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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徐凯文博士就是这样一位“危机干预者”。12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跟死神赛跑，从它手里夺回那些曾经“拼了命”考进高校的“天之骄子”。
随着危机发生的频次越来越高，徐凯文博士发现，发生危机的年龄也在日趋降低。
“我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被诊断为抑郁，但一般的抑郁症康复药物和传统的心理治疗却在他们身上失效，他们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大学之前的教育里早已埋下隐患。”
2016年，徐凯文将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命名为“空心病”，即“价值观缺失所致精神障碍”，主要变现为：抑郁、孤独、自我缺失、寻求外部认同以及恐惧被评价。
不久前，作为此次“真棒家庭教育节”的一部分，我们邀请徐凯文博士与北京家长们小规模地面对面，有针对性地为家长们答疑解惑：
“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要治理好雾霾，同样降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要处理好学业压力和父母心态，要主动、深刻理解当代青少年的心理。”
“家长最大的误区在于‘刻舟求剑’，用过去的思维模式去理解这个时代的孩子，价值观的冲突在所难免。”
“人要成为一个更符合自己与生俱来价值观的个体，才能获得人生的动力和意义，什么是与生俱来的价值观——良知。”
无论你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可以静下心来阅读这篇文章，试着与真实的世界和解。
*为方便阅读，以下为第一人称呈现
#01
“单纯”的家长，“复杂”的孩子
早在20年前，我就曾经做过一个判断：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会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心理障碍。
当时，我在医院做精神科医生，不同于此前精神科会在春秋两季迎来重性精神疾病高发的“旺季”，从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寒暑假涌入医院，模糊了“淡旺季”的界限，而困扰他们的是强迫、焦虑、抑郁、网络成瘾等轻性精神病。
之后的经历印证了我当时的看法。这些年，我分别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廊坊等二三线城市做过调研，发现无论城市发展水平如何，青少年心理障碍出现的概率都在20-30%左右。
疫情期间，有些极端自毁案例就发生在复课后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对于回到一个压力巨大的学习状态有着深刻的恐惧。我自己的女儿也在上高中，因为心理问题休学的也大有人在。
我认为，这种群体性的心理健康危机，指向的是价值观的冲突和评价体系的单一，这就需要我们先来主动、深刻地理解当代青少年的心理。
△徐凯文博士对于2371个大学生的“丧文化”调查
我觉得大多数家长最大的误区，就是在“刻舟求剑”，用七八十年代的思维模式，去理解21世纪的孩子，冲突在所难免。
要知道，在信息多元化的时代里，同一个班级就可能存在着相当丰富的“亚文化”，大家彼此看的动漫、打的游戏、喜欢的“爱豆”不同，可以分享的人群也就不同。相比而言，我们过去接触到的信息就同质化得多，女生都看琼瑶，男生都读金庸。
同时，孩子们接触到哲学，思考意义的年纪也比我们那会儿要早得多。前两天，我女儿就买了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学校要求，单纯出于兴趣。我记得我在上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西方哲学。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单纯”的家长，和“复杂”的孩子。
我们曾经救过一个自杀未遂的学生，并给她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心理咨询，除了学业压力外，让她感到“人间不值得”的主要原因之一竟然是“我爸妈进我的房间从来不敲门”。
不要觉得这个理由荒谬，它背后是巨大的价值观鸿沟。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和隐私权，是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逐步产生的，上一代人没有这些概念，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我在自己家里还要敲门吗？”，否定孩子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孩子自我的否定和攻击。
长此以往，孩子会产生“任何挣扎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什么事都要你们决定”的想法。轻则拒绝和父母交流，重则则会走向自毁的道路。
理解孩子，还有一个侧面是要体会孩子的苦衷。
曾经有家长激动地对我说，“我对孩子没什么要求，不是说非清北不考，他考多少分我都能接受，但我的孩子做人没有底线，我真的受不了。”
那孩子到底干了什么没底线的事？原来是“一学期有120次作业没交”。
我问我女儿对“不交作业”如何理解。她是这样回答的：大多数女生是含泪都要把作业写完（她自己可能就是这样），男生有一半都不交全作业。作业太多了，交上去老师也没有时间全看。
在很多事业比较成功的家长的经验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当初一道题一道题做出来的，不做作业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但当一半的男生都不能完成作业时，问题的性质显然不一样了。
有时候我女儿做到深夜还写不完作业的时候，我和妻子会帮忙一起做，但是很多题真的太难了，清华数院的一位老教授曾经表示自己也解不出初二学生的数学题。
现在中学的英语已经是四六级水平甚至更高，我1992年上大学那会儿，直到毕业班里还有一半的同学过不了四级。
#02
用分数去取悦别人的背后是“自我缺失”
“内卷”的环境会造成一种认知偏差的两种极端化表达：一边依赖外部评价，认为我唯一的价值就是考出好成绩，被人认可；另一边是惧怕外部评价，把自己摆得很低很低，甚至认为自己配不上好事情的发生。
