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教师成长”课题多年，姜勇发现幼儿教师这几年越来越忙，忙到有时都没时间停下脚步，陪自己最爱的孩子说说话。他多次呼吁，解放教师闲暇时间，尊重其专业自主权，为他们打造一个自由的教育空间。
熟悉姜勇的人都知道，提到他总绕不开“华东师范大学”“幼儿教师研究”两个词，这仿佛已成了他身上的标签。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本科及研究生期间，姜勇最感兴趣的是儿童心理学，直到1998年，他进入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工作，这一兴趣才被彻底改变。
那时，姜勇发现幼儿园教师很辛苦，周五晚上常常要讨论课题到九、十点。有次坐班车回家，等车时，一位老师长叹一声：“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当时还没有“职业倦怠”这个词。那刻，姜勇意识到，一个好的幼儿园改革不仅要关注孩子，更要关注教师。“我觉得自己应该研究一下教师，研究怎样才能让他们幸福快乐且自由地成长。”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研究竟然就研究了15年。
幼儿园教师太忙了
有次，姜勇在同事朱家雄的博客里看到一位幼儿教师写下的心声。她说，自己很爱孩子，可现在只能在喝水时，抽空和心爱的孩子聊几句。她说自己很忙，时常像一个装修工人，每天就是装修各种墙面，制作各种教具，此外还要时不时地写“装修情况报告”。
“相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全国幼师呈现出一些相同的现象，对孩子的爱好像没有过去多了，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太忙了。”谈及现在幼师常见的问题，姜勇好像有说不完的感慨，尤其是“要解放教师，为教师松绑”方面。
据姜勇介绍，过去，督导、评估没有这么频繁，教师还是比较自由的，能花更多心思在孩子身上。不是说督导、评估是错的，但不能太过。或许很多督导老师会说，大家不用太紧张，展现平时的状态就行。可是，不可能不紧张的，中国传统历来重视领导。因此，园长和很多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在应付所谓的检查工作上。
姜勇还提及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上海的幼儿教师每年要交很多的文本资料，虽然本意是好的，但是很多教师都觉得很无奈，常常是网上抄一点。“写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思，也就是教师得琢磨自己的教学，这种反思不一定是找个特定的时间长篇大论写出来。”姜勇说，现在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教师应该是研究者，可不理解什么是研究，只是简单地把写论文、写研究报告当做研究。“这是不对的。”他曾专门看了国外20世纪70年代的教师研究者运动，发现当时的代表人物斯坦豪斯指出，教师是对事件反思研究者。
“老师能够反思自己今天的教育，知道跟孩子的相处有哪些是可以改进的，这就是研究。交一篇论文，并不能促进教师的成长，真正的研究应该是在实践中反思并改进。”
姜勇记得，1999年，全园教师去深圳玩，晚上吃饭时，上了一道精致的广东菜——一道雕成小白兔的点心。大家准备下筷子时，幼儿园的厨师突然大喊了一声“不许动”，然后急忙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低头画起来，边画边嘟囔：真后悔没带相机，这个雕刻多卡通呀，回去可以做给孩子吃。“你说这不是研究吗？可是你若让他写个研究报告，我估计一年内他都没办法改进自己的厨艺。”
在姜勇看来，要改善这种情况，首先得改变督导体制，增强教师的主动性，在实践中反思。他记得，自己担任浦东新区第一届后备名师的理论导师时，有个学生叫祝晓隽。十位老师中，只有她从来不写作业。姜勇找到园长，对方笑笑说，“我布置的作业她也几乎不写的”。那笑容里，不是无奈，而是赞许。
姜勇很好奇，特意找了一个研究生跟了祝晓隽一年。这才发现，她很少写论文，但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教学过程中随时发现的问题及想法。据说，这样的小本子她已经集了好多个。本子里有一个用100多个字，记录的活动“踏雨”。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小朋友两天没开展户外活动了，都有些闷闷不乐。发现这一情况后，祝晓隽设计了“雨中踩小水坑”的活动，并组织孩子们分享在雨中的感受。
“这才是真正地研究和反思。”姜勇认为，正是园长没有强制她写论文，才让她有更多时间观察孩子，琢磨教育。据了解，祝晓隽还成立了“爱上课俱乐部”，在闲暇时间和一些幼儿教师聚在一起磨课。慢慢地，这个民间组织，不再局限于自己幼儿园教师，浦东新区，甚至全上海好多教师都加入进去。“在这里，教师是主动的，没有考核，不用顾忌所谓的好与不好，每个人都很幸福。”
用高科技解放教师
姜勇介绍，有一位研究生的硕士论文，曾专门研究过上海市幼儿园教师闲暇生活状况。他发现幼儿园老师的闲暇时间，应该是所有行业里除了出租车司机以外最少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的”。闲暇时间少，很多幼儿教师要完成各种各样的周计划、月计划、观察记录、反思记录等，工作成为一种负担，毫无幸福感。
