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幼儿教师亟需“松绑”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我每天要提一个问题，每星期要写一篇反思文章，每个月要做一个案例；我要从早上7点半跟班到下午4点半；我要制作课件；我要写出每一个孩子的发育情况……我天天写，利用中午写，利用晚上写；我要抽时间陪孩子 ，照顾家，还要自学。我只知道忙，忙，还是忙。可我在忙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工作，只能一次一次地偷工减料；孩子哭，丈夫闹，家里乱糟糟；考试成绩不及格，只好再重考。”
　　
　　这是我从网络上抄录的一位幼儿园教师在“论坛”上发表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引发了我的一番思考。
　　

幼儿园教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这本不该是个问题，但是，如今成了幼儿园教师的大问题。教师做了太多他们不该做的事，难怪许多教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一线教师真的很累”，“当一线教师实在太苦了”……难怪一些教师会无奈地说：“工作，只能一次一次地偷工减料”，“心里有着对孩子的爱，但又实在没法热爱幼教现在的状况，有心无力啊”……
　　
　　幼儿园教师该做什么？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开开心心地与孩子打交道”。可有些教师“叹的气比老奶奶还多”，面对幼儿时想到的只是“偷工减料”。我们的教师被要求做了太多不该由他们做的事，有的事是他们不会做，也是无法做的。
　　
　　教师不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或心理测量学的专家，但是，他们被要求去观察和测量每个幼儿在动作、认知、情绪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并据此为每个幼儿制定适合其发展水平的教育方案。
　　
　　教师不是课程专家 ，但是，他们被要求去编制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制作教具和课件；他们被要求去创编“与别人不一样”的“园本课程”。
　　
　　教师不是学者，但是，他们被要求去做“科学研究”，去证明幼儿教育中的“普遍规律”，或者去发现新的幼儿教育原理。
　　
　　教师还被要求去做“观察、记录和反思”，这些连许多学者和专家尚没有完全弄清楚怎么做的事，而今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去做，结果成了添加在教师身上的又一负担。
　
　　……
　　
　　在我国，幼儿教育改革已经历时近20年了。回顾幼儿教育改革走过的路，我们真的应该反思一下，教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了。
　　
“都是专家惹的祸”吗　　

　　有位资深幼儿园园长在一个非正式场合下认真地对我说：“当今所存在的问题，都是专家惹的祸！”这句话让我寻思了数日。
　　
　　作为一名幼儿教育理论工作者，我并不完全赞同这句话。
　　
　　专家是干什么的？专家是搞研究的。一个有作为的幼儿教育专家会在某一特定的教育情景中，从自己独特的视角研究幼儿教育的现象，总结幼儿教育的规律。“特定情景”和“独特视角”决定着专家 运用或创造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个专家看问题，都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偏好，都具自己的理念和风格，因此，“独到见解”和“偏执”，“创造性”和“难以理喻”，“矫枉过正”与“失之偏颇”同时在一个 专家身上出现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事实上，一个头脑清晰的、有自知之明的 专家 ，不会将自己所谓的“真知灼见”强加于别人，使之成为别人必须遵循的行动纲领或者行为准则，相反，他只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提请别人作进一步思考的平台。从这种意义上讲，“都是专家惹的祸”这一说法是不公正的，因为幼儿教育专家的主要作用本来就不是为了去左右教师的行为。
　　
　　但是，作为一名幼儿教育理论工作者，我又特别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涵义。
　　
　　这些年来，专家也被“神化”了，只要是专家说的话，好像就是真理，被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评价的标准，被幼儿园作为行动的指南。殊不知，这样一来确实会造成诸多麻烦。
　　
　　麻烦之一是，理论并不等于实践，“应然”并非“实然”，过分在乎理论的“先进性”，反而有可能导致幼儿教育实践的“不可操作性”。一种好的理论，有其自身严密的逻辑和体系，它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只能用于解释和指导特定的现象和事件。幼儿教育实践应着眼于最优化地解决问题，着眼于“行得通”，而不应过多考虑是否与“正确”的理论相符。幼儿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一种或数种理论能够理想地涵盖和指导如此繁杂的实践问题。
　　
　　麻烦之二是，“ 专家太多，观点太多，变化太多，无所适从”。专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做自己的学术研究，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正是有了诸多不同的学术研究和观点，才会造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对于同一教育现象或事件，不同的专家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对专家的话，“言必听，计必从”，“有风便是雨”，盲目跟风，必定会自找麻烦，无所适从，最终丧失自我。
　　
　　麻烦之三是，专家的实验和研究“一做就成功，一到实践就行不通”。有些着眼于研究幼儿教育实际问题的专家缺乏基层的经验，没有真正地与幼儿教育实践工作者交流和对话，下车伊始，就发表所谓的指导意见，这必然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有的教师埋怨，“当专家们推出自己的观点并不断游说时，一线教师就忙着应付，否则就被说成观念陈旧、教育教学方法落后。”其实，盲目跟从那些不是来自于教育实践、扎根于教育实践的所谓研究或指导，往往不会在教育实践中获得成功。
　　
　　面对这些麻烦，有些教师对专家发起了牢骚：“也不知道专家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自己来试试！说是来指导，做科研，还不是光坐着听课？累坏了老师！”听了这样的话，那些热衷于搞学术研究的专家也许会感到有些委屈，那些热衷于发表指导意见的专家也许会有点脸红或是不服。我想，这些教师也大可不必发牢骚，应该听听我国一位资深教育家所说的话：“专家的话要听，但切不可全听。”
　　
　　做点实事最重要　　