这两种表达的共性是孩子的“自我缺失”。
曾经有一个南方非常著名的重点中学的孩子来找我咨询，她平时都稳定在全校前20名，考清北是很有可能的，但高考后她估分，认定自己考砸了，连211可能都上不了。
家长和老师认真讨论后决定接受现实，能考上什么就上什么，结果成绩出来，她是全省第一名。她的父母知道后一点都不开心，反而非常生气，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骗自己。
其实她没有骗人，而是在估分的时候，把没把握的都当错了，作文也按最低分来估计。她告诉我“我不敢让别人对我有高期待，因为我害怕让人失望。”
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做新生入学筛查，发现一个学生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走进咨询室，坐下来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知道我人生最大的挫折和创伤是什么吗？是成了高考状元。因为上了大学后，我先发现我除了会考试，别的都不如人。后来真的考试了，我发现我考试也不如人，一下子就崩塌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生的核心问题。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寻找自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青少年阶段的自我缺失是合理的。
但孩子们面临的困境是，当他们开始思考“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重要问题时，他们把目光投向成年人，得到的答案是“好学生”。
他们迫切需要通过追求分数去取悦他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就被深刻剥夺了。
#03
良知是打败“空心病”最有力的武器
其实，在坐的很多家长多多少少都会焦虑，焦虑的特点是怕失控，但世界原本就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不然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戴口罩呢？
中国的古老智慧是什么，顺应自然。
做父母的总希望能帮孩子“避坑”，少走弯路，但年轻一代的想法是“我选我想要的，选错了我也认。如果你不让我选，那这就不是我的人生，也就不值得过。”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家长们提个醒，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学会放手。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拉住孩子，那就是孩子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比如摸电门了，玩火等等。其余一些小伤小碰都不用阻止。家长可以始终以“港湾”、情绪稳定的倾听者或能够给出建议但不会过多干涉的朋友的角色出现，但要尊重孩子选择的权利，特别是他们“犯错”的权利。
第二、既要避免逼得太紧，也要警惕放得太松。
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减压，会说“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家养的起你。”这其实是在变相地告诉孩子“爸爸妈妈看不起你，觉得你不行。”对孩子的伤害更大。
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孩子尝试，失败了、跌倒了就回家休息一下，准备好了再出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注重良知的培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良知是打败空心病的最有力武器。
这是我跟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燕良轼教授，共同研究的结果。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是“中国人的良心问题”提取了“八心”——感恩心、孝敬心、责任心、是非心、恻隐心、羞耻心、宽恕心和诚信心。
“八心”后的数字，是我们通过大量样本调查得出的一个观察——数字越高的人越“空心”，其中可以看到缺少感恩心、孝敬心的人出现“空心”的概率最高。
很多寻求自毁的孩子都认为，我死了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生死牵动着父母的心，会对周围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时代，人如何找寻人生的动力和意义？
答案是，人要成为一个更符合自己与生俱来人性的个体。
与生俱来的人性又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良知，什么是良知？做贼就会心虚，帮助别人的话，就自我肯定，别人也肯定你，这是共同的价值观。
相反，如果一个人一直做违背价值观的事情，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就会自我否定自己，不喜欢自己，孩子们尤其如此。
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教育中找到答案。
2012年，我曾访问过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在那个下午，我感叹3700多年前就已经有那么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青铜器，同时也被一个甲骨文深深震撼，汉字“好”——母亲怀抱着孩子，就是好。
西方心理学直到最近50年才揭示了人性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代际之间的爱，中国古人早在殷商时代就参透了其中的奥妙。
当我们用“带着条件的爱”去约束孩子，批评他“能不能给我长一次脸”时，不妨想一想生命最初，你望着襁褓中的婴儿，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并发誓要用一生来守护这个稚嫩的生命的时刻，那一刻我们想要的一切，不过是孩子健康、快乐，仅此而已。
如果读完本文还觉得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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