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幼儿园教师应该把握“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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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者、专家大都不懂如何做个好教师

  学者，是专门从事某种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在某种领域内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做自己的学问。从事幼儿教育研究的学者不同于幼儿园教师，他们各自有自己专长的研究领域，各自持有自己的理论立场，有从这个立场出发看待问题的视角，他们有时会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视角出发去探讨和解释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幼儿园教育实践活动，并对此进行总结、归纳和提升，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阐述的理论和发表的见解，有时能对幼儿园教育实践起到启示作用，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指导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和见解并不代表真理，也并非所谓的“先进理念”，他们之间通过争鸣和研讨，主要研究的是幼儿教育的学理，是在探索和追求幼儿教育的一般规律。每个学者只是擅长幼儿教育理论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可能全面把握影响幼儿园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因此，他们的见解和建议并非总是有价值的，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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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视角看学者与教师关注点的差异

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视角看，学者们对幼儿教育的研究更多的聚焦于一般原理和规律，幼儿园教师更多关注的是在现实中如何解决问题。这就好比研究一个鸟，学者们更多会在实验室研究这个鸟的模型，详细研究其结构与功能，而幼儿园教师则更多地会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研究一个活的鸟，更多关注的是鸟与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学者们可以不顾及众多外界因素，可以控制各种条件，关注“科学性”地研究幼儿园教育，得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则必须顾及社会文化、社区和家庭的需求、幼儿园各种教育资源、幼儿的背景和现状、幼儿园教师的水平等，制定自己可以实施的幼儿园教育方案，在认定教师能做什么的基础上去确定教师应该做什么。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论·拉格曼（Ellen Lageman）指出，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扑风捉影的历史，大部分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本身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

其实，追溯教育研究在美国的历史，在十九世纪末叶，许多自发的或民间资助的研究都与教育的实践过程、与参与教育的人以及与学习者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教育界，学前教育机构的出现和推广、小学生的每日学习生活等，都是以研究在教育机构日常生活中如何提高教师职业水平为主的。这种情况，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历史上的早期教育运动中的研究活动带有生态学的一些特征，同时带有强烈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目的。在那时，研究提出的问题，研究的设计，研究的开发、应用和评估，涉及到了教育环境中生态性联系，常常引发了百家之言和广泛讨论。但是，教育研究后来都被转移到大学里，整个研究事业就此踏上了新的征途——走向“科学”。这个“科学”使得教育，包括教育发展、儿童学习、家庭和社区的关系、社会和教育的关系等，都处于落空的状态。正如拉格曼所述，“主要的教育研究的驱动力把教育研究推向一些不良的方向，抛开现实生活中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一味追求过分量化分析和科学主义”。

也许，包括我国在内的幼儿教育，也需要经历一下这样的路径，才会改变这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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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幼儿园教师之间关系的错位

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国相当数量的幼儿园教师，让他们在迷茫中、在不明不白中去做了许多不该做的或不能做的事情。

如前所述，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专家与幼儿园教师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得当，甚至这种关系出现了错位，导致的结果就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脱节，甚至是严重的脱节，结果就是幼儿园教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了。

学者与幼儿园教师之间关系的错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要在幼儿园教师一端，其二主要在学者、专家一端。

我国的幼儿园教师曾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以幼儿园课程改革为核心的幼儿教育改革的热潮之中，面对国际、国内传播而来的形形色色的幼儿园课程，他们兴奋之余就可能会去尝试，起码以此作为借鉴，对自己的教育实践加以反思、调整和革新。在此过程中，幼儿园教师获得信息、取得咨询意见和建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听取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言，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如若认定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言就是“先进理念”，就是“真理”，那就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如若将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言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甚至全部依据，并层层加以推进，那就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国不少的幼儿园教师都有这样的感叹：“听取学者、专家们的报告，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到家里一动也不能动”，“以前会教的教师现在不会教了，以前不会教的教师现在更逍遥了。”……教师的这些埋怨，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我国从事幼儿教育的学者大都兢兢业业，并愿为幼儿园教育实践献策献力，更有些学者潜心与幼儿园教师一起，在幼儿教育实践中打磨，获取对幼儿园教育实践有指导作用的想法和做法，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且也有效地提升了幼儿园教育实践的品质和水平。

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些学者有意、无意地在用谁都听不懂的话在阐述幼儿教育中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将幼儿园教师推入云里雾里，让他们越来越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样的做法，或有故弄玄虚之嫌，或有可能他们在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

还可以看到有些学者很少到幼儿教育实践中去跌打滚爬，却处处发表自己的“高见”，认定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理念”，对别人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一概批评，让幼儿园教师越来越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样的做法，轻则是不懂得教育的“应然”不等于教育的“实然”的道理，重则是在客观上起到了让幼儿园教师无所适从的消极作用。

总之，要解决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其前提之一就是幼儿园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把握“话语权”。这样的想法，也许就是所谓的幼儿园教育应该回归“实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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