　　要改革，要进取，就会累，不累就不会有作为；因为累过了，我们才取得如今的改革成果。关键是要累得值得。
　　
　　在谁都还不太清楚该如何改革的时候，会走弯路。走弯路的累是白白的累，但是，这样的累能让教师获得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累为的是以后少累或者不再很累。
　　
　　应该说，谁都不会喜欢累。如果让教师没完没了地累，莫名其妙地累，到头来只能让教师感到心烦，感到无奈，感到厌倦。有个教师在网上这样写道：“现在到家就关起房门，为一堆计划、观察、反思而奋笔疾书，在家平均每天说不上几句话，累了一天，实在没时间没力气说话了……”
　　
　　其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理性地让教师少累或者不再很累了。换言之，如果我们能让教师去做他们该做的事，不做或少做不该做的事，教师就完全可以少累或者不再很累。
　　
　　当教师将每个幼儿都看成是有不同发展潜能的人，看成是有平等接受教育机会的人，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意幼儿现时的发展水平，更不会通过复杂的侧量给幼儿分等级，“贴上标签”。他们会以满腔的热情去对待每一个幼儿，不管他是否已经达到人为制定的要求或标准。
　　
　　如果教师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纲要和课程指南，选择和运用社会上已有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通过政府有关部门严格审查的教育材料，那么，他们就只需在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由课程 专家 们编制的材料上下功夫，通过“园本化”的过程使课程和教育活动在最大程度上适合自己的教育对象，而不必花时间和精力去自己编制课程了。
　　
　　如果教师将研究目的确定为改进自己的教育和教学工作，那么，他们就会自觉地加强教研活动，通过相互讨论和启发，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些不着边际的所谓研究了。
　　
　　如果教师还有余力，他们还可以去研究幼儿和教师自身的行为，即通过“观察、记录和反思”进一步领悟教育、教学的真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但是，这样做，一是应该懂得如何去做（“观察、记录和反思”实在是不容易做的事），二是要有余力才去做，否则还不如不做。
　　
　　我以为，以上这些事都是幼儿园教师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做点这样的实事，教师才算是做了自己本分的事，而且不会太累。在这里，我并不否认高水平的教师完全可以做一些“超越一般”的事，但是，这只局限于少数教师。
　
　　我认为，教师的负担轻了，他们才会有好心情，才会“快快乐乐地去和 孩子 打交道”，起码，这样的教育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
　　
　　几句老实话　　
　　最后，我还想将已经说过的话归纳一下：
　　
　　●让幼儿在幼儿园内有快乐的生活，就要让教师有快乐的心情。要给教师“松绑”，让他们快快乐乐、轻轻松松地做教师。
　　
　　●让教师做他们该做的事，不要去赶“时髦”，要少做或不做“跟风”的事。
　　
　　●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需要时间加以填充。幼儿教育改革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这需要时间。
　　
　　● 专家的话要听，但不可全听。不要将专家的学术研究都看成是在教育实践中可以做成的事情。
　　
　　●各级幼儿教育行政干部、督导和教研人员对幼儿教育实践往往起着导向作用，不要去赶“时髦”，更要少做或不做“跟风”的事。要保护和珍惜教师工作的积极性。