上海师范大学一位教师曾说：“教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不是重复，而是创造；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幸福生活本身。”这里蕴含的观点恰恰与杜威的“教育随时都是教师自己的报酬”不谋而合。姜勇告诉《幼儿100》杂志记者，解放老师，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去琢磨，在与孩子相处中反思、成长，这才是教育的魅力。
闲暇时间怎么解放？借鉴国外的经验，姜勇等人准备尝试在幼儿园使用Google眼镜，减少教师案头文字上的工作量。
这个眼镜戴上去不会影响儿童，就像老师平时的眼镜一样，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只不过多了记录的功能。以幼儿教师工作为例，教师在观察孩子时，如果觉得这个片段有价值，可以直接给Google眼镜发“拍摄”的指令，然后就可以看到眼镜上的灯在闪，这说明眼镜已经开始拍摄。
拍摄时，老师还可以根据情况下达“暂停”的指令，这时，这段两分钟的片段就会保存下来。接下来的“上传”指令，则可以把视频上传到预先设置好的Google网站上。幼儿教师如果在活动中产生了新的想法，还可以偷偷跑到一角，自己说一段话录下来，这就成了教师反思成长的记录部分。
这样，年终考核时，园长或督导评估调研就不用看那么多文字资料了，只需直接调出每位教师的Google眼镜记录资料，仔细分析即可。与文字资料相比，视频更加直观、生动，而且可以录下老师当时的反思，避免了想法的遗忘。“看，这就大大解放了教师的时间，观察孩子也因此成为一件有趣的事。”
此外，姜勇记得，之前有幼儿园曾设有一个专门的大房间，用于存放教师教学中可能用到的一些教具、资料，并分门别类登记好。做类似活动时，教师直接去借就好。这也大大解放了教师的时间，不用再重复做教具、准备资料，而且还节约了成本。
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
在幼儿园工作时，有天老园长拉着姜勇去见幼儿园一位刚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UBC）的附属幼儿园进修回来的教师。见到那位教师时，园长马上给予一个热烈拥抱，场面很感人。然而，这份感人却被园长出口的第一句话打破，“你一定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明天就来看一下你的半日活动，看看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那位老师脸上的笑容仿佛僵了一般：“我在UBC的附属幼儿园学到最宝贵的一项就是，请你明天不要来看我的活动。因为在加拿大，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没有带班教师的热情邀请，园长、领导、专家都是不能随意进入班级的，这是教师的专业自主权。”
这是姜勇第一次听到这五个字——专业自主权。他告诉《幼儿100》杂志记者，这是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常受关注的学术搜索词，甚至还有一些相关的量表对此进行测评。在实际中，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指的是，教师的专业影响力，参与决策的权利，如决定买什么样的玩具、教具，设计哪些活动，如何设计等。
在姜勇看来，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展现了教师的自主意识、自由精神，在教师需要具备的十项内涵素养中，他将其列在了第一位，而这也恰恰是教育需要传递给孩子的。“上海第二轮课程改革中，明确提到了‘自主权’三个字，这是种进步。”
除了在教师培训中适当加入唤醒教师自主意识的内容，为了提升教师的专业自主权，首先教育局要赋权园长自主权。例如允许园长办出不同特色，在符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基础上，根据园所实际情况，展现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按照标准开展同样的教学活动或园所布置，然后频繁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一位园长可以影响到整个幼儿园的自由氛围及文化理念等。”其次，园长要给员工充分地赋权，尊重其专业性，让教师有机会和空间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
直至现在姜勇还记得，1998年9月1日，第一天去幼儿园上班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碰到一个老师在布置墙面环境，对方热切地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年轻气盛的姜勇考虑到自己的专家身份，看了一眼墙面，就摇头晃脑地开始了批评：你这个作品不是小班孩子年龄阶段喜欢的。“其实我当时也没弄清究竟什么是合适的，说完就转身走了。”
结果对方一把拽住他，说道：“如果这样，我这里有纸、有笔、有颜料、有画棒，您来给我示范一下什么是小班孩子所喜欢的作品。”那刻，姜勇傻眼了，只能搪塞说，自己学的多是理论，不太懂实践这方面。他刚说完，只听老师得意地回了一句：“那你就是不懂啊，以后不要不懂装懂。”
如今，再谈起这件事，姜勇语气里透着对这位教师的欣赏。“这才是有专业自主性的教师，她相信自己的专业，不因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建议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同时，他也建议园长应该尊重教师这种自主权，好的教育应该是创造这样一种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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