一个休养生息期。
我在刻意地回避思考这个问题。我是那种“天下有溺犹己溺”的人,我最近的研究在刻意回避新教师,其实回避三年以下新教师只是一个借口,而我真正回避的是这三年新进来的年轻人们,他们的心理需要去修复,需要去抚慰,而不是需要被要求,或者说是被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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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 新都区桂湖幼儿园
编辑 | 小白
审核 | 李芸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